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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北欧有5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
这里水面阔大，富有森林，气候比较寒冷，主要以木材、水力发电、金属、工程、电讯和电子工业及海洋捕捞业为主；这里的人均寿命高，出生率低，人口密度列世界100位左右；这里工业化、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国家富足，政府福利制度宽松，民众安居乐业，这里多数人信奉基督教。
丹麦的红底白十字的国旗，是世界上第一面国旗；丹麦还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还诞生了著名的安徒生。190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举行了由瑞典国王颁奖的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奖礼。
1930年以来，北欧国家可以被视为社会及家庭结构和家庭政策变革的实验室。在1970——2002年间，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30.1岁。1/2的夫妇离婚；56%的儿童为非婚生子女。瑞典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目从2.42个下降到1.65个；挪威从2.95个下降到1.72个；冰岛从3.72个下降到1.93个。
在瑞典，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7%，15岁之下的人口占18%。从孩子出生起，其父亲可以休假以鼓励父亲们共同承担责任，减少分居，并确保在分居的情况下夫妻双方能够共同担负照顾孩子的责任。1/5的家庭是单亲家庭。17岁以下的孩子中有1/4的父母离异。
北欧女性社会地位比较高，是政治经济生活中重要力量。
女性长官数目大威风神气又潇洒
在大企业的董事会构成上，女性董事数目不断增加。在挪威和瑞典最大的公司中，女性分别占了22%和20%的董事席位。而在经济水平相近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公司高层董事会中，仍然几乎是男性的一统天下。
尽管如此，挪威政府曾经强制实行定额限制，即女性董事占40%的规定，以作为纠正董事会中女性代表不足的一种方式。这已成为近年来大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瑞典也有类似的趋向。
但有些人认为：限额规定一点也不好，很多女性将会以为，她们是因为限额规定才进入董事会，而不是因为她们的能力。而董事会成员中几个少数显赫的女性往往是有权有势家族的成员。
也有人认为：虽然50%的人口是女性，但这未必要成为女性在董事会也要接近这个比例的理由。就董事的角色而言，重要的是要做出实际贡献。
而更多的人理解支持这“定额限制”，他们相信这样的事实和数字：
1996年至2000年间世界财富500强中353家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性别组成和财务业绩平均下来，在业绩最佳的公司中，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更多；在给女性员工分派国际任务方面，公司的记录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北欧国家均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被称为“妇女友好国家”。北欧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她们至今仍不断在各个领域争取自己的权利。丹麦妇女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争取到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积极支持。
芬兰的总统是一位女性，她没结婚却带着一个孩子，在芬兰这样的人能当选总统，可见妇女地位是多么高。芬兰有几大部，其中女部长就占一半以上；各大公司，甚至公安局，第一把手很多都是女性，很威风的。
北欧的女性非常关心政治，这是世界妇女的榜样。她们在议会中占有38.8%的席位，是世界第一位（目前世界各国女性的参政平均比率是14.3%，目标是30%）。因为女性的积极参政，使得“女性和男性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各有不同，这可以给双方保留一个空间，因为他们并不矛盾，相反可以互为补充。女性参与政治及高层管理、使其变得更诚实更透明、也更人性化。”
北欧妇女组织的情况与中国很相似，比如，妇女生孩子可以带薪休假等。妇女组织与政府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北欧国家对妇女学支持力度最大。具有“国家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官僚”背景的北欧妇女学经费来源于政府，妇女学者、活动家与政府的合作促进立法和妇女状况的良性互动。
做事一板一眼心态平和悠然
北欧工业制造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与泰然。
比如，在离哥本哈根40分钟车程距离的Vejle，是DEVI生产制作厂房。这里地域广大，全部是一层的工作室与车间，厂房里是若干巨型的制造机器，机器由电脑软件控制运行，一台台衔接配合，工人主要监督机器运转。所有的工人基本是在监控大型机运转，同时操作电脑软件控制。整个厂房热烈而有条不紊，完全是现代化工业时代的一幅典型图画。工人们穿着轻松：牛仔裤、T恤衫，他们经常是微笑着，干活时极端认真，一板一眼的。倒也不是他们的觉悟怎样高，这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决定的。再就是工作管理有严格的要求，他们一切的操作都是机器和电脑的数据检验，工人遵从数据标准，只要做到日常监督检查，就是最好的尽职尽责了。而他们厂房休息间的各个角落的绿植、桌上的咖啡、水果、点心、构成了他们的另一部分工作环境。
这真是科学+人性化的管理。
这里有大量的女工，而且有的年龄已50多岁了。她们很认真地将各个芯片镶到主板上，像做精致的手工艺品。而无论她们怎样精细，每一道工序后仍然由电脑控制的检测器数据标准检验。在这里，女人们有很高的地位。女人可以工作到65岁退休。她们可以随时来选择工作，随时来选择做全职或兼职甚至做小时工，她们也有很充分的休息时间。在工作中，他们自在而快乐。
生活中，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融洽。她们接受的妇科健康保健最为周到和普及，50年来，作为女性大敌的子宫颈癌，在这里的妇女因此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排在世界第一。
总之，北欧女性健康、自信，凡事悠然平和、凡事认真负责、凡事感恩开怀……
托育制度完善周到当了母亲幸福骄傲
北欧五国中，公共托育服务发展最早、提供量最大的是丹麦，瑞典后来居上，具有最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网，挪威和芬兰公共托育服务也是后起之秀，但晚近挪威政府规划针对所有有托育意愿之父母提供学前公共托育服务，并大量增加课后托育服务。以上四国的托育制度大致符合一般所谓的“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
丹麦和瑞典是北欧模式托育制度的代表，其政策目标有三：一为给予孩童平等普及的托育，二为支持父母（尤其是母亲）就业，三为实现男女平等。这三项政策目标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北欧国家与社会的基本价值：平等精神。“平等”的信念基本上是对劳工阶层以及女性友善的价值，因此其国家制度能够优先顾及劳工（受薪者）阶层孩童照顾与教育之需求、劳工（受薪者）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需求，以及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
丹麦和瑞典的托育“福利”，有着另一个方面，那是其余地区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方面，而那便是其为国家积极劳动政策之一环。其做法为：规定只有在父母双方（或单亲）参与劳动的的状况下，其小孩才有享受托育福利服务的权利。这项规定具有相当完善的配套措施，包括为期相当长的有薪育婴假、条件相当宽松的亲职假（用以照顾病童）、完善的再就业训练及辅导（失业者只要进入此训辅计画即能让子女继续享受公共托育服务）等等。
丹麦是公共托育的前锋，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拓展托育福利服务；丹麦也在这一方面带领潮流，将照顾福利服务推向“地方自治”与“税金支付”两相结合的方向。民间组织在丹麦的机构式托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跟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连结。
瑞典是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的典范，它于1960年代起大规模投资于公共托育措施。以其公部门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其数量庞大的公共托育服务，以及对于品质和普及性的注重而言，瑞典展现了最典型的北欧模式。1991-1994年间右倾政党的执政虽然导致福利制度的些微右转，但是，自从1994年社民党重回执政宝座之后，右转的趋势已经停止。
堪称全世界最注重托育（以及长期照护）福利服务的瑞典，于1996年起将托育的主管机关从卫生与福利部挪至教育部，其用意在于“将学前机构、学校及课后托育融合为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关于经费，丹麦、瑞典、挪威、芬兰都采取融合税金支付、部分自付额与对弱势儿童的补助之方式。1987年的资料显示，瑞典学前托育（机构及保母）福利服务经费使用者自付额为10.8%，丹麦为18.3%，挪威学前（机构）托育福利服务使用者自付16.3%（Leira 1993: 51），但多于一个小孩使用之家庭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减免，以便让所有小孩都能享受。
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女性而言，由于对育儿支持不足和家庭职责的负担，把母亲与职业女性这两种身份平衡地结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一直“被撕裂着”，对于公司来说，女性休产假不仅是组织的噩梦，而且是一种背叛，这就限制了女性升迁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延迟生儿育女的时间，或完全放弃生育的可能。只有北欧国家因为有完善的帮助和保护妇女的相关制度和规定成为例外。
她们幸运地享受国家完善的“托育”制度及其它各项相关制度周到的照顾，使得她们有无丈夫和父亲并不太影响她们的生活水准。她们从容悠然，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她们成为世界上比较幸福的母亲。
这里水面阔大，富有森林，气候比较寒冷，主要以木材、水力发电、金属、工程、电讯和电子工业及海洋捕捞业为主；这里的人均寿命高，出生率低，人口密度列世界100位左右；这里工业化、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国家富足，政府福利制度宽松，民众安居乐业，这里多数人信奉基督教。
丹麦的红底白十字的国旗，是世界上第一面国旗；丹麦还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还诞生了著名的安徒生。190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举行了由瑞典国王颁奖的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奖礼。
1930年以来，北欧国家可以被视为社会及家庭结构和家庭政策变革的实验室。在1970——2002年间，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30.1岁。1/2的夫妇离婚；56%的儿童为非婚生子女。瑞典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目从2.42个下降到1.65个；挪威从2.95个下降到1.72个；冰岛从3.72个下降到1.93个。
在瑞典，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7%，15岁之下的人口占18%。从孩子出生起，其父亲可以休假以鼓励父亲们共同承担责任，减少分居，并确保在分居的情况下夫妻双方能够共同担负照顾孩子的责任。1/5的家庭是单亲家庭。17岁以下的孩子中有1/4的父母离异。
北欧女性社会地位比较高，是政治经济生活中重要力量。
女性长官数目大威风神气又潇洒
在大企业的董事会构成上，女性董事数目不断增加。在挪威和瑞典最大的公司中，女性分别占了22%和20%的董事席位。而在经济水平相近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公司高层董事会中，仍然几乎是男性的一统天下。
尽管如此，挪威政府曾经强制实行定额限制，即女性董事占40%的规定，以作为纠正董事会中女性代表不足的一种方式。这已成为近年来大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瑞典也有类似的趋向。
但有些人认为：限额规定一点也不好，很多女性将会以为，她们是因为限额规定才进入董事会，而不是因为她们的能力。而董事会成员中几个少数显赫的女性往往是有权有势家族的成员。
也有人认为：虽然50%的人口是女性，但这未必要成为女性在董事会也要接近这个比例的理由。就董事的角色而言，重要的是要做出实际贡献。
而更多的人理解支持这“定额限制”，他们相信这样的事实和数字：
1996年至2000年间世界财富500强中353家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性别组成和财务业绩平均下来，在业绩最佳的公司中，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更多；在给女性员工分派国际任务方面，公司的记录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北欧国家均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被称为“妇女友好国家”。北欧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她们至今仍不断在各个领域争取自己的权利。丹麦妇女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争取到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积极支持。
芬兰的总统是一位女性，她没结婚却带着一个孩子，在芬兰这样的人能当选总统，可见妇女地位是多么高。芬兰有几大部，其中女部长就占一半以上；各大公司，甚至公安局，第一把手很多都是女性，很威风的。
北欧的女性非常关心政治，这是世界妇女的榜样。她们在议会中占有38.8%的席位，是世界第一位（目前世界各国女性的参政平均比率是14.3%，目标是30%）。因为女性的积极参政，使得“女性和男性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各有不同，这可以给双方保留一个空间，因为他们并不矛盾，相反可以互为补充。女性参与政治及高层管理、使其变得更诚实更透明、也更人性化。”
北欧妇女组织的情况与中国很相似，比如，妇女生孩子可以带薪休假等。妇女组织与政府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北欧国家对妇女学支持力度最大。具有“国家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官僚”背景的北欧妇女学经费来源于政府，妇女学者、活动家与政府的合作促进立法和妇女状况的良性互动。
做事一板一眼心态平和悠然
北欧工业制造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与泰然。
比如，在离哥本哈根40分钟车程距离的Vejle，是DEVI生产制作厂房。这里地域广大，全部是一层的工作室与车间，厂房里是若干巨型的制造机器，机器由电脑软件控制运行，一台台衔接配合，工人主要监督机器运转。所有的工人基本是在监控大型机运转，同时操作电脑软件控制。整个厂房热烈而有条不紊，完全是现代化工业时代的一幅典型图画。工人们穿着轻松：牛仔裤、T恤衫，他们经常是微笑着，干活时极端认真，一板一眼的。倒也不是他们的觉悟怎样高，这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决定的。再就是工作管理有严格的要求，他们一切的操作都是机器和电脑的数据检验，工人遵从数据标准，只要做到日常监督检查，就是最好的尽职尽责了。而他们厂房休息间的各个角落的绿植、桌上的咖啡、水果、点心、构成了他们的另一部分工作环境。
这真是科学+人性化的管理。
这里有大量的女工，而且有的年龄已50多岁了。她们很认真地将各个芯片镶到主板上，像做精致的手工艺品。而无论她们怎样精细，每一道工序后仍然由电脑控制的检测器数据标准检验。在这里，女人们有很高的地位。女人可以工作到65岁退休。她们可以随时来选择工作，随时来选择做全职或兼职甚至做小时工，她们也有很充分的休息时间。在工作中，他们自在而快乐。
生活中，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融洽。她们接受的妇科健康保健最为周到和普及，50年来，作为女性大敌的子宫颈癌，在这里的妇女因此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排在世界第一。
总之，北欧女性健康、自信，凡事悠然平和、凡事认真负责、凡事感恩开怀……
托育制度完善周到当了母亲幸福骄傲
北欧五国中，公共托育服务发展最早、提供量最大的是丹麦，瑞典后来居上，具有最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网，挪威和芬兰公共托育服务也是后起之秀，但晚近挪威政府规划针对所有有托育意愿之父母提供学前公共托育服务，并大量增加课后托育服务。以上四国的托育制度大致符合一般所谓的“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
丹麦和瑞典是北欧模式托育制度的代表，其政策目标有三：一为给予孩童平等普及的托育，二为支持父母（尤其是母亲）就业，三为实现男女平等。这三项政策目标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北欧国家与社会的基本价值：平等精神。“平等”的信念基本上是对劳工阶层以及女性友善的价值，因此其国家制度能够优先顾及劳工（受薪者）阶层孩童照顾与教育之需求、劳工（受薪者）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需求，以及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
丹麦和瑞典的托育“福利”，有着另一个方面，那是其余地区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方面，而那便是其为国家积极劳动政策之一环。其做法为：规定只有在父母双方（或单亲）参与劳动的的状况下，其小孩才有享受托育福利服务的权利。这项规定具有相当完善的配套措施，包括为期相当长的有薪育婴假、条件相当宽松的亲职假（用以照顾病童）、完善的再就业训练及辅导（失业者只要进入此训辅计画即能让子女继续享受公共托育服务）等等。
丹麦是公共托育的前锋，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拓展托育福利服务；丹麦也在这一方面带领潮流，将照顾福利服务推向“地方自治”与“税金支付”两相结合的方向。民间组织在丹麦的机构式托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跟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连结。
瑞典是北欧模式社会福利服务的典范，它于1960年代起大规模投资于公共托育措施。以其公部门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其数量庞大的公共托育服务，以及对于品质和普及性的注重而言，瑞典展现了最典型的北欧模式。1991-1994年间右倾政党的执政虽然导致福利制度的些微右转，但是，自从1994年社民党重回执政宝座之后，右转的趋势已经停止。
堪称全世界最注重托育（以及长期照护）福利服务的瑞典，于1996年起将托育的主管机关从卫生与福利部挪至教育部，其用意在于“将学前机构、学校及课后托育融合为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关于经费，丹麦、瑞典、挪威、芬兰都采取融合税金支付、部分自付额与对弱势儿童的补助之方式。1987年的资料显示，瑞典学前托育（机构及保母）福利服务经费使用者自付额为10.8%，丹麦为18.3%，挪威学前（机构）托育福利服务使用者自付16.3%（Leira 1993: 51），但多于一个小孩使用之家庭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减免，以便让所有小孩都能享受。
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女性而言，由于对育儿支持不足和家庭职责的负担，把母亲与职业女性这两种身份平衡地结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一直“被撕裂着”，对于公司来说，女性休产假不仅是组织的噩梦，而且是一种背叛，这就限制了女性升迁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延迟生儿育女的时间，或完全放弃生育的可能。只有北欧国家因为有完善的帮助和保护妇女的相关制度和规定成为例外。
她们幸运地享受国家完善的“托育”制度及其它各项相关制度周到的照顾，使得她们有无丈夫和父亲并不太影响她们的生活水准。她们从容悠然，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她们成为世界上比较幸福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