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山上的小屋》的创作主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的叙述策略得以实现,残雪采取的策略就是“无言”。在文本叙述中,“我”作为作者的代言者,与家庭中其他三个成员——“母亲”、“小妹”和“父亲”——之间呈现出一种“无言”的对抗状态。文本在整体叙述上,也体现出“无言”的反抗策略。
关键词:“无言” 反抗 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山上的小屋》作为天才女作家残雪的处女作,它的创作主旨已有公论,即对黑暗现实的决绝与反抗,对哪怕仅是些微的光明的希冀和追寻。这种反抗的主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的叙述策略得以实现,而残雪采取的策略就是“无言”。
一
在《山上的小屋》中,文本的叙述场景是“我”所在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无疑是黑暗现实的象征和缩影,于是残雪反抗黑暗的锋芒指向了这个家庭。文本叙述中,“我”作为残雪的代言者,与家庭中其他三个成员——“母亲”、“小妹”和“父亲”——之间呈现出一种“无言”的对抗状态,这既是残雪的叙述策略,也体现出了残雪反抗黑暗的旨意。
1 对“母亲”的“无言”
我们来看文本的第三节: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这是文本中第一次出现的人物的言语。然而,文本中的“我”却没有相应的、合乎常理的应答,文本的第四节为:
“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文本中,“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既像是生怕被“妈妈”打断,又像是长久压抑后迫不及待的一泻而出,“我”不接“妈妈”的话茬,不顺着她的语意,呈现出一种疯人般的自言自语的偏执状态,这对于以“妈妈”为代表的正常理性世界,是一种拒绝的状态,是一种“无言”的状态,“我”以这种“无言”来表达我与“母亲”的对抗。
这种“不接话茬”、“自言自语”式的反抗在文本中还有很多处,越往后,“我”对“母亲”的“无言”反抗越强烈:
“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血管里发出怦怦的响声,像是在打鼓。你看看这里,”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我倒宁愿是坏血症。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这里那里弄得响,这滋味,你没尝过。为了这样的毛病,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她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只手像被冰镇过一样冷,不停地滴下水来。
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
在这里,“我”已超越了“不接话茬”、“自言自语”式的应付和反抗,对“母亲”的言语彻底地置若罔闻,以真正的无言来对抗“母亲”的挑衅和进攻,母女间天然的无间情感和亲和关系在文本中已是荡然无存。
在文本的最后,“我”与“母亲”间长久持续的对抗与“无言”终于导致尖锐的冲突: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它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
对立双方终于在听到/没听到这对终极矛盾上形成对抗,文本叙述中一开始就暗中弥散与流淌的对立与反抗的暗流仿佛要在瞬间猛烈而迅捷地喷发。残雪最后一次使用“置若罔闻”的叙述策略,将语言交流的场域打破,从话语交流的诱惑中突围。因为残雪知道,这种诱惑会像黑洞一样,将自己的光亮与个性吞没。
2 对“小妹”的“无言”
文本中,“我”与家庭中的双亲从来没有正常的语言交流与真正的心灵沟通,“我”与家人间唯一的一次真正沟通是与“小妹”: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小妹”与“我”的这次交流,是通过普通的文本叙述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的;“小妹”是“偷偷跑来”的,是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的行为;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小妹”与“我”才有交流,“我”才愿意跟她交流。
“我”为什么能与“小妹”有一次真正的交流?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相对于母亲和父亲的冷酷、残忍与圆滑,“小妹”还算是一种善良单纯的人性美好的象征,“小妹”的善良单纯缘于她的年幼与涉世不深。而这唯一的一次交流也是短暂的,仿佛不得不为的偶尔为之。紧接着的文本叙述中,当“小妹”进入“言语”状态,期待与“我”对话时,交流就戛然而止,“我”又呈现出“无言”的状态:
“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的开关,做到毫无声响。”
3 对“父亲”的“无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男主外,女主内”,父亲是一个家庭的象征,男权是封建专制的重要话语和内容,而“文革”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封建专制传统在当代的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残雪反抗黑暗的最尖锐的锋芒就逻辑性地指向了“父亲”——“我”对“父亲”的“无言”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相比是最强烈的。当然,残雪的这种对“父亲”的反抗,也与她女性主义写作的立场无法切割,正如有论者指出:
“残雪以特有的女性写作主题和女性表现视角,必然赋予文本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新的叙述语言和形式,小说呈现出颠覆男权的权威话语的风格学特征。”
(1) 在文本叙述中,“父亲”这一角色作为男权的象征,晚于母亲和小妹的出场。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秩序里,父亲的地位高于母亲;在以家庭为背景的文学叙述中,“父亲”应先于“母亲”出场;“小妹”在这种伦理秩序里,应是最后出场的角色。而在《山上的小屋》的文本叙述中,“父亲”不但晚于“母亲”、也晚于小妹出场,可见残雪对“父亲”的蔑视到了何种程度。让“父亲”在文本叙述中最后出场,这既表征着残雪对“父亲”的“无言”,也表征着她对黑暗的反抗。而且,我们还能从文本中计算出:与“母亲”和“小妹”相比,“父亲”在文本叙述中所占的篇幅也最少。
(2) 对“父亲”的妖魔化审丑叙述。
文本中关于父亲的首次叙述,即“父亲”的出场,在残雪笔下是无比丑陋、让人生厌的,让人感觉无言。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与残雪对“父亲”的妖魔化审丑叙述相伴随的是父女间的交流断裂。文本中有一段关于父亲和井的叙述: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
“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这段叙述由父亲的言语由“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开始,其中的“你”指的是“我”,他是对“我”而言的,而在文本叙述中的“我”却从未有任何与“井”有关的只言片语,父女间的交流呈现出断裂的状态,“我”的无言凸现出父亲的神经质般的语无伦次。
二
小说《山上的小屋》在整体叙述上,也体现出“无言”的反抗的策略。
1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小说一开始,或者说叙述一开始,残雪就将“小屋”与“清理抽屉”这两个元话语置放于文本的最前端,在形式上将它们投放于最重要的位置。最前面的即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人表情达意的习惯。因为“小屋”寓意着光明与希望的所在,是残雪为反抗黑暗而心造的幻象;而“清理抽屉”寓意着“重建秩序的努力”。这两个寓意无疑是残雪企图通过这个文本表达的两个核心理念,这两个寓意在残雪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令她不吐不快,一提笔即倾泻而出;或者说,这两个元话语在表述之前,其它的话语都显得多余,残雪将其它所有的叙述置于“无言”的状态。
2 在文本叙述的开始和结束,“我”两次去寻找“山上的小屋”,这种离开——寻找的叙述模式,“其隐晦的内涵也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与处境的寓言式表达”,寓意着“我”自始至终对身处的这个“家庭”都是无言的,“我”是“生活在别处”,而“我”魂牵梦系的是“山上的小屋”。这种叙述策略“突出和强化的是人孤独脆弱的灵魂以及无力面对又无从躲避的“他人即地狱”的险恶人际处境。”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起先我坐在藤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面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文本最后的叙述读来实在令人感觉悲壮,“我”没有寻找到魂牵梦系的“小屋”,正如“我”“清理抽屉”的努力一再被“母亲”所破坏。在“山上”,“我”只看见了“白光”和“白石子的火焰”。白色是虚无的体现,“我”用“无言”作为反抗的策略,但“我”最终寻求到的却是虚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凉的宿命。
3 整个文本没有以时间为背景的时代痕迹,这对于喧嚣浮躁的时代来说,又是一种“无言”。作家仿佛“生活在别处”,整个文本是与时代相对抗的一段旁逸斜出的叙述。当时代的黑暗让作家感觉无言时,残雪采取一种决然的方式——将时代的痕迹从作品中悄然抹去——来表达自己无声的反抗。
这种“对时代抹去”,并不意味着残雪对时代的冷漠,相反,当残雪以先锋的姿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始现代主义的飞翔时,就以其对当下现实的血肉相系的倾情关注,清晰地标示出了自我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分野。在她梦魇般的吊诡语词下,在她似真似幻的文本叙述中,隐隐起伏和暗中流淌着对周遭现实的如泣如诉的生命关注,无边无垠的情感凝聚与投入,在其个人化的叙事中掩埋着既属于民族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宏大命题和普世价值。也许童年时湖南故乡的贫穷和周遭现实带来的恐惧,在残雪年幼的记忆里烙下了永久的伤痕,使她成年后本能地拒绝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诗意和高蹈,也无法或明或暗地歌颂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能是叙写记忆中的黑暗和创伤,叙写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而又从未放弃对周遭现实的打量和影射。残雪以写作来生成“武器”,从叙述中生长出反抗,她的这种姿态,我们可以命名为现代主义的“中国式写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残雪从庄子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中获得了灵感和智慧,而她用从古典文化传统中获得的资源来反抗传统中黑暗的部分,这又是残雪天才般的智慧和“鬼才”般的精灵的体现。正如残雪曾自信地说:
“因为我写的东西是谁也写不出来的。我想,正如博尔赫斯成了西方的传统一样,我的文学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传统。”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畲丹清:《冷暖相济中的和谐与不和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3] 施津菊、吴晓棠:《残雪小说:半巫半梦中的“灵魂”世界》,《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
[4] [日]鹈饲哲夫:《残雪:中国现代文学奇才》,读卖新闻,2001年10月。
作者简介:刘勇,男,1973—,重庆江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无言” 反抗 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山上的小屋》作为天才女作家残雪的处女作,它的创作主旨已有公论,即对黑暗现实的决绝与反抗,对哪怕仅是些微的光明的希冀和追寻。这种反抗的主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的叙述策略得以实现,而残雪采取的策略就是“无言”。
一
在《山上的小屋》中,文本的叙述场景是“我”所在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无疑是黑暗现实的象征和缩影,于是残雪反抗黑暗的锋芒指向了这个家庭。文本叙述中,“我”作为残雪的代言者,与家庭中其他三个成员——“母亲”、“小妹”和“父亲”——之间呈现出一种“无言”的对抗状态,这既是残雪的叙述策略,也体现出了残雪反抗黑暗的旨意。
1 对“母亲”的“无言”
我们来看文本的第三节: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这是文本中第一次出现的人物的言语。然而,文本中的“我”却没有相应的、合乎常理的应答,文本的第四节为:
“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文本中,“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既像是生怕被“妈妈”打断,又像是长久压抑后迫不及待的一泻而出,“我”不接“妈妈”的话茬,不顺着她的语意,呈现出一种疯人般的自言自语的偏执状态,这对于以“妈妈”为代表的正常理性世界,是一种拒绝的状态,是一种“无言”的状态,“我”以这种“无言”来表达我与“母亲”的对抗。
这种“不接话茬”、“自言自语”式的反抗在文本中还有很多处,越往后,“我”对“母亲”的“无言”反抗越强烈:
“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血管里发出怦怦的响声,像是在打鼓。你看看这里,”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我倒宁愿是坏血症。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这里那里弄得响,这滋味,你没尝过。为了这样的毛病,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她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只手像被冰镇过一样冷,不停地滴下水来。
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
在这里,“我”已超越了“不接话茬”、“自言自语”式的应付和反抗,对“母亲”的言语彻底地置若罔闻,以真正的无言来对抗“母亲”的挑衅和进攻,母女间天然的无间情感和亲和关系在文本中已是荡然无存。
在文本的最后,“我”与“母亲”间长久持续的对抗与“无言”终于导致尖锐的冲突: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它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
对立双方终于在听到/没听到这对终极矛盾上形成对抗,文本叙述中一开始就暗中弥散与流淌的对立与反抗的暗流仿佛要在瞬间猛烈而迅捷地喷发。残雪最后一次使用“置若罔闻”的叙述策略,将语言交流的场域打破,从话语交流的诱惑中突围。因为残雪知道,这种诱惑会像黑洞一样,将自己的光亮与个性吞没。
2 对“小妹”的“无言”
文本中,“我”与家庭中的双亲从来没有正常的语言交流与真正的心灵沟通,“我”与家人间唯一的一次真正沟通是与“小妹”: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小妹”与“我”的这次交流,是通过普通的文本叙述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的;“小妹”是“偷偷跑来”的,是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的行为;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小妹”与“我”才有交流,“我”才愿意跟她交流。
“我”为什么能与“小妹”有一次真正的交流?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相对于母亲和父亲的冷酷、残忍与圆滑,“小妹”还算是一种善良单纯的人性美好的象征,“小妹”的善良单纯缘于她的年幼与涉世不深。而这唯一的一次交流也是短暂的,仿佛不得不为的偶尔为之。紧接着的文本叙述中,当“小妹”进入“言语”状态,期待与“我”对话时,交流就戛然而止,“我”又呈现出“无言”的状态:
“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的开关,做到毫无声响。”
3 对“父亲”的“无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男主外,女主内”,父亲是一个家庭的象征,男权是封建专制的重要话语和内容,而“文革”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封建专制传统在当代的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残雪反抗黑暗的最尖锐的锋芒就逻辑性地指向了“父亲”——“我”对“父亲”的“无言”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相比是最强烈的。当然,残雪的这种对“父亲”的反抗,也与她女性主义写作的立场无法切割,正如有论者指出:
“残雪以特有的女性写作主题和女性表现视角,必然赋予文本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新的叙述语言和形式,小说呈现出颠覆男权的权威话语的风格学特征。”
(1) 在文本叙述中,“父亲”这一角色作为男权的象征,晚于母亲和小妹的出场。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秩序里,父亲的地位高于母亲;在以家庭为背景的文学叙述中,“父亲”应先于“母亲”出场;“小妹”在这种伦理秩序里,应是最后出场的角色。而在《山上的小屋》的文本叙述中,“父亲”不但晚于“母亲”、也晚于小妹出场,可见残雪对“父亲”的蔑视到了何种程度。让“父亲”在文本叙述中最后出场,这既表征着残雪对“父亲”的“无言”,也表征着她对黑暗的反抗。而且,我们还能从文本中计算出:与“母亲”和“小妹”相比,“父亲”在文本叙述中所占的篇幅也最少。
(2) 对“父亲”的妖魔化审丑叙述。
文本中关于父亲的首次叙述,即“父亲”的出场,在残雪笔下是无比丑陋、让人生厌的,让人感觉无言。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与残雪对“父亲”的妖魔化审丑叙述相伴随的是父女间的交流断裂。文本中有一段关于父亲和井的叙述: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
“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这段叙述由父亲的言语由“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开始,其中的“你”指的是“我”,他是对“我”而言的,而在文本叙述中的“我”却从未有任何与“井”有关的只言片语,父女间的交流呈现出断裂的状态,“我”的无言凸现出父亲的神经质般的语无伦次。
二
小说《山上的小屋》在整体叙述上,也体现出“无言”的反抗的策略。
1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小说一开始,或者说叙述一开始,残雪就将“小屋”与“清理抽屉”这两个元话语置放于文本的最前端,在形式上将它们投放于最重要的位置。最前面的即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人表情达意的习惯。因为“小屋”寓意着光明与希望的所在,是残雪为反抗黑暗而心造的幻象;而“清理抽屉”寓意着“重建秩序的努力”。这两个寓意无疑是残雪企图通过这个文本表达的两个核心理念,这两个寓意在残雪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令她不吐不快,一提笔即倾泻而出;或者说,这两个元话语在表述之前,其它的话语都显得多余,残雪将其它所有的叙述置于“无言”的状态。
2 在文本叙述的开始和结束,“我”两次去寻找“山上的小屋”,这种离开——寻找的叙述模式,“其隐晦的内涵也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与处境的寓言式表达”,寓意着“我”自始至终对身处的这个“家庭”都是无言的,“我”是“生活在别处”,而“我”魂牵梦系的是“山上的小屋”。这种叙述策略“突出和强化的是人孤独脆弱的灵魂以及无力面对又无从躲避的“他人即地狱”的险恶人际处境。”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起先我坐在藤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面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文本最后的叙述读来实在令人感觉悲壮,“我”没有寻找到魂牵梦系的“小屋”,正如“我”“清理抽屉”的努力一再被“母亲”所破坏。在“山上”,“我”只看见了“白光”和“白石子的火焰”。白色是虚无的体现,“我”用“无言”作为反抗的策略,但“我”最终寻求到的却是虚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凉的宿命。
3 整个文本没有以时间为背景的时代痕迹,这对于喧嚣浮躁的时代来说,又是一种“无言”。作家仿佛“生活在别处”,整个文本是与时代相对抗的一段旁逸斜出的叙述。当时代的黑暗让作家感觉无言时,残雪采取一种决然的方式——将时代的痕迹从作品中悄然抹去——来表达自己无声的反抗。
这种“对时代抹去”,并不意味着残雪对时代的冷漠,相反,当残雪以先锋的姿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始现代主义的飞翔时,就以其对当下现实的血肉相系的倾情关注,清晰地标示出了自我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分野。在她梦魇般的吊诡语词下,在她似真似幻的文本叙述中,隐隐起伏和暗中流淌着对周遭现实的如泣如诉的生命关注,无边无垠的情感凝聚与投入,在其个人化的叙事中掩埋着既属于民族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宏大命题和普世价值。也许童年时湖南故乡的贫穷和周遭现实带来的恐惧,在残雪年幼的记忆里烙下了永久的伤痕,使她成年后本能地拒绝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诗意和高蹈,也无法或明或暗地歌颂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能是叙写记忆中的黑暗和创伤,叙写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而又从未放弃对周遭现实的打量和影射。残雪以写作来生成“武器”,从叙述中生长出反抗,她的这种姿态,我们可以命名为现代主义的“中国式写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残雪从庄子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中获得了灵感和智慧,而她用从古典文化传统中获得的资源来反抗传统中黑暗的部分,这又是残雪天才般的智慧和“鬼才”般的精灵的体现。正如残雪曾自信地说:
“因为我写的东西是谁也写不出来的。我想,正如博尔赫斯成了西方的传统一样,我的文学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传统。”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畲丹清:《冷暖相济中的和谐与不和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3] 施津菊、吴晓棠:《残雪小说:半巫半梦中的“灵魂”世界》,《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
[4] [日]鹈饲哲夫:《残雪:中国现代文学奇才》,读卖新闻,2001年10月。
作者简介:刘勇,男,1973—,重庆江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