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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布思曾说过：“当一位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准则（即隐含作者的准则）相符合，那么我说他是可靠的，反之则是不可靠的。”中国现当代童话中，叙述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明确而且稳定，都是以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为标准的，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具备了叙述学中关于叙述可靠性研究的特征。本文试图从中国现当代童话中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入手，论述其叙述的可靠性。
[关键词]童话；叙述学；可靠性叙述者；隐含作者
[中图分类号]I28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32-03
一、什么是“童话”
“童话”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内容和表现形式浅显生动，对自然物的描写常用拟人化手法，能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不难发现，想象、幻想和夸张是童话的主要特征，儿童是童话的主要接受者，同时，尽管新版的《辞海》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的说法改变成了“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但童话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艺术目的没有改变。
虽然有人试图将童话回归到其本质上，如洪汛涛在《童话学》中提出了新的定义：“童话——一种以幻想、夸张、拟人为表现特征的儿童文学样式。”这一定义企图挣脱传统童话观中对童话社会教育作用的单一限制，但是儿童作为艺术受众以及童话的艺术特征等并没有多大变化，这种定义试图以其艺术表征去忽视教育作用，实际上亦不太完整。
因为儿童自身的限制，无法理解过于复杂深奥的概念，所以，其在阅读时所接受到的是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和道理，过于复杂的技巧与描述并不适用于童话，有些甚至会在儿童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误导孩子对于道德是非的判断。在导向性明确的童话中，叙述应该是可靠的。
叙述是否可靠一直是叙述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可靠叙述”的说法最早是由韦恩·布思于20世纪60年代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一位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准则（即隐含作者的准则）相符合，那么我说他是可靠的，反之则是不可靠的。”①叙述学所讨论的可靠性，与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关系巨大，其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是文本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文本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二、童话中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一）叙述者
在叙述学的关于叙述者研究中，叙述者并非一定是某个人物，而是成为“抽象的功能”在叙述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作为叙述行为中具有抽象的叙述功能的人格。童话中的显性叙述者可以为任何事物，无论是人，还是人格化的小动物，甚至是人格化了的物品，都可以成为童话故事中故事的源头。
在刘兴诗的《琥珀珠》中，叙述者便是“海水”，“‘不，它不是珍珠，也不是海底的宝石’，海水波荡着，在孩子耳畔轻声絮语，‘这是一颗琥珀。关于它，有一段故事……’三千万年前，这儿有一个小岛，岛上长满了青翠的松林，还有许多好看的花。这儿的花蜜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谁要是伸出舌头尝一下，老人立刻就能变得年轻，垂死的病人也能马上恢复健康。”
作为“故事讲述声音的源头”在不同形式的文本中，叙述者会呈现各种多变的形态，童话中的叙述者，最常出现的一种形态便是偶然出现的隐身叙述者，这种作者式的叙述者有利于某些观念与道德感的传达。
在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中，开头的第一段便是，“老鼠看下棋，看的不是我们常常玩的象棋，因为这只小老鼠虽然认识棋里边的象和马，可对那些将啊、帅啊、兵啊、卒啊，他却从来没看见过。所以他觉得象棋没意思，他喜欢看的是另一种棋——走兽棋。”这里出现了“我们”，而事实上除去这个“我们”外，整个短篇童话里并没有再出现叙述者的痕迹，小读者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老鼠看下棋的故事了。
在很多童话中，虽然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我们”或者“我”的叙述者，但是绝对隐身的叙述者在童话中是几乎不存在的，叙述者或多或少地都会表达自己的存在。
（二）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亦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概念，“作者会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②在叙述中，作者虽然是整个叙述行为的总出发点，但却是文学研究中最不可捉摸的一环，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与叙述相关的所谓作者，是从叙述中所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整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叙述分析的作者就是这些道德的、习俗的、心理的、审美的价值与观念只集合。整个作品就靠这个集合作为意识之源。”③这便是我们通常称为的隐含作者。
任何叙述行为中的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他是由读者阅读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并不代表作者的人格。一般来说，隐含作者都比作者高尚，因为隐含作者受到社会道德、习俗、审美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作者相比，隐含作者是倾向于道德的，是符合社会价值的人格。在写作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中，隐含作者定会称赞其勇敢，而事实上，真实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懦夫。
陈丹燕的《一个女孩》很好地体现了隐含作者与作者的不同，主人公三三在动乱时期看到自己自幼崇敬的童话作家在造反派的棍棒下猥琐地苦苦哀求，三三感到非常失望。这里，三三便把真实的作者当做了自己在童话中所读的隐含作者，故感到失望。
很显然，正如上文所谈论到的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童话的隐含作者不可能是曾在桌前进行童话创作的具体的某个成年人，亦不会是孩子们所看到、遇到顽皮的男孩儿，以及各种人格化的小动物。童话的隐含作者，往往是带着成人心理却又试图从孩子们的眼中去写作的人格。
不同于其他作者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作品创作风格，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受到最大的限制，其在作品写作前通常设置一个大致的隐含读者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儿童为出发点，而儿童群体与作为成人的作者在思想、情感、生活经验、审美能力等方面存在有较大的差异，在创作中，作者需要在很小的空间里以不同于平日的方式去与儿童进行对话。 三、价值观一致再现童话的可靠性
叙述学所讨论的可靠性，与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关系巨大，其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是文本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文本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义观、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其教育的目的性和导向性非常明确，由于儿童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制和其世界观尚未形成，童话叙述中的隐含作者与作者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增加了叙述可靠性。
（一）道德教化
透过《辞海》中童话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童话的艺术目的是为儿童提供“道德教育”，自中国现代童话出现开始，教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郑渊洁的《黑黑在诚实岛》是作者借童话形式实现儿童教化功能的实证。“诚实岛”从名字便能看出，是教育孩子们要诚实的暗示。在童话中，小蚂蚁黑黑刚刚登上诚实岛，便被告知“这个岛上的居民从来都不说谎，大家都非常诚实，所以叫诚实岛。如果谁要是不诚实，撒谎吹牛，就要受到惩罚。”在故事进程中，黑黑因为说谎而长了两个触角，吃饭吃不到嘴里，爬不上爬杆，玩秋千时停不下来，多长出了一条尾巴。通过一系列的惩罚让小朋友们明白了说谎是要受到惩罚的。同时，童话中还出现了诸如此类的语句，“听我的爷爷说，世界上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而诚实是从小养成的。如果从小爱撒谎，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多大出息。说不定还要成为骗子。”“想要改正撒谎的毛病，主要下定决心不再说谎话就行了。”最终，黑黑明白了说谎是不正确的，“他知道了诚实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质，诚实可以带来幸福和财富。黑黑自己不正是缺乏这种可贵的品质吗？虽说在来诚实岛之前，黑黑没有受过什么惩罚，但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还失去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信任，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惩罚吗？”在这里，叙述者的意识和隐含作者的意识是相同的，都是说明诚实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孩子们不要说谎。
在孙幼军的《怪雨伞》中，一个小伙子在电影散场后发现门外开始下雨了，因为没有带雨伞，小伙子很生气，开始骂起来，“有把雨伞就好了”。但是他的话刚说完，便出现了一把雨伞，人们都只是看了看这把雨伞便走开了，小伙子虽然觉得奇怪，但“他一点儿也没犹豫，随手把雨伞拿起来，就跟拿自己的东西一样。”而这雨伞不同于普通的神奇雨伞，小伙子感觉肩上在噼噼啪啪地落着雨点子，他停下来发现伞丝毫不漏，他的背上也没有湿。而当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的雪白的新衬衣满是墨点子，就像是写大字的时候不小心弄上去的似的。小伙子想要用斧头把雨伞砸烂，而正要动手时，一个好主意便忽然跑到他的脑子里面来了，他想要让雨伞把其他人的衣服也弄脏。而他最讨厌的人便是王小强了，关于王小强，童话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王小强跟他住在一个楼道里，是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强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呀，这个小伙子怎么跟他同班？这个嘛，据那个小伙子自己说，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所以一年级他念了两年，二年级他念了三年，三年级他念了四年，四年级也已经念了两年了，这么一来，今年就跟王小强同班了。他为什么讨厌王小强呢？那小伙子自己说过：是王小强把他变坏了。比方说，轮到他打扫楼道，他不打扫，本来没事儿。可是搬来个王小强，一轮到他打扫楼道，不光打妇，还扫得特别干净。邻居就说：‘人家王小强多认真，瞧他！’”而在小伙子将伞放在王小强的门口时，王小强并没有拿走伞，而是挨家挨户地问谁掉了伞，小伙子见这招不成，便偷偷用这把伞换成了王小强妈妈买给他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伞。在一个大雨天，等着看好戏的小伙子并没有看到好戏，而雨伞也确实按照王小强的心愿不断变大，没有雨伞的小朋友们都能到伞下躲雨。在这个故事中，坏孩子受到了惩罚，新衬衣上涂满墨点，作为好孩子的代表，王小强则是受到实质上的褒奖。在这里，作为叙述者的老师是赞同王小强的，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谋而合。
事实上，童话中的这种道德教化是很多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图都在于让孩子们知道正确的社会是非观念。
（二）社会讽刺
除道德教化作用外，中国现当代童话的社会讽刺性也日益明显。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中的讽刺是建立在“善”基础上的，讽刺的目的是要揭露真相，揭示真理，也要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它的作用是让孩子们通过滑稽的表象来探寻不合理的本质，发现背后的问题，从而让孩子们辨别是非，同时也是对成人的一种警示。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现代童话便蕴含着一股讽刺的暗流。在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中，我们便看到了作为父亲的老包希望孩子能够成才，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及其内心的愚昧软弱在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小包却是一个贪慕虚荣、不学无术的顽劣之徒，这里便是对家长这种心态的一种讽刺。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童话为了故意讨好儿童而一味地贬低家长、老师的写作手法，这里的讽刺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
而在郑渊洁的《皮皮鲁和梦中人》中的《训兔记》中，乖巧聪明同时性格软弱的兔子成了现代学校教育中好学生的代名词，老师们希望将学生都变成“小兔子”，而作为主人公的皮皮鲁则为避免变成小兔子而奋力反抗。这是叙述者对现代中国应试教育发出的反抗声音，原本充满活力的孩子们变作了千篇一律乖巧的小兔子，这是应试教育的悲哀。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本意不谋而合，都是要说明目前在家长和老师的压力下，孩子们失去了天性，成为被“塑造”起来的“人”。
在周锐的《炒命》中，“我”的爸爸是一个踏三轮的，靠给人送货挣一点辛苦钱，而爸爸的同学是在证券所当经理的，开轿车，后来这个同学死了，爸爸梦见同学在那边炒股，便委托同学在那边帮自己买股票，而同学说，冥界的股票和现世是相反的，赚了的钱便会转化为寿命，爸爸便每天看着股市的升升落落来计算自己的寿命，在经历了大喜，活到115岁与大悲，明年就会死亡之后，爸爸已经不在意股市的升降，而决定在梦中告诉朋友抛售掉股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于社会现状的讽刺，小叙述者在最后还故作深沉地说：“真是人生如梦”。这里的人生如梦，还是脚踏实地的好，正是隐含作者想要表达的看法。
必须提出一点，批判应试教育例子在中国当代童话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者并没有把握好讽刺的边界，他们运用丑化老师和家长的做法来达到与孩子们共鸣的效果。这是做法不值得提倡。
四、小结
童话是一种以儿童为受众的引导性作品，童话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在道德准则与意识间的距离是童话叙述可靠与否的关键。当童话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都抱着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作品时，其所表达的意义也基本相同。中国现当代童话中叙述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是明确而且稳定的，都是以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准则为标准的，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其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靠的。
[关键词]童话；叙述学；可靠性叙述者；隐含作者
[中图分类号]I28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32-03
一、什么是“童话”
“童话”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内容和表现形式浅显生动，对自然物的描写常用拟人化手法，能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不难发现，想象、幻想和夸张是童话的主要特征，儿童是童话的主要接受者，同时，尽管新版的《辞海》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的说法改变成了“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但童话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艺术目的没有改变。
虽然有人试图将童话回归到其本质上，如洪汛涛在《童话学》中提出了新的定义：“童话——一种以幻想、夸张、拟人为表现特征的儿童文学样式。”这一定义企图挣脱传统童话观中对童话社会教育作用的单一限制，但是儿童作为艺术受众以及童话的艺术特征等并没有多大变化，这种定义试图以其艺术表征去忽视教育作用，实际上亦不太完整。
因为儿童自身的限制，无法理解过于复杂深奥的概念，所以，其在阅读时所接受到的是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和道理，过于复杂的技巧与描述并不适用于童话，有些甚至会在儿童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误导孩子对于道德是非的判断。在导向性明确的童话中，叙述应该是可靠的。
叙述是否可靠一直是叙述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可靠叙述”的说法最早是由韦恩·布思于20世纪60年代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一位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准则（即隐含作者的准则）相符合，那么我说他是可靠的，反之则是不可靠的。”①叙述学所讨论的可靠性，与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关系巨大，其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是文本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文本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二、童话中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一）叙述者
在叙述学的关于叙述者研究中，叙述者并非一定是某个人物，而是成为“抽象的功能”在叙述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作为叙述行为中具有抽象的叙述功能的人格。童话中的显性叙述者可以为任何事物，无论是人，还是人格化的小动物，甚至是人格化了的物品，都可以成为童话故事中故事的源头。
在刘兴诗的《琥珀珠》中，叙述者便是“海水”，“‘不，它不是珍珠，也不是海底的宝石’，海水波荡着，在孩子耳畔轻声絮语，‘这是一颗琥珀。关于它，有一段故事……’三千万年前，这儿有一个小岛，岛上长满了青翠的松林，还有许多好看的花。这儿的花蜜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谁要是伸出舌头尝一下，老人立刻就能变得年轻，垂死的病人也能马上恢复健康。”
作为“故事讲述声音的源头”在不同形式的文本中，叙述者会呈现各种多变的形态，童话中的叙述者，最常出现的一种形态便是偶然出现的隐身叙述者，这种作者式的叙述者有利于某些观念与道德感的传达。
在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中，开头的第一段便是，“老鼠看下棋，看的不是我们常常玩的象棋，因为这只小老鼠虽然认识棋里边的象和马，可对那些将啊、帅啊、兵啊、卒啊，他却从来没看见过。所以他觉得象棋没意思，他喜欢看的是另一种棋——走兽棋。”这里出现了“我们”，而事实上除去这个“我们”外，整个短篇童话里并没有再出现叙述者的痕迹，小读者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老鼠看下棋的故事了。
在很多童话中，虽然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我们”或者“我”的叙述者，但是绝对隐身的叙述者在童话中是几乎不存在的，叙述者或多或少地都会表达自己的存在。
（二）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亦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概念，“作者会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②在叙述中，作者虽然是整个叙述行为的总出发点，但却是文学研究中最不可捉摸的一环，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与叙述相关的所谓作者，是从叙述中所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整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叙述分析的作者就是这些道德的、习俗的、心理的、审美的价值与观念只集合。整个作品就靠这个集合作为意识之源。”③这便是我们通常称为的隐含作者。
任何叙述行为中的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他是由读者阅读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并不代表作者的人格。一般来说，隐含作者都比作者高尚，因为隐含作者受到社会道德、习俗、审美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作者相比，隐含作者是倾向于道德的，是符合社会价值的人格。在写作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中，隐含作者定会称赞其勇敢，而事实上，真实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懦夫。
陈丹燕的《一个女孩》很好地体现了隐含作者与作者的不同，主人公三三在动乱时期看到自己自幼崇敬的童话作家在造反派的棍棒下猥琐地苦苦哀求，三三感到非常失望。这里，三三便把真实的作者当做了自己在童话中所读的隐含作者，故感到失望。
很显然，正如上文所谈论到的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童话的隐含作者不可能是曾在桌前进行童话创作的具体的某个成年人，亦不会是孩子们所看到、遇到顽皮的男孩儿，以及各种人格化的小动物。童话的隐含作者，往往是带着成人心理却又试图从孩子们的眼中去写作的人格。
不同于其他作者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作品创作风格，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受到最大的限制，其在作品写作前通常设置一个大致的隐含读者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儿童为出发点，而儿童群体与作为成人的作者在思想、情感、生活经验、审美能力等方面存在有较大的差异，在创作中，作者需要在很小的空间里以不同于平日的方式去与儿童进行对话。 三、价值观一致再现童话的可靠性
叙述学所讨论的可靠性，与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关系巨大，其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是文本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文本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义观、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其教育的目的性和导向性非常明确，由于儿童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制和其世界观尚未形成，童话叙述中的隐含作者与作者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增加了叙述可靠性。
（一）道德教化
透过《辞海》中童话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童话的艺术目的是为儿童提供“道德教育”，自中国现代童话出现开始，教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郑渊洁的《黑黑在诚实岛》是作者借童话形式实现儿童教化功能的实证。“诚实岛”从名字便能看出，是教育孩子们要诚实的暗示。在童话中，小蚂蚁黑黑刚刚登上诚实岛，便被告知“这个岛上的居民从来都不说谎，大家都非常诚实，所以叫诚实岛。如果谁要是不诚实，撒谎吹牛，就要受到惩罚。”在故事进程中，黑黑因为说谎而长了两个触角，吃饭吃不到嘴里，爬不上爬杆，玩秋千时停不下来，多长出了一条尾巴。通过一系列的惩罚让小朋友们明白了说谎是要受到惩罚的。同时，童话中还出现了诸如此类的语句，“听我的爷爷说，世界上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而诚实是从小养成的。如果从小爱撒谎，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多大出息。说不定还要成为骗子。”“想要改正撒谎的毛病，主要下定决心不再说谎话就行了。”最终，黑黑明白了说谎是不正确的，“他知道了诚实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质，诚实可以带来幸福和财富。黑黑自己不正是缺乏这种可贵的品质吗？虽说在来诚实岛之前，黑黑没有受过什么惩罚，但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还失去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信任，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惩罚吗？”在这里，叙述者的意识和隐含作者的意识是相同的，都是说明诚实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孩子们不要说谎。
在孙幼军的《怪雨伞》中，一个小伙子在电影散场后发现门外开始下雨了，因为没有带雨伞，小伙子很生气，开始骂起来，“有把雨伞就好了”。但是他的话刚说完，便出现了一把雨伞，人们都只是看了看这把雨伞便走开了，小伙子虽然觉得奇怪，但“他一点儿也没犹豫，随手把雨伞拿起来，就跟拿自己的东西一样。”而这雨伞不同于普通的神奇雨伞，小伙子感觉肩上在噼噼啪啪地落着雨点子，他停下来发现伞丝毫不漏，他的背上也没有湿。而当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的雪白的新衬衣满是墨点子，就像是写大字的时候不小心弄上去的似的。小伙子想要用斧头把雨伞砸烂，而正要动手时，一个好主意便忽然跑到他的脑子里面来了，他想要让雨伞把其他人的衣服也弄脏。而他最讨厌的人便是王小强了，关于王小强，童话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王小强跟他住在一个楼道里，是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强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呀，这个小伙子怎么跟他同班？这个嘛，据那个小伙子自己说，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所以一年级他念了两年，二年级他念了三年，三年级他念了四年，四年级也已经念了两年了，这么一来，今年就跟王小强同班了。他为什么讨厌王小强呢？那小伙子自己说过：是王小强把他变坏了。比方说，轮到他打扫楼道，他不打扫，本来没事儿。可是搬来个王小强，一轮到他打扫楼道，不光打妇，还扫得特别干净。邻居就说：‘人家王小强多认真，瞧他！’”而在小伙子将伞放在王小强的门口时，王小强并没有拿走伞，而是挨家挨户地问谁掉了伞，小伙子见这招不成，便偷偷用这把伞换成了王小强妈妈买给他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伞。在一个大雨天，等着看好戏的小伙子并没有看到好戏，而雨伞也确实按照王小强的心愿不断变大，没有雨伞的小朋友们都能到伞下躲雨。在这个故事中，坏孩子受到了惩罚，新衬衣上涂满墨点，作为好孩子的代表，王小强则是受到实质上的褒奖。在这里，作为叙述者的老师是赞同王小强的，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谋而合。
事实上，童话中的这种道德教化是很多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意图都在于让孩子们知道正确的社会是非观念。
（二）社会讽刺
除道德教化作用外，中国现当代童话的社会讽刺性也日益明显。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中的讽刺是建立在“善”基础上的，讽刺的目的是要揭露真相，揭示真理，也要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它的作用是让孩子们通过滑稽的表象来探寻不合理的本质，发现背后的问题，从而让孩子们辨别是非，同时也是对成人的一种警示。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现代童话便蕴含着一股讽刺的暗流。在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中，我们便看到了作为父亲的老包希望孩子能够成才，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及其内心的愚昧软弱在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小包却是一个贪慕虚荣、不学无术的顽劣之徒，这里便是对家长这种心态的一种讽刺。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童话为了故意讨好儿童而一味地贬低家长、老师的写作手法，这里的讽刺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
而在郑渊洁的《皮皮鲁和梦中人》中的《训兔记》中，乖巧聪明同时性格软弱的兔子成了现代学校教育中好学生的代名词，老师们希望将学生都变成“小兔子”，而作为主人公的皮皮鲁则为避免变成小兔子而奋力反抗。这是叙述者对现代中国应试教育发出的反抗声音，原本充满活力的孩子们变作了千篇一律乖巧的小兔子，这是应试教育的悲哀。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本意不谋而合，都是要说明目前在家长和老师的压力下，孩子们失去了天性，成为被“塑造”起来的“人”。
在周锐的《炒命》中，“我”的爸爸是一个踏三轮的，靠给人送货挣一点辛苦钱，而爸爸的同学是在证券所当经理的，开轿车，后来这个同学死了，爸爸梦见同学在那边炒股，便委托同学在那边帮自己买股票，而同学说，冥界的股票和现世是相反的，赚了的钱便会转化为寿命，爸爸便每天看着股市的升升落落来计算自己的寿命，在经历了大喜，活到115岁与大悲，明年就会死亡之后，爸爸已经不在意股市的升降，而决定在梦中告诉朋友抛售掉股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于社会现状的讽刺，小叙述者在最后还故作深沉地说：“真是人生如梦”。这里的人生如梦，还是脚踏实地的好，正是隐含作者想要表达的看法。
必须提出一点，批判应试教育例子在中国当代童话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者并没有把握好讽刺的边界，他们运用丑化老师和家长的做法来达到与孩子们共鸣的效果。这是做法不值得提倡。
四、小结
童话是一种以儿童为受众的引导性作品，童话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在道德准则与意识间的距离是童话叙述可靠与否的关键。当童话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都抱着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作品时，其所表达的意义也基本相同。中国现当代童话中叙述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是明确而且稳定的，都是以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准则为标准的，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其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