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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发展至中后期，朝政腐败，世风浮躁，文人的传统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文人们以精雅的生活聊解仕途的失意，却为晚明艺术品收藏与商业领域的繁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世风浮躁 艺术兴盛
此时文人不再恪守传统的功业观念，不再将参加科举考试看成人生的惟一出路，而是认为自身价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中国传统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得志时凡不关国计民生之事，皆可有可无。儒家正统理念认为才与艺是不同的技能，《左传》有“铸鼎象物”、“在德不在鼎”之说，只有那些有利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才被认为是有用的。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大功业中，并不包括艺术方面的才能，更把书画创作、古玩鉴赏、刻版印书等才能视为“雕虫小技”，认为不能过分投入，否则就是玩物丧志。这种价值观曾长期束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故唐宋以前文人书画家的地位与杂役相当。
明初宫廷画师在《明画录》、《无声诗史》、《画史会要》中多见端倪，此时宋濂虽有《画源》一文，讲学有图、问礼有图，列女仁智有图，但他的绘画观始于“助名教而翼彝伦”的实用主义目的。到了明中期以后，由于朝政腐败，商品经济发达，新兴阶层产生，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世风日渐放任浮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出现重大转变。
明前期文人将仕途作为惟一的上进途径，或如陈善、张顺等以岁贡入京；或如林凤等以楷书任中书舍人；或如张祐等以父荫仕至鸿胪寺卿；或如多数文人那样，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科举制度将八股制义定为官方试士的规范文体，题目取自四书五经，内容要求“代圣贤立说”，形式“体尚排偶”。由于八股文内容和形式僵化刻板，又以科举程文出现，严重制约了文人的创作自由。明后期文征明、归有光、唐顺之、袁宏道等人发起古文辞活动，从“古之文章本体”中寻回文学精髓，力矫时俗，恢复创作自由，这是士林风气发生的新变化。此时文人不再恪守传统的功业观念，不再将参加科举考试看成人生的惟一出路，而是认为自身价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文学、艺术乃至琴棋、雕刻等小技皆可使名不朽，才与艺在名分上获得了平等地位，这是晚明又一价值观上的转变。
仕途失意 友朋畅聚
江南各地建起一个个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结社传统，明代后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之间经常以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为主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雅集聚会，与会者多以清客身份参加，文友间互赠诗文，此唱彼酬，蔚成风气。
隆庆二年前后，以王文耀为首，胡宗仁、魏之璜、魏之克等15人，在南京地区成立“秦淮画社”，这是有关画社的最早文献记载。他们以书画、古玩为媒，交流鉴赏心得，互赠藏品以通有无，参与者不拘场所和形式，惟以同好相投为志。“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物图书，相于抚玩品题以为乐。”李日华等人组建的赏鉴社、王文耀等人组建的秦淮画社等，其成员主要是学者、乡绅、生员以及政府各级文官。
藏书家、鉴赏家王惟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潍县知县、兵部主事、光禄寺丞、大理少卿，以佥都御史出任山东巡抚、南京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等职，受魏忠贤排挤罢归。“损仲敏而好学，通籍六载，御批罢官。终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好古书画器物，不惜典衣举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龙夏彝，皆一时名宝。客至，焚香沦茗，商略经史，赏玩古物，竞日献酬，无一凡俗语。”
书画家、藏书家孙克宏是礼部尚书孙承恩之子，以父荫授应天治中，官至汉阳知府。他在松江城东门外果子弄、俞塘之北筑建园林，园内建藏书阁“北俞堂”、“秋林阁”、“东郭草堂”、“敦复堂”、“青华馆”等，还藏春秋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拓片（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元大德刻本《宣和画谱》等。陈继儒谓其“好客之癖，闻于江东，履綦如云，谈笑生风，坐上酒尊，老而不空”。徐渭《世学楼赋》吟：“运群籍于旧藏，出繁缃于新钥。牙签万只，色摇徽轸之囊，玉轴千头，光映卮彝之橐。既招文史，亦集豪贤，挥成雨注，辨类河县。乃具壶觞，遂设几筵，倚南窗而寄傲，望东郭以兴叹。”可知世学楼为文人聚宴之所，席间高朋满座，茗酒论诗，感悟人生，展示清雅的意趣。
此时江南各地建起一个个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在彰显个人幽雅、文逸格调的同时，更是宾主尽欢的精神飨宴。
社会安定 艺事向荣
文人的生活重心已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谓之“真赏”。
收藏活动反映了社会文化储备、沉淀、酝酿之后的转化过程，主导者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明早期的收藏活动以内府公藏为主，国朝初定“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皇家用丰富的历代艺术品昭示政权的正统与威仪。明中期以后，随着宦官专权的日炽，内府公藏和各地献纳的珍宝多入中贵之手，造成内府珍宝向权贵和富豪阶层扩散，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明亡。
成化、弘治以后，社会日趋安定，商品经济在江南各地迅速繁荣，加之手工业技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形成追求精致生活的时尚，世风渐趋奢靡。艺术品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程度和流行风潮，以及官僚政客附庸风雅、文人名士显露才华、富商巨贾炫耀财力的特殊商品。社会各阶层都借此抬高身价，带动艺术市场的欣欣向荣。江南八府经济发达、文人荟萃，知识精英密度较高，苏州、杭州、镇江、湖州、嘉兴、常州、松江、南京、扬州等繁华都市的艺术商业均很发达。此时艺术品鉴赏是文人的一种自娱方式，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鉴藏艺术品，除需具备购买力之外，还要具备鉴赏力，即品鉴真伪、优劣、雅俗的能力，因而艺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必具备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学养兼备的购藏群体。文人士大夫作为收藏时尚的引领者，力求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寻求精神升华。鉴赏艺术品，不仅提升了生活品位，还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感官知觉、物质满足和休闲惬意上，都为乐事。 江南文人士大夫中很多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鉴赏能力是从艺术品观摩阅历和知识积累中获得的，“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文人将体验记述下来，出现了不少书画、园林、居室、器玩、典籍等方面的传世著作。如陈继儒《书画史》、李会嘉《醉鸥墨君题语》、毛康伯《砚谱图》等，内容以古物鉴赏、器物典故、文人典藏为主。他们既收藏古玩，也收藏时玩，种种生活雅趣，皆有著述。如沈仕《砚谱》、王思任《弈律》、潘之恒《叶子谱》、张谦德《瓶花谱》、高濂《艺花谱》等。
文房清玩更花费了文人的大量笔墨，如项元汴《蕉窗九录》有纸录、墨录、笔录、砚录、书录、帖录、画录、琴录、香录；屠隆《考槃馀事》有书笺、帖笺、画笺、墨笺、笔笺、砚笺等。这类著述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情感上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满足。不但有助于时人和后世人了解艺术品的背景，也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审美标准。
晚明文人注重日常的生活意趣，他们造园建亭、焚香品茗、抚琴对弈、校书临帖、看花习画、赏玩听雨……涉足书法、绘画、古玩、典籍、音乐、戏曲、园林、工艺等各个领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感受、品鉴标准、创作风格等融入其中，远离尘世的纷扰，融入清逸的境界，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
此时文人对性灵生活的体验比前代深刻，他们追求清雅的古意，力求为自己营造一个富于学养、格调高远的生活空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陈继儒《小窗幽记》）陈继儒这样描述文人理想中的生活环境：“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艺术品鉴赏是高品位生活的象征，他们坐卧其间鉴古观今，如与古人相对。寻常的精致不但增加了生活情调，还传递了友谊。“张伯雨得汉铜洗，有人贻以白石，因种小蕉其上，蓄水养之，名曰‘蕉池积雪’。作诗自娱，录成一卷……后吴江村叟周姓者得之，仿张所蓄，亦置石养蕉，且令善工写图，又求饶介之录一过余……一时有两蕉池，两奇迹，亦快事也。”（李日华《六研斋笔记》）
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尤重文房器用陈设与周遭环境的和谐，即所谓“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文房器用的造型、线条、色泽、材质、纹饰等方面均追求古韵意境。文震亨《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十二卷，详细介绍了特性、形态、品种优劣、摆设或建造方法、选材原则等。“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若使堂前养鸡牧豕，而后庭侈言浇花石，政不如凝尘满案，环堵四壁，犹有一种萧寂气味耳。”“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总之，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疎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营造书斋、居室务须大雅，物品造型、纹饰力求自然，反对过度雕琢。
此时文人的生活重心已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谓之“真赏”，如李日华《竹嫩墨君题语》云：“子瞻雄才大略，终日读书，终日谈道，论天下事；元章终日弄奇石古物；与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隶，非区区习绘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张寰在陈淳墓志铭中称其：“日惟焚香隐儿，读书玩古，高人胜士，游与笔砚。”文人士大夫在家中观画读帖、焚香抚琴、栽花种竹、铺陈古玩清供，世上纷扰、心中烦恼由此净化。
富庶安定的江南地区在晚明时期出现了文人书画家群体。吴中才子多饱学之士，书画家、鉴藏家唐寅、沈石田、文征明、仇英、王宠、祝允明、徐贞卿、杜琼、陈继儒、李日华、董其昌、周天球、王衡等人擅长诗词曲赋，博艺多才。
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书画中，印章与书画地位并列。吴宽、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均擅治印，文征明长子文彭治印更为一代宗师，被誉为“印家之祖”。这些出自文人之手的印章，由专营店铺代理销售。
陈洪绶擅绘经史人物，他与木刻版画家的合作，促成了全社会通俗小说与版画结合的流行时尚。
文人士大夫在才艺观上的转变，使他们即便并非笔墨丹青妙手，却也具备相当的鉴赏能力，成为文人的基本素养，这使此时私家鉴藏的成就远超前代。诗文书画创作、古物鉴赏本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生活内容，不是明人首创。然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以竞藏艺术品炫耀身份、地位、财富和学养者，却是迥异于前代的新现象，以至于文人若不具备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能力，就无法参与优雅的社交活动。
名匠上位 才艺平等
文人与名匠交好，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了多种才能，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制作，也提升了“时玩”的文化品位。
明 “时大彬制” 款鼎足盖圆壶及底款
福建省漳浦县文化馆藏，明代文人士大夫改变了轻视手工业艺人的思想，加之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名匠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有了显著提升，如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在当时已是一壶难求，地位已与知名文人艺术家无高下之别。
明初规定各地隶属匠籍的官匠分为若干班，轮流至京师服役，为时三个月，有漆匠、五墨匠、银匠等62行。明中期以后，纺织、陶瓷、冶炼、建筑、印刷、造船等手工业都有长足进步，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也在明末成书。随着手工业技艺的精湛和世风的日趋奢靡，社会对艺术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一切服饰器玩皆求精美，并掀起艺术品竞购热潮。这种局面对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名匠辈出，名家名作成为竞藏对象。才艺兼修的士林风气，使文人士大夫改变了轻视手工业艺人的思想，加之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名匠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有了显著提升。 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徐应雷《书时大彬事》）南京竹刻大师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张岱《陶庵梦忆》）关于折扇“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张岱《陶庵梦忆》）
晚明文人不仅认为工艺品与诗文书画艺理相通，且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无高下之别。“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钜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淹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直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沈周在《石田杂记·描锡方》中详细记述了锡器的制作方法：“锡一两，铁勺中炒，熬成查，以个底下布衬，将锡渣带热倾入，用两根木棍上下舂捣，自然成细沙。罗过细者，一面再炒，再捣之后，用十分好广漆，生用随意，描花样在器皿上，将锡沙糁上，待十数日漆干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银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银须是锡匠镀床下锡屑，撞入水银则死可用。不然，水银活动，不能擦得牢。如作锡郑重可见，成在作锡头箸铺里，买他擦下细沙最好。”崇祯年间名士何伟然言道：“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才与艺在名分上的平等，使文人与名匠之间的交往越发密切，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公、魏学沂兄弟与常熟微雕艺人王叔远、诸多名士与华亭园林建筑师张涟之间都有交友佳话。
文人与名匠交好，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了多种才能，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制作，也提升了“时玩”的文化品位。晚明书画装潢形式多样，装裱技艺发达，手卷增加引首，有的用纸挖裱或厢裱成册。立轴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两种，窄边仿宣和装，如缪辅《鱼藻图》轴；宽边采用米黄色宽绫圈，上下天地用深蓝色花绫装裱，如朱端《烟江晚眺图》轴。据周嘉胄《装潢志》：“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人都是苏州的装裱名匠，汤、强两家号称“国手”。苏州装潢技艺之所以最为精好，正是由于该地博学多才的书画家和鉴藏家人数集中，他们向装潢工匠提出要求、甚至亲自指导的结果。
另外，正德、嘉靖、万历时期刻书最盛，复刻的宋元古籍版本很多，内容广泛。苏州刻工技艺高超，受到各地文人欢迎。长洲县顾元庆“大石山房”，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等，深受藏书家青睐。万历三十一年长洲许自昌梅花墅刻《甫里先生集》，三十六年常熟赵琦美刻《酉阳杂俎》，四十三年长洲陈仁锡阅帆堂刻《陈白阳集》、《石田先生集》等，刻写都极精美。此时还创制了彩色套印等技术，版画艺术也取得很大成就。刻书与藏书相辅相成，刻书家又多为藏书家。鉴赏藏书家对所藏图书多作整饬、修补、装潢，乃至分类、编目和标签。在他们的竭力搜集下，许多珍稀的古籍刻本、钞本被重新发现。
文人与匠人在艺术品行业的种种合作，为艺术商业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 红玛瑙灵芝形洗
天津博物馆藏。明代江南文人的生活重心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文房器用的造型、线条、色泽、材质、纹饰等方面均追求古韵意境。
世风浮躁 艺术兴盛
此时文人不再恪守传统的功业观念，不再将参加科举考试看成人生的惟一出路，而是认为自身价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中国传统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得志时凡不关国计民生之事，皆可有可无。儒家正统理念认为才与艺是不同的技能，《左传》有“铸鼎象物”、“在德不在鼎”之说，只有那些有利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才被认为是有用的。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大功业中，并不包括艺术方面的才能，更把书画创作、古玩鉴赏、刻版印书等才能视为“雕虫小技”，认为不能过分投入，否则就是玩物丧志。这种价值观曾长期束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故唐宋以前文人书画家的地位与杂役相当。
明初宫廷画师在《明画录》、《无声诗史》、《画史会要》中多见端倪，此时宋濂虽有《画源》一文，讲学有图、问礼有图，列女仁智有图，但他的绘画观始于“助名教而翼彝伦”的实用主义目的。到了明中期以后，由于朝政腐败，商品经济发达，新兴阶层产生，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世风日渐放任浮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出现重大转变。
明前期文人将仕途作为惟一的上进途径，或如陈善、张顺等以岁贡入京；或如林凤等以楷书任中书舍人；或如张祐等以父荫仕至鸿胪寺卿；或如多数文人那样，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科举制度将八股制义定为官方试士的规范文体，题目取自四书五经，内容要求“代圣贤立说”，形式“体尚排偶”。由于八股文内容和形式僵化刻板，又以科举程文出现，严重制约了文人的创作自由。明后期文征明、归有光、唐顺之、袁宏道等人发起古文辞活动，从“古之文章本体”中寻回文学精髓，力矫时俗，恢复创作自由，这是士林风气发生的新变化。此时文人不再恪守传统的功业观念，不再将参加科举考试看成人生的惟一出路，而是认为自身价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文学、艺术乃至琴棋、雕刻等小技皆可使名不朽，才与艺在名分上获得了平等地位，这是晚明又一价值观上的转变。
仕途失意 友朋畅聚
江南各地建起一个个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结社传统，明代后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之间经常以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为主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雅集聚会，与会者多以清客身份参加，文友间互赠诗文，此唱彼酬，蔚成风气。
隆庆二年前后，以王文耀为首，胡宗仁、魏之璜、魏之克等15人，在南京地区成立“秦淮画社”，这是有关画社的最早文献记载。他们以书画、古玩为媒，交流鉴赏心得，互赠藏品以通有无，参与者不拘场所和形式，惟以同好相投为志。“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物图书，相于抚玩品题以为乐。”李日华等人组建的赏鉴社、王文耀等人组建的秦淮画社等，其成员主要是学者、乡绅、生员以及政府各级文官。
藏书家、鉴赏家王惟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潍县知县、兵部主事、光禄寺丞、大理少卿，以佥都御史出任山东巡抚、南京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等职，受魏忠贤排挤罢归。“损仲敏而好学，通籍六载，御批罢官。终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好古书画器物，不惜典衣举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龙夏彝，皆一时名宝。客至，焚香沦茗，商略经史，赏玩古物，竞日献酬，无一凡俗语。”
书画家、藏书家孙克宏是礼部尚书孙承恩之子，以父荫授应天治中，官至汉阳知府。他在松江城东门外果子弄、俞塘之北筑建园林，园内建藏书阁“北俞堂”、“秋林阁”、“东郭草堂”、“敦复堂”、“青华馆”等，还藏春秋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拓片（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元大德刻本《宣和画谱》等。陈继儒谓其“好客之癖，闻于江东，履綦如云，谈笑生风，坐上酒尊，老而不空”。徐渭《世学楼赋》吟：“运群籍于旧藏，出繁缃于新钥。牙签万只，色摇徽轸之囊，玉轴千头，光映卮彝之橐。既招文史，亦集豪贤，挥成雨注，辨类河县。乃具壶觞，遂设几筵，倚南窗而寄傲，望东郭以兴叹。”可知世学楼为文人聚宴之所，席间高朋满座，茗酒论诗，感悟人生，展示清雅的意趣。
此时江南各地建起一个个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在彰显个人幽雅、文逸格调的同时，更是宾主尽欢的精神飨宴。
社会安定 艺事向荣
文人的生活重心已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谓之“真赏”。
收藏活动反映了社会文化储备、沉淀、酝酿之后的转化过程，主导者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明早期的收藏活动以内府公藏为主，国朝初定“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皇家用丰富的历代艺术品昭示政权的正统与威仪。明中期以后，随着宦官专权的日炽，内府公藏和各地献纳的珍宝多入中贵之手，造成内府珍宝向权贵和富豪阶层扩散，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明亡。
成化、弘治以后，社会日趋安定，商品经济在江南各地迅速繁荣，加之手工业技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形成追求精致生活的时尚，世风渐趋奢靡。艺术品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程度和流行风潮，以及官僚政客附庸风雅、文人名士显露才华、富商巨贾炫耀财力的特殊商品。社会各阶层都借此抬高身价，带动艺术市场的欣欣向荣。江南八府经济发达、文人荟萃，知识精英密度较高，苏州、杭州、镇江、湖州、嘉兴、常州、松江、南京、扬州等繁华都市的艺术商业均很发达。此时艺术品鉴赏是文人的一种自娱方式，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鉴藏艺术品，除需具备购买力之外，还要具备鉴赏力，即品鉴真伪、优劣、雅俗的能力，因而艺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必具备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学养兼备的购藏群体。文人士大夫作为收藏时尚的引领者，力求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寻求精神升华。鉴赏艺术品，不仅提升了生活品位，还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感官知觉、物质满足和休闲惬意上，都为乐事。 江南文人士大夫中很多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鉴赏能力是从艺术品观摩阅历和知识积累中获得的，“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文人将体验记述下来，出现了不少书画、园林、居室、器玩、典籍等方面的传世著作。如陈继儒《书画史》、李会嘉《醉鸥墨君题语》、毛康伯《砚谱图》等，内容以古物鉴赏、器物典故、文人典藏为主。他们既收藏古玩，也收藏时玩，种种生活雅趣，皆有著述。如沈仕《砚谱》、王思任《弈律》、潘之恒《叶子谱》、张谦德《瓶花谱》、高濂《艺花谱》等。
文房清玩更花费了文人的大量笔墨，如项元汴《蕉窗九录》有纸录、墨录、笔录、砚录、书录、帖录、画录、琴录、香录；屠隆《考槃馀事》有书笺、帖笺、画笺、墨笺、笔笺、砚笺等。这类著述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情感上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满足。不但有助于时人和后世人了解艺术品的背景，也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审美标准。
晚明文人注重日常的生活意趣，他们造园建亭、焚香品茗、抚琴对弈、校书临帖、看花习画、赏玩听雨……涉足书法、绘画、古玩、典籍、音乐、戏曲、园林、工艺等各个领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感受、品鉴标准、创作风格等融入其中，远离尘世的纷扰，融入清逸的境界，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
此时文人对性灵生活的体验比前代深刻，他们追求清雅的古意，力求为自己营造一个富于学养、格调高远的生活空间。“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陈继儒《小窗幽记》）陈继儒这样描述文人理想中的生活环境：“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艺术品鉴赏是高品位生活的象征，他们坐卧其间鉴古观今，如与古人相对。寻常的精致不但增加了生活情调，还传递了友谊。“张伯雨得汉铜洗，有人贻以白石，因种小蕉其上，蓄水养之，名曰‘蕉池积雪’。作诗自娱，录成一卷……后吴江村叟周姓者得之，仿张所蓄，亦置石养蕉，且令善工写图，又求饶介之录一过余……一时有两蕉池，两奇迹，亦快事也。”（李日华《六研斋笔记》）
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尤重文房器用陈设与周遭环境的和谐，即所谓“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文房器用的造型、线条、色泽、材质、纹饰等方面均追求古韵意境。文震亨《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十二卷，详细介绍了特性、形态、品种优劣、摆设或建造方法、选材原则等。“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若使堂前养鸡牧豕，而后庭侈言浇花石，政不如凝尘满案，环堵四壁，犹有一种萧寂气味耳。”“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总之，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疎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营造书斋、居室务须大雅，物品造型、纹饰力求自然，反对过度雕琢。
此时文人的生活重心已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谓之“真赏”，如李日华《竹嫩墨君题语》云：“子瞻雄才大略，终日读书，终日谈道，论天下事；元章终日弄奇石古物；与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隶，非区区习绘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张寰在陈淳墓志铭中称其：“日惟焚香隐儿，读书玩古，高人胜士，游与笔砚。”文人士大夫在家中观画读帖、焚香抚琴、栽花种竹、铺陈古玩清供，世上纷扰、心中烦恼由此净化。
富庶安定的江南地区在晚明时期出现了文人书画家群体。吴中才子多饱学之士，书画家、鉴藏家唐寅、沈石田、文征明、仇英、王宠、祝允明、徐贞卿、杜琼、陈继儒、李日华、董其昌、周天球、王衡等人擅长诗词曲赋，博艺多才。
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书画中，印章与书画地位并列。吴宽、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均擅治印，文征明长子文彭治印更为一代宗师，被誉为“印家之祖”。这些出自文人之手的印章，由专营店铺代理销售。
陈洪绶擅绘经史人物，他与木刻版画家的合作，促成了全社会通俗小说与版画结合的流行时尚。
文人士大夫在才艺观上的转变，使他们即便并非笔墨丹青妙手，却也具备相当的鉴赏能力，成为文人的基本素养，这使此时私家鉴藏的成就远超前代。诗文书画创作、古物鉴赏本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生活内容，不是明人首创。然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以竞藏艺术品炫耀身份、地位、财富和学养者，却是迥异于前代的新现象，以至于文人若不具备诗文书画创作或艺术品鉴赏能力，就无法参与优雅的社交活动。
名匠上位 才艺平等
文人与名匠交好，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了多种才能，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制作，也提升了“时玩”的文化品位。
明 “时大彬制” 款鼎足盖圆壶及底款
福建省漳浦县文化馆藏，明代文人士大夫改变了轻视手工业艺人的思想，加之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名匠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有了显著提升，如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在当时已是一壶难求，地位已与知名文人艺术家无高下之别。
明初规定各地隶属匠籍的官匠分为若干班，轮流至京师服役，为时三个月，有漆匠、五墨匠、银匠等62行。明中期以后，纺织、陶瓷、冶炼、建筑、印刷、造船等手工业都有长足进步，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也在明末成书。随着手工业技艺的精湛和世风的日趋奢靡，社会对艺术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一切服饰器玩皆求精美，并掀起艺术品竞购热潮。这种局面对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名匠辈出，名家名作成为竞藏对象。才艺兼修的士林风气，使文人士大夫改变了轻视手工业艺人的思想，加之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名匠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有了显著提升。 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徐应雷《书时大彬事》）南京竹刻大师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张岱《陶庵梦忆》）关于折扇“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张岱《陶庵梦忆》）
晚明文人不仅认为工艺品与诗文书画艺理相通，且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无高下之别。“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钜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淹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直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沈周在《石田杂记·描锡方》中详细记述了锡器的制作方法：“锡一两，铁勺中炒，熬成查，以个底下布衬，将锡渣带热倾入，用两根木棍上下舂捣，自然成细沙。罗过细者，一面再炒，再捣之后，用十分好广漆，生用随意，描花样在器皿上，将锡沙糁上，待十数日漆干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银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银须是锡匠镀床下锡屑，撞入水银则死可用。不然，水银活动，不能擦得牢。如作锡郑重可见，成在作锡头箸铺里，买他擦下细沙最好。”崇祯年间名士何伟然言道：“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才与艺在名分上的平等，使文人与名匠之间的交往越发密切，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公、魏学沂兄弟与常熟微雕艺人王叔远、诸多名士与华亭园林建筑师张涟之间都有交友佳话。
文人与名匠交好，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鉴赏力、培养了多种才能，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制作，也提升了“时玩”的文化品位。晚明书画装潢形式多样，装裱技艺发达，手卷增加引首，有的用纸挖裱或厢裱成册。立轴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两种，窄边仿宣和装，如缪辅《鱼藻图》轴；宽边采用米黄色宽绫圈，上下天地用深蓝色花绫装裱，如朱端《烟江晚眺图》轴。据周嘉胄《装潢志》：“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人都是苏州的装裱名匠，汤、强两家号称“国手”。苏州装潢技艺之所以最为精好，正是由于该地博学多才的书画家和鉴藏家人数集中，他们向装潢工匠提出要求、甚至亲自指导的结果。
另外，正德、嘉靖、万历时期刻书最盛，复刻的宋元古籍版本很多，内容广泛。苏州刻工技艺高超，受到各地文人欢迎。长洲县顾元庆“大石山房”，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等，深受藏书家青睐。万历三十一年长洲许自昌梅花墅刻《甫里先生集》，三十六年常熟赵琦美刻《酉阳杂俎》，四十三年长洲陈仁锡阅帆堂刻《陈白阳集》、《石田先生集》等，刻写都极精美。此时还创制了彩色套印等技术，版画艺术也取得很大成就。刻书与藏书相辅相成，刻书家又多为藏书家。鉴赏藏书家对所藏图书多作整饬、修补、装潢，乃至分类、编目和标签。在他们的竭力搜集下，许多珍稀的古籍刻本、钞本被重新发现。
文人与匠人在艺术品行业的种种合作，为艺术商业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 红玛瑙灵芝形洗
天津博物馆藏。明代江南文人的生活重心由关心天下事转向陶冶性情、愉悦自我，文房器用的造型、线条、色泽、材质、纹饰等方面均追求古韵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