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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座安全“孤岛”可以自全，
帮助非洲也是给祖国筑起一道防线！
——邹纬
冲到非洲第一线
高挑的身材，长长的波浪卷发和小麦色皮肤，再加上爽朗的笑声，是邹纬给人的第一印象。邹纬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18年，转业后，她怀着对“无国界医生”的钦佩，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2013年10月，邹纬被派往塞拉利昂工作，和国内相比，缺医少药是邹纬在塞拉利昂遭遇的最大困难。这里的城市电网供电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用X光机要先打电话问是否有电，有时不得不自带柴油发电机。在重症监护病房，国内会用到很多昂贵的机器，平均每个病人用三五台，可这里的22张床只有一台监护仪，只能用在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身上。
每天，“无国界医生”搭建的医院帐篷都被前来看病的当地村民塞得爆满，但邹纬还是顶住压力，尽量为每一名病患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有一次，在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帐篷里，邹纬发现了一名高烧40℃，伴有伤口溃烂的5岁男孩。由于一周前他患了感冒，被家人带去看巫医，巫医为男孩注射了一种不知名的草药，并给他放血，结果感冒没好，细菌却进入了血液，引发严重的败血症，当时这名小孩已奄奄一息。邹纬立刻对孩子的伤口消毒，并注射了破伤风针，最终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邹纬看到，当地人习惯了洗澡、做饭都用一条小河里的水，加上河边的草丛里蚊虫肆虐，导致霍乱、胃肠炎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为此，邹纬和同事们除了治病外，还在消毒、防疫、宣传卫生常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卫生观念。一次，因为救活了一位部落首领孩子的生命，对方还特意把邹纬和一位德国同事请到家里做客。用棕榈油煮的牛肉和切碎了的木薯叶子，再放些辣椒，这是邹纬最难忘的一道美食。
2013年冬季，塞拉利昂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当时，邹纬收治的很多病人都感染了比较特殊的地方性疾病Lassa出血热。经过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很快病愈出院，邹纬也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2014年7月末，“无国界医生”组织根据有关规定，安排邹纬回国休息。当时埃博拉疫情虽然已经在西非一些国家蔓延开来，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全球关注。在香港转机回国时，她曾尝试着向“无国界医生”办公室申请，去抗击自己一直还没见过的埃博拉，但遭到拒绝。
在国内休整了一个月后，邹纬再次申请奔赴非洲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项目，终于获得批准。在布鲁塞尔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曼的航班上，邹纬乘坐了她认为最“宽敞”的飞机。受埃博拉影响，这趟航班被取消了三次，机上只零星坐了二十多人，显得空空荡荡。
第一站是凯拉洪，这是一个位于塞拉利昂东北部的边境重镇，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由于边境可以自由穿行，人员和边贸往来被认为是加重埃博拉在三国蔓延开来的重要原因，凯拉洪则是此次埃博拉爆发初期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无国界医生”在凯拉洪设立了当时塞拉利昂唯一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被送到这里的病人来自各个地区。最初只有四十张床，由于病人太多，只好扩充至六十张，后来不得不扩建至八十张床。由于前来求医的病人很多，邹纬和同事从早上六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
“非洲人很热情，见了小孩都要抱起来逗一阵子，喜欢聚会，而且见面的时候互相拥抱问好。”在邹纬看来，当地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的习惯，是造成埃博拉病毒大面积传染的重要因素。
另外，塞拉利昂60%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他们的丧葬习俗是人死之后，尸体要整个洗一遍再用白布包起来下葬，因此家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尸体。“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力越到后期越强，人死后，病毒在很长时间内仍能传播。”针对这种情况，“无国界医生”派遣了多支健康教育队伍，去村镇不断劝导当地人接受安全火葬，防止新一轮感染。
没有人能成为一座“孤岛”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当地政府医院只有一两辆救护车，无法满足运送病人的需求。“有一次，政府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有十个病人要送来，可等到第二天救护车才开过来，且车上只有五人，另外几名病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对于令人恐怖的埃博拉病毒，邹纬并不紧张，在她看来，埃博拉的传播途径和Lassa出血热是一样的，包括潜伏期、症状都很相似，只是感染原因和致死率不同，所以她之前诊治Lassa出血熱的经验得到了有效运用。
由于埃博拉病毒没有针对性特效药，治疗中心仅能提供支持性治疗。邹纬亲手参与收治的埃博拉病例有八十多例，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女孩。这个医生护士们精心呵护的小宝贝，最终没能摆脱死神的魔爪：“他们村子90%的人已经感染埃博拉，妈妈是埃博拉阳性。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床，把孩子放在妈妈旁边，但妈妈的情况很差，全靠我们照顾孩子。孩子太小、抵抗力太差，最终没能战胜病魔。”
令人心碎的不止于此。摆在医生们面前的事实是，近七成埃博拉患者最终都会死亡。每当有患者离世，邹纬都会不由想起巴金的小说《家》里梅芬说的一段话：“下辈子，我要投身做一滴朝露，夜里悄悄地来，伏在我心爱的草地上，太阳升起时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人知道我来过，更没有人知道我的离去。”
但在治疗中心，并不是毫无希望。令邹纬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三兄妹。由于家中做医生的哥哥不幸在救治病人过程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来全家均被传染，八人死于埃博拉，最后只剩下这两女一男三兄妹。三兄妹被送到治疗中心的时候，邹纬记得他们症状很重，呕吐、腹泻，还伴有高烧。整天都只能躺在病床上。在三人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做静脉穿刺进行补液。医生们曾悲观地预测，三兄妹中可能只有一人能活。但后来三人却全部活了下来，最终康复出院。
通常，一个感染者从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到康复出院，需要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期间，除了身体备受煎熬外，病人还需面对心理难关，恐惧是大多数感染者的常态。据邹纬观察，病人在感到恐惧时，常常会不停地提各种要求，比如说要求换不同的食物，或者换帐篷和床位。在这里，患者的每个要求都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愿望，因此，邹纬都竭尽所能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尽管身着全套防护服，但与埃博拉病毒搏斗仍然充满危险。“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人员中已经有24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共有13人死亡。但邹纬却毫不畏惧，她说：“在如此重大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哪个集体能成为一座安全“孤岛”，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帮助非洲也是帮助中国。我们在非洲一线抗击埃博拉疫情，也是为了给祖国筑起一道防线。”
令邹纬颇感欣慰的是，面对肆虐的埃博拉疫情，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场与病毒博弈的战斗中。由于各方的不懈努力，塞拉利昂一些疫区的埃博拉新增病例正呈现下降趋势。随着新药物和疫苗的问世，邹纬坚信，也许用不了多久，埃博拉这个恶魔就会被彻底降服！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陈陟 czmochou@163.com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座安全“孤岛”可以自全，
帮助非洲也是给祖国筑起一道防线！
——邹纬
冲到非洲第一线
高挑的身材，长长的波浪卷发和小麦色皮肤，再加上爽朗的笑声，是邹纬给人的第一印象。邹纬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18年，转业后，她怀着对“无国界医生”的钦佩，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2013年10月，邹纬被派往塞拉利昂工作，和国内相比，缺医少药是邹纬在塞拉利昂遭遇的最大困难。这里的城市电网供电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用X光机要先打电话问是否有电，有时不得不自带柴油发电机。在重症监护病房，国内会用到很多昂贵的机器，平均每个病人用三五台，可这里的22张床只有一台监护仪，只能用在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身上。
每天，“无国界医生”搭建的医院帐篷都被前来看病的当地村民塞得爆满，但邹纬还是顶住压力，尽量为每一名病患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有一次，在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帐篷里，邹纬发现了一名高烧40℃，伴有伤口溃烂的5岁男孩。由于一周前他患了感冒，被家人带去看巫医，巫医为男孩注射了一种不知名的草药，并给他放血，结果感冒没好，细菌却进入了血液，引发严重的败血症，当时这名小孩已奄奄一息。邹纬立刻对孩子的伤口消毒，并注射了破伤风针，最终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邹纬看到，当地人习惯了洗澡、做饭都用一条小河里的水，加上河边的草丛里蚊虫肆虐，导致霍乱、胃肠炎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为此，邹纬和同事们除了治病外，还在消毒、防疫、宣传卫生常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卫生观念。一次，因为救活了一位部落首领孩子的生命，对方还特意把邹纬和一位德国同事请到家里做客。用棕榈油煮的牛肉和切碎了的木薯叶子，再放些辣椒，这是邹纬最难忘的一道美食。
2013年冬季，塞拉利昂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当时，邹纬收治的很多病人都感染了比较特殊的地方性疾病Lassa出血热。经过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很快病愈出院，邹纬也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2014年7月末，“无国界医生”组织根据有关规定，安排邹纬回国休息。当时埃博拉疫情虽然已经在西非一些国家蔓延开来，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全球关注。在香港转机回国时，她曾尝试着向“无国界医生”办公室申请，去抗击自己一直还没见过的埃博拉，但遭到拒绝。
在国内休整了一个月后，邹纬再次申请奔赴非洲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项目，终于获得批准。在布鲁塞尔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曼的航班上，邹纬乘坐了她认为最“宽敞”的飞机。受埃博拉影响，这趟航班被取消了三次，机上只零星坐了二十多人，显得空空荡荡。
第一站是凯拉洪，这是一个位于塞拉利昂东北部的边境重镇，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由于边境可以自由穿行，人员和边贸往来被认为是加重埃博拉在三国蔓延开来的重要原因，凯拉洪则是此次埃博拉爆发初期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无国界医生”在凯拉洪设立了当时塞拉利昂唯一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被送到这里的病人来自各个地区。最初只有四十张床，由于病人太多，只好扩充至六十张，后来不得不扩建至八十张床。由于前来求医的病人很多，邹纬和同事从早上六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
“非洲人很热情，见了小孩都要抱起来逗一阵子，喜欢聚会，而且见面的时候互相拥抱问好。”在邹纬看来，当地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的习惯，是造成埃博拉病毒大面积传染的重要因素。
另外，塞拉利昂60%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他们的丧葬习俗是人死之后，尸体要整个洗一遍再用白布包起来下葬，因此家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尸体。“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力越到后期越强，人死后，病毒在很长时间内仍能传播。”针对这种情况，“无国界医生”派遣了多支健康教育队伍，去村镇不断劝导当地人接受安全火葬，防止新一轮感染。
没有人能成为一座“孤岛”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当地政府医院只有一两辆救护车，无法满足运送病人的需求。“有一次，政府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有十个病人要送来，可等到第二天救护车才开过来，且车上只有五人，另外几名病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对于令人恐怖的埃博拉病毒，邹纬并不紧张，在她看来，埃博拉的传播途径和Lassa出血热是一样的，包括潜伏期、症状都很相似，只是感染原因和致死率不同，所以她之前诊治Lassa出血熱的经验得到了有效运用。
由于埃博拉病毒没有针对性特效药，治疗中心仅能提供支持性治疗。邹纬亲手参与收治的埃博拉病例有八十多例，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女孩。这个医生护士们精心呵护的小宝贝，最终没能摆脱死神的魔爪：“他们村子90%的人已经感染埃博拉，妈妈是埃博拉阳性。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床，把孩子放在妈妈旁边，但妈妈的情况很差，全靠我们照顾孩子。孩子太小、抵抗力太差，最终没能战胜病魔。”
令人心碎的不止于此。摆在医生们面前的事实是，近七成埃博拉患者最终都会死亡。每当有患者离世，邹纬都会不由想起巴金的小说《家》里梅芬说的一段话：“下辈子，我要投身做一滴朝露，夜里悄悄地来，伏在我心爱的草地上，太阳升起时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人知道我来过，更没有人知道我的离去。”
但在治疗中心，并不是毫无希望。令邹纬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三兄妹。由于家中做医生的哥哥不幸在救治病人过程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来全家均被传染，八人死于埃博拉，最后只剩下这两女一男三兄妹。三兄妹被送到治疗中心的时候，邹纬记得他们症状很重，呕吐、腹泻，还伴有高烧。整天都只能躺在病床上。在三人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做静脉穿刺进行补液。医生们曾悲观地预测，三兄妹中可能只有一人能活。但后来三人却全部活了下来，最终康复出院。
通常，一个感染者从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到康复出院，需要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期间，除了身体备受煎熬外，病人还需面对心理难关，恐惧是大多数感染者的常态。据邹纬观察，病人在感到恐惧时，常常会不停地提各种要求，比如说要求换不同的食物，或者换帐篷和床位。在这里，患者的每个要求都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愿望，因此，邹纬都竭尽所能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尽管身着全套防护服，但与埃博拉病毒搏斗仍然充满危险。“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人员中已经有24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共有13人死亡。但邹纬却毫不畏惧，她说：“在如此重大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哪个集体能成为一座安全“孤岛”，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帮助非洲也是帮助中国。我们在非洲一线抗击埃博拉疫情，也是为了给祖国筑起一道防线。”
令邹纬颇感欣慰的是，面对肆虐的埃博拉疫情，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场与病毒博弈的战斗中。由于各方的不懈努力，塞拉利昂一些疫区的埃博拉新增病例正呈现下降趋势。随着新药物和疫苗的问世，邹纬坚信，也许用不了多久，埃博拉这个恶魔就会被彻底降服！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陈陟 czmoch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