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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想探讨亚洲各国之间的学术竞争问题，特别是亚洲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研究角色以及提升研究文化所面临的挑战，目的在于理解亚洲高等教育在未来如何顺应全球化发展环境。
很显然，大学研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下一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构建学术机构的研究能力却并不容易，不仅耗时长久，而且费用昂贵。虽然大学并不是唯一具有研究能力的机构，但大学在任何国家都是主要研究组织，因为大学不仅可以培养下一代研究者，而且所进行的研究常常是最有效、最节约成本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大学进行研究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大学里学生和教授可以形成良好互动。
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亚洲大学教育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同意的一点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因为大学研究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也即大学学术地位的提升，学生和教师的学术工作都与之紧密相关。目前，亚洲国家高等教育领域还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这使它们很难出现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系统。尽管一些亚洲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这些国家重要的大学有可能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但不一定是占世界主导地位。
当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都面临巨大挑战，比如大学都被要求以各种方式（包括提供社会咨询、开展商业活动等）获取收入，这些都是商业化的表现。许多亚洲国家大学特别关注世界排名，比如排在前100名的大学，有些大学位列其中，处于优势地位，有些大学则要出局，处于竞争劣势。我想要说的是，不要过度关注世界排名和排名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国际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势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还和现在一样，世界上主要的高等教育系统（比如美国）的实力、规模将赋予它们显著的竞争优势。全球化时期，理解各国大学研究的基础架构非常重要。毫无疑问，美国和其他主要的英语国家，其学术系统在世界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大量统计数据都支持这一事实。
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引起亚洲国家的重视。我们知道全球研究架构与科学力量是直接相关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往往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程度的标志。但有个现象非常有趣，比如日本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确实比较突出，有很多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大部分获得者却并未在日本本土工作，而是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工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英美国家的大学研究文化，尤其是关于硬科学的研究文化，备受日本科学家青睐，薪酬待遇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倒在其次。此外，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在英美等国发行的学术期刊均用英文出版，这就意味着其他非英语国家的学者面临着用英文发表其成果的压力。因为要参与到世界学术竞争之中，首先必须得用英文出版著作，再将其提交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然后才有可能。
据我所知，在中国，如果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就可以获得经费奖励。但是，过度强调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也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国际期刊的这种评判标准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式之一，而非评价学者科研水平的全部。此外，就专利而言，其获得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可以看出科研成果主要产生于这些国家。但这种平衡目前正在逐渐被打破。一方面，传统的主导型的西方英语国家正在衰落；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共同体，比如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则正处于不断上升的另一端。
二、亚洲国家的学术环境
谈到学术共同体，就不得不谈国际学术环境。对于亚洲各国而言，学术及科学人才的国际市场尤为重要，这主要涉及人才流动问题。海外的留学生中大约有65%来自亚洲，学生流动主要是从亚洲国家流向西方国家。在过去的20年到25年中，大部分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这些人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平衡现在也在逐渐改变。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日渐重视，很多留学海外的人才开始回归。甚至有些情况下，许多在海外已经有固定学术职业和良好学术地位的学者也开始回归。这种人才回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等。但从总体来看，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留学人员仍旧滞留在国外。如果你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硅谷工业区就会发现，在计算机产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仍有大量的亚洲人定居在那里，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谈到国际学术市场的人才流动，不仅指学生，许多优秀的教授，也正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同样，从亚洲国家流向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比例也相当大。
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如亚洲国家内部也存在国际人员流动。许多亚洲国家的大学推进国际化，不仅从西方引进学者，也从亚洲的其他国家引进人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而言，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学术系统的国际化？如何做到不仅仅向世界输出优秀学生和教授，也能从别国引进优秀人才？
从这一维度看，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颇具特点、给人印象深刻、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所以有很多美国、欧洲，甚至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对学习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也有些大学，设计了一些国际化的课程，并采取了相应的鼓励措施吸引外国学者来中国用英语授课。但也存在劣势，比如经费短缺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薪酬问题。我曾在波士顿学院做过一个关于15个国家教师薪酬的比较，其中包括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教师薪酬水平相对较低。这一测评结果是在考察了各国的物价水平并进行汇率转换的基础上得出的。
在这个研究中，我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薪酬并非是教师的唯一收入。在美国，大部分教授除了薪酬之外，并没有其他额外收入，而中国的许多学者不仅获得薪酬，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收入，但很难测量具体数额。额外收入主要取决于教授企业化倾向的程度，不同教授的额外收入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想要吸引国外优秀学者，首先不能期望他们能像中国学者那样赚取外快，因为外国学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学术体系，这就需要中国在薪酬制度上做出系统调整，使其在高等教育人才的输出和引入过程中均拥有国际竞争力。我曾提到过，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不仅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提高了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还在于它们拥有更好的学术氛围和更好的学术制度。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它们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为什么？因为薪酬水平更高，学术人才的聘用制度也更加开放。
许多亚洲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中国也一样。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取得成功。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具备中国所没有的国际化优势，比如他们的教师在工作中使用英语，具有一定的语言优势（这对国际知识网络的建立和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是非常便捷的），但是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少。我们看到，在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或200位的名单中，没有一所印度大学，相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印度的技术学院更具竞争力。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比印度更具有国际化优势。
三、决定高等教育输赢的
关键是什么
当然，亚洲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地区，要想概括亚洲国家的共性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有很多“亚洲”存在，每个人也只能概括出一小部分。有一小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可以称之为“富裕亚洲”，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体系均非常发达，主要包括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对于中国来说，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非常有意义，由此可以分析它们的学术体系是如何获得提升的。
第二类国家可称之为“亚洲巨人”，如中国和印度，占世界1/3的人口（当然，将这两个国家称为“巨人”，不仅仅是指人口方面而言，也指经济增长）。研究它们的特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从高等教育方面看，中国远远超过印度，这是现实。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还在不断进步，在全球颇具竞争力。在美国和英国，许多人对中国和印度很感兴趣，还派出了许多代表团访问这两个国家，试图搞清这两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进步，进步的原因又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更具有竞争力，中国大学的建设比较恰当，而印度仍旧很不发达，所以他们对于印度的大学更感兴趣，试图弄清印度存在的问题，找出印度该如何在本土和国际之间建立联系。
第三类为“中产阶层”的亚洲国家，即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它们的经济发展良好，也有较好的学术体系。还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亚洲国家，如越南和柬埔寨等，它们也在努力改变它们的学术体系。还有另一类国家，我称之为“贫穷的亚洲国家”，其面临的问题也更加严峻。
当然，要想深入理解亚洲的高等教育现状，就必须研究亚洲的历史。大部分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有过殖民传统，这对这些国家后来整个教育体系的建构影响很大。作为主要的殖民国家，荷兰对高等教育并不重视，其政策对于受其统治的殖民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和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差不多，英国则比很多国家更重视高等教育。所以，一些受英国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它们在取得独立时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设施比其他亚洲殖民国家要先进得多。美国对学术十分看重，在1898年到1945年，美国殖民法对其殖民地菲律宾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尽管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快有慢，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大学，除了埃及的一所，其余基本都是建立在西方学术模式之上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所有大学，也都是以西方学术模式为基础的，所以共性的成分还是居多。
比如，我接下来要谈到的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及要求，这些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用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要想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中获胜，大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大学需要拥有博士学位并致力于研究的全职学术团队，这是很显然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大学的教授都不具备这一要素。比如在拉丁美洲，80%~90%的教授都是兼职而不是全职的。世界上很多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相当一部分甚至只有学士学位，比如在墨西哥，墨西哥大学一半以上的教师只有学士学位。
第二，研究型大学得拥有全职的教授。研究型大学必须达成这样的职责共识，即视研究为工作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教授的教学量不应太多。比如，在印第安纳州的研究型大学里，每位教授的教学量标准是一学期两门课，大约是一周六小时的课程量。学校必须留充足的时间给教授们，使他们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不过在美国，大多数教授的教学量不止这些，主要因为他们是在教学型大学而不是在研究型大学里工作。我们对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要区别对待，应根据体制和性质的不同，对教授们规定不同的教学量。
第三，大学的基础设施必须支持研究，像图书馆、互联网接口、实验室等相关设备设施或多或少得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并时常更新，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必须承认的是，我在参观新加坡、中国的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发现它们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非常好，与美国旗鼓相当。正是在设施上面的巨大投资，保证了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正常发展。
第四，教师的聘用制度至关重要。据我所知，在中国，对于学术教授的任用问题存有一定争议。与中国不同，在美国及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般不太会特别任用自己大学的毕业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不任用”或者“只任用”能够解决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顶尖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层面的。所以，学生的选择以及吸引真正优秀学生前来就学的能力，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能提供博士学位，并着重于研究生的专业教育。
第五，研究型大学需要极大的财政支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是来自于国家的公共财政。事实上，除了美国和日本有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其他国家的所有研究型大学的资金基本都来源于国家的公共财政。即使在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间接地从公共财政中拨款。对于政府支持的大学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资金来源渠道的稳定性。美国有些公立的研究型大学是州政府支持的，资金流量不是很稳定，这就给它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除了政府的经费支持，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还有学生们交的学费、企业的支持、一些校外捐赠者和研究机构的捐款、专利和咨询收入等诸多渠道，但最根本最核心的资金支持应该还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
第六，研究型大学必须崇尚学术自由，有质疑的精神，并能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我想说的是，大学的文化价值观和它的财政来源一样重要。英语作为一门教学、学术研究、出版、大学文化交流的通用性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我并不想过多地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它对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七，大学必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有明确的远景目标与使命感。这个目标不应来自于政府机构，而是应该来自于学校自己。学校里每个人，包括教职工和学生，都要有为此目标而奋斗的精神。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谈谈谁将在这场竞争中胜出，谁又将失败。在亚洲，或者说在中国，只有少数的大学能够做到以研究型为导向。实际上在美国，虽然拥有3 000多所高中后教育机构，包括专科性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其中也许只有200所是真正属于我今天所讲的研究型大学范畴。
所以，国家应该谨慎选择其中少数最优秀的精英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没有一个国家能使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以研究型为导向，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负担不起。那么美国是如何选择其研究型大学的呢？一方面通过院校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意愿。美国一些非常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像哈佛、耶鲁、斯坦福，它们依靠自己发展自身。另一些非常优秀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等，它们大多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发展。
所以，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我们仍然需要非常谨慎地决定高等教育体制的未来。要想在学术体系的竞争中获胜，我们得做很多工作，像教授们工作的制定以及学生入学的管理等。要想发展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中获胜，就得做好细致规划，确保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演讲者小传】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比较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开创人。1966年获芝加哥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教师发展基金会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熊建辉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想探讨亚洲各国之间的学术竞争问题，特别是亚洲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研究角色以及提升研究文化所面临的挑战，目的在于理解亚洲高等教育在未来如何顺应全球化发展环境。
很显然，大学研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下一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构建学术机构的研究能力却并不容易，不仅耗时长久，而且费用昂贵。虽然大学并不是唯一具有研究能力的机构，但大学在任何国家都是主要研究组织，因为大学不仅可以培养下一代研究者，而且所进行的研究常常是最有效、最节约成本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大学进行研究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大学里学生和教授可以形成良好互动。
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亚洲大学教育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同意的一点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因为大学研究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也即大学学术地位的提升，学生和教师的学术工作都与之紧密相关。目前，亚洲国家高等教育领域还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这使它们很难出现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系统。尽管一些亚洲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这些国家重要的大学有可能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但不一定是占世界主导地位。
当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都面临巨大挑战，比如大学都被要求以各种方式（包括提供社会咨询、开展商业活动等）获取收入，这些都是商业化的表现。许多亚洲国家大学特别关注世界排名，比如排在前100名的大学，有些大学位列其中，处于优势地位，有些大学则要出局，处于竞争劣势。我想要说的是，不要过度关注世界排名和排名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国际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势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还和现在一样，世界上主要的高等教育系统（比如美国）的实力、规模将赋予它们显著的竞争优势。全球化时期，理解各国大学研究的基础架构非常重要。毫无疑问，美国和其他主要的英语国家，其学术系统在世界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大量统计数据都支持这一事实。
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引起亚洲国家的重视。我们知道全球研究架构与科学力量是直接相关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往往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程度的标志。但有个现象非常有趣，比如日本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确实比较突出，有很多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大部分获得者却并未在日本本土工作，而是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工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英美国家的大学研究文化，尤其是关于硬科学的研究文化，备受日本科学家青睐，薪酬待遇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倒在其次。此外，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在英美等国发行的学术期刊均用英文出版，这就意味着其他非英语国家的学者面临着用英文发表其成果的压力。因为要参与到世界学术竞争之中，首先必须得用英文出版著作，再将其提交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然后才有可能。
据我所知，在中国，如果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就可以获得经费奖励。但是，过度强调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也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国际期刊的这种评判标准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式之一，而非评价学者科研水平的全部。此外，就专利而言，其获得者主要来自英语国家，可以看出科研成果主要产生于这些国家。但这种平衡目前正在逐渐被打破。一方面，传统的主导型的西方英语国家正在衰落；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共同体，比如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则正处于不断上升的另一端。
二、亚洲国家的学术环境
谈到学术共同体，就不得不谈国际学术环境。对于亚洲各国而言，学术及科学人才的国际市场尤为重要，这主要涉及人才流动问题。海外的留学生中大约有65%来自亚洲，学生流动主要是从亚洲国家流向西方国家。在过去的20年到25年中，大部分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这些人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平衡现在也在逐渐改变。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日渐重视，很多留学海外的人才开始回归。甚至有些情况下，许多在海外已经有固定学术职业和良好学术地位的学者也开始回归。这种人才回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等。但从总体来看，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留学人员仍旧滞留在国外。如果你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硅谷工业区就会发现，在计算机产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仍有大量的亚洲人定居在那里，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谈到国际学术市场的人才流动，不仅指学生，许多优秀的教授，也正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同样，从亚洲国家流向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比例也相当大。
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如亚洲国家内部也存在国际人员流动。许多亚洲国家的大学推进国际化，不仅从西方引进学者，也从亚洲的其他国家引进人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而言，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学术系统的国际化？如何做到不仅仅向世界输出优秀学生和教授，也能从别国引进优秀人才？
从这一维度看，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颇具特点、给人印象深刻、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所以有很多美国、欧洲，甚至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对学习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也有些大学，设计了一些国际化的课程，并采取了相应的鼓励措施吸引外国学者来中国用英语授课。但也存在劣势，比如经费短缺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薪酬问题。我曾在波士顿学院做过一个关于15个国家教师薪酬的比较，其中包括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教师薪酬水平相对较低。这一测评结果是在考察了各国的物价水平并进行汇率转换的基础上得出的。
在这个研究中，我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薪酬并非是教师的唯一收入。在美国，大部分教授除了薪酬之外，并没有其他额外收入，而中国的许多学者不仅获得薪酬，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收入，但很难测量具体数额。额外收入主要取决于教授企业化倾向的程度，不同教授的额外收入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想要吸引国外优秀学者，首先不能期望他们能像中国学者那样赚取外快，因为外国学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学术体系，这就需要中国在薪酬制度上做出系统调整，使其在高等教育人才的输出和引入过程中均拥有国际竞争力。我曾提到过，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不仅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提高了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还在于它们拥有更好的学术氛围和更好的学术制度。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它们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为什么？因为薪酬水平更高，学术人才的聘用制度也更加开放。
许多亚洲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中国也一样。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取得成功。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具备中国所没有的国际化优势，比如他们的教师在工作中使用英语，具有一定的语言优势（这对国际知识网络的建立和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是非常便捷的），但是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少。我们看到，在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或200位的名单中，没有一所印度大学，相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印度的技术学院更具竞争力。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比印度更具有国际化优势。
三、决定高等教育输赢的
关键是什么
当然，亚洲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地区，要想概括亚洲国家的共性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有很多“亚洲”存在，每个人也只能概括出一小部分。有一小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可以称之为“富裕亚洲”，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体系均非常发达，主要包括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对于中国来说，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非常有意义，由此可以分析它们的学术体系是如何获得提升的。
第二类国家可称之为“亚洲巨人”，如中国和印度，占世界1/3的人口（当然，将这两个国家称为“巨人”，不仅仅是指人口方面而言，也指经济增长）。研究它们的特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从高等教育方面看，中国远远超过印度，这是现实。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还在不断进步，在全球颇具竞争力。在美国和英国，许多人对中国和印度很感兴趣，还派出了许多代表团访问这两个国家，试图搞清这两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进步，进步的原因又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更具有竞争力，中国大学的建设比较恰当，而印度仍旧很不发达，所以他们对于印度的大学更感兴趣，试图弄清印度存在的问题，找出印度该如何在本土和国际之间建立联系。
第三类为“中产阶层”的亚洲国家，即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它们的经济发展良好，也有较好的学术体系。还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亚洲国家，如越南和柬埔寨等，它们也在努力改变它们的学术体系。还有另一类国家，我称之为“贫穷的亚洲国家”，其面临的问题也更加严峻。
当然，要想深入理解亚洲的高等教育现状，就必须研究亚洲的历史。大部分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有过殖民传统，这对这些国家后来整个教育体系的建构影响很大。作为主要的殖民国家，荷兰对高等教育并不重视，其政策对于受其统治的殖民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和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差不多，英国则比很多国家更重视高等教育。所以，一些受英国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它们在取得独立时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设施比其他亚洲殖民国家要先进得多。美国对学术十分看重，在1898年到1945年，美国殖民法对其殖民地菲律宾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尽管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快有慢，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大学，除了埃及的一所，其余基本都是建立在西方学术模式之上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所有大学，也都是以西方学术模式为基础的，所以共性的成分还是居多。
比如，我接下来要谈到的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及要求，这些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用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要想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中获胜，大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大学需要拥有博士学位并致力于研究的全职学术团队，这是很显然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大学的教授都不具备这一要素。比如在拉丁美洲，80%~90%的教授都是兼职而不是全职的。世界上很多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相当一部分甚至只有学士学位，比如在墨西哥，墨西哥大学一半以上的教师只有学士学位。
第二，研究型大学得拥有全职的教授。研究型大学必须达成这样的职责共识，即视研究为工作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教授的教学量不应太多。比如，在印第安纳州的研究型大学里，每位教授的教学量标准是一学期两门课，大约是一周六小时的课程量。学校必须留充足的时间给教授们，使他们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不过在美国，大多数教授的教学量不止这些，主要因为他们是在教学型大学而不是在研究型大学里工作。我们对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要区别对待，应根据体制和性质的不同，对教授们规定不同的教学量。
第三，大学的基础设施必须支持研究，像图书馆、互联网接口、实验室等相关设备设施或多或少得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并时常更新，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必须承认的是，我在参观新加坡、中国的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发现它们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非常好，与美国旗鼓相当。正是在设施上面的巨大投资，保证了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正常发展。
第四，教师的聘用制度至关重要。据我所知，在中国，对于学术教授的任用问题存有一定争议。与中国不同，在美国及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般不太会特别任用自己大学的毕业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不任用”或者“只任用”能够解决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顶尖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层面的。所以，学生的选择以及吸引真正优秀学生前来就学的能力，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能提供博士学位，并着重于研究生的专业教育。
第五，研究型大学需要极大的财政支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是来自于国家的公共财政。事实上，除了美国和日本有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其他国家的所有研究型大学的资金基本都来源于国家的公共财政。即使在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间接地从公共财政中拨款。对于政府支持的大学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资金来源渠道的稳定性。美国有些公立的研究型大学是州政府支持的，资金流量不是很稳定，这就给它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除了政府的经费支持，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还有学生们交的学费、企业的支持、一些校外捐赠者和研究机构的捐款、专利和咨询收入等诸多渠道，但最根本最核心的资金支持应该还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
第六，研究型大学必须崇尚学术自由，有质疑的精神，并能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我想说的是，大学的文化价值观和它的财政来源一样重要。英语作为一门教学、学术研究、出版、大学文化交流的通用性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我并不想过多地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它对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七，大学必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有明确的远景目标与使命感。这个目标不应来自于政府机构，而是应该来自于学校自己。学校里每个人，包括教职工和学生，都要有为此目标而奋斗的精神。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谈谈谁将在这场竞争中胜出，谁又将失败。在亚洲，或者说在中国，只有少数的大学能够做到以研究型为导向。实际上在美国，虽然拥有3 000多所高中后教育机构，包括专科性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其中也许只有200所是真正属于我今天所讲的研究型大学范畴。
所以，国家应该谨慎选择其中少数最优秀的精英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没有一个国家能使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以研究型为导向，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负担不起。那么美国是如何选择其研究型大学的呢？一方面通过院校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意愿。美国一些非常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像哈佛、耶鲁、斯坦福，它们依靠自己发展自身。另一些非常优秀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等，它们大多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发展。
所以，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我们仍然需要非常谨慎地决定高等教育体制的未来。要想在学术体系的竞争中获胜，我们得做很多工作，像教授们工作的制定以及学生入学的管理等。要想发展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中获胜，就得做好细致规划，确保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演讲者小传】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比较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开创人。1966年获芝加哥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教师发展基金会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