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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些年文化学习在外语教学中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然而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的概念。本文旨在分析跨文化交际中较为隐性的中英交际风格的差异，从而探讨这一语言行为和其内含的核心文化价值，提高学习者对东、西方两种思维模式和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敏感度。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交际风格
引言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传播通讯的空前发展，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交往的时代，外语教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语言能力的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近些年来，随着文化学习在外语教学中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然而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的概念。它不仅是显型的，同时也是隐型的。有学者把文化比为冰山，浮在冰山上的只有服饰、食物、建筑、文学、艺术、语言、手势、礼仪、闲暇活动等；而冰山下面就涉及到更多更大的日常行为，如时间观念、空间感、成就感、交际模式、上下级关系模式、对个人看法、谦虚的观念、家庭关系、对宇宙的看法、社交的频度、控制感情的模式、地位的确定和相关角色等等[1]。由此可见，文化往往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我们隐形的行动指南。它不仅表现在语言交际上，也反映于非语言交际方面。因此文化的学习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那些显性的，更应该探求文化中那些深层的核心价值部分。
交际风格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正面阐明目的而让西方人觉得“摸不透”或者在“兜圈子”，而西方人直奔主题的风格也会给中国人留下咄咄逼人或不礼貌的印象，中西方交际风格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交际的失败。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说理方式和交际风格是说话人“文化身份”的最强烈体现，人们在组织语言和表达思想时都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特点和思维模式。Robert B. Kaplan在研究了不同国籍学生的写作后，认为语篇结构与思维模式紧密相关，并用一系列的图表来表达了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在Kaplan的图示中，汉语是螺旋式的思维模式而英语则是直线型的[2]。显然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语篇结构和交际风格。贾玉新认为，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由由远及近，从整体到一般；中式的交际风格则表现为圆式或迂回式。中国人在叙事时往往先陈述原因和背景，对主要内容或自己的观点含而不露或保留到最后，是一种渐进高潮(climaxing)的手法[3]。而西方人则开门见山，直接切题，把主要观点放在最前面，而对于原因和背景的陈述则不十分重视，其“逆潮式”(anticlimaxing)的方式正好与中国人相反[3]。由此可见，西方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摸不透”，不是因为弄不清某个句子的意思，而是由于不习惯中式交际风格。虽然交际双方常常将交际的失败归因于语言能力，实际上造成误解的原因大多是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际风格而造成的。外语学习者往往因为不了解对方的语篇结构或无意识地迁移了本族语的交际风格就会引起对方的误解。
中西方这种语篇交际风格的差异也集中体现在段落结构上。中国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往往按照汉语的段落结构来组织内容，导致得不到作文考试的高分或本族语老师的认可。中文作文强调“形散神不散”，段落内的句子结构松散，篇章的流动主要靠语义的联系，即“意合法”，主要的观点不是含而不露，就是出现在最后。与此对照的英语篇章则是靠“形合法”组织段落，每段只有一个中心内容，由段首的主题句明确地表达出来。段落主体的其他语句则以语义为中心，由各种连接手段按顺序和逻辑衔接起来[3]。学者们大量的研究材料也证实了东方的交际模式通常是归纳法（个别→一般），而西方则更偏爱演绎法（一般→个别）这一看法。
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观念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东、西方两种社会之间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观念并且特别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集体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个人的愿望要服从家庭、团体和社会的利益，服从社会等级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心。因此，尊人卑己、不显露自己、与他人和谐共处、与群众搞好关系都是被认可和所推崇的行为准则[3]。孔子思想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人服从、谦虚和集体主义的行动倾向里。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
语言的学习从来就无法与文化的学习分离。如果没有对其潜在的中西方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知识，要想理解中西交际风格的差异是很困难的。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群体观念和注重人际和谐价值观的制约，中国人的交际风格往往是努力保持与他人融洽和谐的关系。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强调表现在很多交际方面，如在意见不一致时避免与他人争论。
Hall比较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并用“语境”的概念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做出了解释。根据Hall的观点， “低语境”(low context )国家，一切需要语言讲情，而 “高语境”（high context）国家，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不需要每一点都明白的讲出来[1]。中国社会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社会属于“低语境文化”。 在中国这样的“高语境文化”中，由于大量的信息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共识，交际风格是间接的，暗示性的，并依赖语境的。通过语言表达的较少而大量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与“高语境文化”截然相反， 在以“低语境文化”为特点的西方社会，语言交际是直接的，清晰明了，不留空白。交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说的内容和信息量[3]。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中西交际风格的文化差异。
结论
文化知识是语言学习不可缺失的部分，社会语言学尤其强调对语言与文化两者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通过对中西方交际风格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说什么，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说。同时，语言也在如实地反映着该文化所认可的思维方式和推崇的核心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学习者应该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本族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杆。进行跨文化交际，学习其他文化也并不是指一味地接受或盲从其价值观而丧失本身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有意识地沟通彼此的文化差异，从而学会洞察、欣赏、尊重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7]。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1999). 跨文化交际概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Kaplan, R. B. (1966). Cultural thoughts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 1-20.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交际风格
引言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传播通讯的空前发展，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交往的时代，外语教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语言能力的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近些年来，随着文化学习在外语教学中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然而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的概念。它不仅是显型的，同时也是隐型的。有学者把文化比为冰山，浮在冰山上的只有服饰、食物、建筑、文学、艺术、语言、手势、礼仪、闲暇活动等；而冰山下面就涉及到更多更大的日常行为，如时间观念、空间感、成就感、交际模式、上下级关系模式、对个人看法、谦虚的观念、家庭关系、对宇宙的看法、社交的频度、控制感情的模式、地位的确定和相关角色等等[1]。由此可见，文化往往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我们隐形的行动指南。它不仅表现在语言交际上，也反映于非语言交际方面。因此文化的学习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那些显性的，更应该探求文化中那些深层的核心价值部分。
交际风格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正面阐明目的而让西方人觉得“摸不透”或者在“兜圈子”，而西方人直奔主题的风格也会给中国人留下咄咄逼人或不礼貌的印象，中西方交际风格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交际的失败。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说理方式和交际风格是说话人“文化身份”的最强烈体现，人们在组织语言和表达思想时都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特点和思维模式。Robert B. Kaplan在研究了不同国籍学生的写作后，认为语篇结构与思维模式紧密相关，并用一系列的图表来表达了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在Kaplan的图示中，汉语是螺旋式的思维模式而英语则是直线型的[2]。显然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语篇结构和交际风格。贾玉新认为，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由由远及近，从整体到一般；中式的交际风格则表现为圆式或迂回式。中国人在叙事时往往先陈述原因和背景，对主要内容或自己的观点含而不露或保留到最后，是一种渐进高潮(climaxing)的手法[3]。而西方人则开门见山，直接切题，把主要观点放在最前面，而对于原因和背景的陈述则不十分重视，其“逆潮式”(anticlimaxing)的方式正好与中国人相反[3]。由此可见，西方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摸不透”，不是因为弄不清某个句子的意思，而是由于不习惯中式交际风格。虽然交际双方常常将交际的失败归因于语言能力，实际上造成误解的原因大多是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际风格而造成的。外语学习者往往因为不了解对方的语篇结构或无意识地迁移了本族语的交际风格就会引起对方的误解。
中西方这种语篇交际风格的差异也集中体现在段落结构上。中国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往往按照汉语的段落结构来组织内容，导致得不到作文考试的高分或本族语老师的认可。中文作文强调“形散神不散”，段落内的句子结构松散，篇章的流动主要靠语义的联系，即“意合法”，主要的观点不是含而不露，就是出现在最后。与此对照的英语篇章则是靠“形合法”组织段落，每段只有一个中心内容，由段首的主题句明确地表达出来。段落主体的其他语句则以语义为中心，由各种连接手段按顺序和逻辑衔接起来[3]。学者们大量的研究材料也证实了东方的交际模式通常是归纳法（个别→一般），而西方则更偏爱演绎法（一般→个别）这一看法。
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观念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东、西方两种社会之间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观念并且特别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集体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个人的愿望要服从家庭、团体和社会的利益，服从社会等级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心。因此，尊人卑己、不显露自己、与他人和谐共处、与群众搞好关系都是被认可和所推崇的行为准则[3]。孔子思想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人服从、谦虚和集体主义的行动倾向里。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
语言的学习从来就无法与文化的学习分离。如果没有对其潜在的中西方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知识，要想理解中西交际风格的差异是很困难的。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群体观念和注重人际和谐价值观的制约，中国人的交际风格往往是努力保持与他人融洽和谐的关系。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强调表现在很多交际方面，如在意见不一致时避免与他人争论。
Hall比较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并用“语境”的概念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做出了解释。根据Hall的观点， “低语境”(low context )国家，一切需要语言讲情，而 “高语境”（high context）国家，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不需要每一点都明白的讲出来[1]。中国社会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社会属于“低语境文化”。 在中国这样的“高语境文化”中，由于大量的信息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共识，交际风格是间接的，暗示性的，并依赖语境的。通过语言表达的较少而大量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与“高语境文化”截然相反， 在以“低语境文化”为特点的西方社会，语言交际是直接的，清晰明了，不留空白。交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说的内容和信息量[3]。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中西交际风格的文化差异。
结论
文化知识是语言学习不可缺失的部分，社会语言学尤其强调对语言与文化两者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通过对中西方交际风格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说什么，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说。同时，语言也在如实地反映着该文化所认可的思维方式和推崇的核心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学习者应该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本族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杆。进行跨文化交际，学习其他文化也并不是指一味地接受或盲从其价值观而丧失本身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有意识地沟通彼此的文化差异，从而学会洞察、欣赏、尊重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7]。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1999). 跨文化交际概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Kaplan, R. B. (1966). Cultural thoughts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