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婚姻就是一张纸。可没有那张纸,广大的红男绿女就只是彼此的过客而已。
　　
　　搞笑的岳父,嫁女的婚书
　　
　　民间有个传说,传说掌管男女姻缘的神仙月老手里,有一本铭记着天下男女姻缘的婚书。于是在所有供奉月老的神殿里,月老像手里都握着一本书卷样的物什——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关“婚书”二字的记载。
　　人们常常觉得,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结婚证的,古人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盲婚哑嫁,稍微讲究一些的,也不过是个三礼六聘,婚事一操办完就算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无须那一纸婚书了。
　　其实事实却不尽然,古人们也是有结婚证的,只是那结婚证,被称为“婚书”。古人多妻,而正室始终只有一位,这一位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妻妾而倍显尊贵,恰恰正是因了这一纸婚书。
　　看古代的文学或是戏剧作品,常常可见到妇人对夫君讲出这样一句:“我可是过了红绿纸书的。”所谓“红绿纸书”,便是古人的结婚证——婚书。
　　古代的婚礼有很多程序,繁琐复杂得让现代人一个头会变成两个大,这繁琐之至的程序中有一道,就叫做“文定”。“文定”,顾名思义,讲的是用文字的形式定下这门亲事。当男女双方交换生辰八字以后,若八字无相冲,家里长辈将对方的生辰八字压于灶神牌位下,三日之内,家中无坏事发生。就首先由男方家中有文化的长辈,在红色纸笺写下正式的求婚书,由媒人交到女方手里,而女方家里有文化的长辈,则回复一封绿色纸笺书写的正式同意书,交到男方手里,各为凭证,婚事就算定下来了,不可反悔。
　　所以若是要对古代婚书作出一个定义,那就是一个由男女双方家族私下约定的一份互不反悔的契约,虽然不像现代的结婚证一样有相应的国家机构发放,但同样具备法定效力。
　　曾有一则新闻报道过一份民间的古代婚书,并请专业人士对婚书进行了现代文字的翻译,内容相当有趣。这份婚书是由女方写给男方的,拟写人是女方的父亲,文化不高,为人大概十分爽快,所以婚书也写得很是直白。
　　他首先问亲家大人,是否读过《诗》、《书》、《礼》、《易》,接着自问自答,反正我是没有读过,不过没读过也不要紧,没读过不代表我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然后他说他家有小女初长成,年方十六,平日里管教不严,所以还是有许多缺点的。蒙亲家大人不弃,以后嫁到婆家有什么做错的,还请亲家大人多担待。接着在后面附上了女儿的生辰八字,就算是同意了婚事。
　　这份婚书十分经典,除了让现代人看来十分幽默的开场白以外,它完全展示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男尊女卑关系,同时还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历来的谦逊之道,让人透过这篇短短的婚书,对女方的家庭背景与拟书人的大概性情都有了很形象的了解。
　　
　　结婚证上的年轮印
　　
　　有史记载的由官方颁发的结婚证,最早出现在清代,称为“龙凤帖”。男女定亲之后的7~10天,双方去当地县衙领取龙凤官贴,尊章纳税交款,帖上填写定婚人姓名、年庚,并填写双方家长主婚人和媒人的姓名,均需签押盖章,以示郑重。经官府认可,盖上公章大印,证明婚姻已经取得合法手续。然后,选择吉日良辰,进行换贴仪式。
　　之后,太平天国时期出现过名为“合挥”的结婚证。但形式与清代差不多,这个时期的结婚证与以后的结婚证有了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从民间私约上升为由官方收费发放,相比起来更具有契约性和合法性。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提倡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结婚证就更具有了意义。
　　天津有个结婚证的收藏达人杨永刚,他收藏了上至清代下至现代的六七百份结婚证,他常年研究这些不同时代的结婚证,发现在不同时代的结婚证上,都能看出那些年代的特色来。
　　比如有一张民国时期的集体婚礼证书,标题为《南京市新生活集团结婚证书》,标题下面是男女双方的名字,主体内容为“据右列当事人等联名申请参加集团婚礼,经审查合格,公告期满并无异义,准予参加于X年X月X日X时于X地举办结婚典礼,合给结婚证书此证”。
　　而最令人诧异的是,发放单位居然有三个,打头的是当时的南京市市长签名,接下来是一个名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的签名,再之后是南京社会局局长签名。要换在今天,我们很难搞清楚一个集体婚礼与这三个机构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囧关系。
　　留心一下这些各个年代结婚证的发放单位,除以上述的几个,还有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上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样;更有某县县长副县长,或者是某区区长的签名字样;奖状一样的结婚证上占据大片面积的,甚至是毛主席语录……简直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
　　
　　自古休书最无情
　　
　　万事有聚就有散,古时结婚有婚书,离婚的时候,便有了休书。
　　古代的休书可没有现代的离婚证那么平等,古代的休书,仅仅是男性的权利。最著名的休书,是乐府词中《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因母亲的挑唆将妻子刘兰芝一纸休书发还娘家,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古代的休书多是如此,虽然从汉代开始,官府就规定了女子的“七出”(应当休妻的七种理由)与“三不出”(不应休妻的三种理由),但从民间发掘的清光绪年间遗留下的一纸休书中,还是看出了男性在婚姻制度中的绝对统治权。
　　这纸清代光绪年间的休书,翻译成现代语言的内容是这样的:妇人江氏于何年何月逃难来到本地,经人说合嫁到文家。圆房后只生得一女,去年因父病重执意要回家省亲,省亲归来性情大变,整日走东窜西惹闲言非语,近日还将家中物什盗出不知道送去何处,特此休书一封,从此逐出文门,任其自便,立字存照。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家休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江氏无子,只生得一女,且执意回乡探父让文家人不满意,于是便加以“走东窜西惹闲言非语”的罪名,把文江氏休了。在古代社会,一个被休女子的命运有几多凄苦?今人怕是不足道哉了。而一纸休书背后所承载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更怕是“载不动,许多愁”了。
　　
　　闪婚的前辈
　　
　　中国人对于婚事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一般来说要成全一段姻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才举办婚礼。可偏偏就有一些人,对于这一纸婚书却是非常随性的。
　　著名的文学家胡适,就不小心做过一次事先毫不知情的证婚人。被后人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与胡适私交不错。1921年6月1日这天,赵元任邀请胡适吃饭,胡适应邀来到饭馆一看,在座的除了赵元任以外,还有赵的未婚妻杨步伟,以及杨的同学朱征。
　　饭吃到一半,赵元任突然开口说有事要麻烦朱胡二位,说罢掏出一纸自己写好的婚书,请胡适与朱征做他们婚礼的证婚人。胡适和朱征两人大感意外,完全不知情原来今天这顿随随便便的饭局,原来是场婚礼。大概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先锋文人都不会在意那些繁文缛节,于是胡适与朱征在吃惊之余,也还是爽快地在婚书上签下了自己见证人的大名。
　　如果说赵元任的作风是新派文人与旧风气对抗的结果,那么台湾影后刘雪华的即兴婚书,就纯粹是浪漫主义的极致发扬了。
　　1999年9月19日,刘雪华与剧作家恋人邓育昆跟好友聚餐,席上有好友提及,说今天是个结婚的好日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许是受了良辰美景的感动,邓育昆当即向刘雪华求婚,并表示马上就举行婚礼。
　　婚礼来得匆促,自然就没有结婚证书,邓育昆找了一张粉红色的纸笺,提笔写下“我们决定结婚了”七个大字,然后在结婚人的落款处写下自己的名字,递给刘雪华。刘雪华当时热泪盈眶,也在落款处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一众好友,纷纷在粉红色的小笺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见证,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为即兴的一纸婚书了。
　　文坛奇女子张爱玲与胡兰成也签过一张即兴的婚书,只不过对于这纸婚书的看法,见仁见智。胡兰成在回忆录《今生今世》里写,“是年我38岁,她23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这究竟是胡兰成体面的说法,还是他真有如此良苦的用心,爱玲迷们执不同态度。但这纸分量不够沉重的婚书最终成为了张爱玲一生的遗憾,却是真有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