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能写作却不写作无疑是一种浪费。犹如一位老农，有那么多耕作经验却任凭田地荒芜是一种浪费；犹如一名少女，有那么多恋爱时光却执迷于现实利益是一种浪费；犹如一个官员，有那么多机会去为百姓谋福祉却潜入腐朽的酱缸是一种浪费。不写作的浪费可能更让人惋惜。如果中国尚处于转型期是真实的事实，那么，比比皆是、令人扼腕乃至仰天长叹的各种奇怪现象，也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成为短时期难以破解的真实的事实。多少代人已在、正在和将在这种真实的事实面前，任由时光蹉跎于愁怨与愤慨的情绪里，成为历史的炮灰，成为不见硝烟的牺牲者。作家不能以一己之力改变现实，也不能以自己的写作拯救众生，但至少可以用文字这一工具，复活这些炮灰和牺牲者，复原随光阴流逝、任谁都无可奈何的真实的事实。这样的复活与复原，未必能在依然如故的境况中泛起多少涟漪，但至少是一缕小小的火焰。众多的火焰汇集，将化作一束文学之光，它不能照亮未来的路，但至少能照亮未来一些人的眼睛。这些人将传递火焰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未来的转变。文学之用，当在于此。而作家不写作的浪费，也在于此。所以我必须写。当属于我的时代随我而逝，至少可以说，我没有浪费自己。
　　从我的角度而言，我喜欢写作，但未必热爱写作。更多时候，写作是我存在的证据，也是我所判断的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行为方式。坦白来说，我更热爱我只能身处其中不满百年的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我的眼睛和思维所能抵达的每一个人，也热爱自己，因为我热爱生命。我愿意相信轮回，所以我愿意相信生而为人的不易。我不能把“人”的一生，全部消耗于非人的岁月里。所以我从小就瞪大眼睛，在老家那块巴掌大的地盘上，观察日落月出，观察左邻右里，人们表情的诞生与消失，都是我眼里的常客；竖起耳朵，聆听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鬼神故事，人们嘴里每一个语言的泡泡，都会在我心里种下细小的根须；扬起脑袋，任凭车轮在脑海里驰骋碾压，思考为什么，思考怎么回事，思考“我”和“他们”，思考生与死、爱与恨。这些儿时仿佛天性使然的习惯，延续至今。我可以一文不名，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始终富裕有余。我下意识地用文字记录所见所闻所思，仿佛用文字为它们建造一块纪念碑，并因此相信，逝者可以不死。我感觉到写作的快乐，更感觉到生而为人的快乐。如果身为旁观者，这种快乐可能很残忍，然而，我并不置身事外，在所有的残忍之中，我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参与者。倘若我施放了残忍之箭，前方的箭靶，也一样有我自己的身影。所以，我的写作不只是为了快乐，因为自己已在内心挥起一道道鞭影。我分成两个我：一位在旁观，一位在自我修理。也许这就是每一位以“真正”来形容的作家的本质。
　　我写诗，也写小说，但既不是职业诗人，也不是职业小说家。一种原本无关现实利益的行为方式，一旦与“职业”挂钩，不可避免地要落入现实的窠臼。我尽量避免，让写作本身往理想主义靠拢。写作当然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行为。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如同佛珠般的名字，他们生前或身后被冠以大师之名。他们当然都是理想主义者无疑。抛开理想，写作才可以说“是个屁”，甚至“屁”都不是。我的社会职业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这份工作，我养活了全身的细胞，让全身的血液都在食物的激励之下汹涌澎湃，有一张床供我休息，有很多衣服供我蔽体。这就够了，我有了写作的力气。于是我写诗，用诗歌的手术刀，解剖自己所谓的灵魂；写小说，用小说的大银幕，播放我所感所知的一切。面对比古榕树根茎还要复杂的人生，小说浑然天成的巨大仓库，恰好可以用来分批盛放这些复杂之物。从这一点而言，小说的伟大不言而喻。它用它永动机似的顽强肠胃，吸纳着世间的一切杂物，比诗歌多了几分包容，比散文多了几分耐力。尽管我更乐于以诗人自居，但对于小说的写作，从来不敢轻视，甚至比中国许多所谓小说家们更不敢轻视小说写作。我轻轻地打开电脑，搜索大脑里储存的所有信息，抽一支烟，踱一会儿步，再抽一支烟，再踱一会儿步，坐定，抓耳挠腮，唉声叹气，像一名没人认领的无辜的孩子，而后，重重地敲击键盘，每一个字都尽可能带着血肉，每一个人物、每一种生活，都尽可能贯穿一小截时代的经脉。尽管我还不能肯定，我的小说已经是无与伦比的成品，但我能肯定的是，即便只是半成品，也能供人咀嚼一阵。
　　摘自《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