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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鲁迅发生过笔战甚至有过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的人很多，邵洵美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分析了一些有关鲁迅与邵洵美围绕着《人言》周刊发生笔战的文章后，发现了其中有很多不实之论，对这些不实之论加以了澄清。
【关键词】《人言》事件；鲁迅；邵洵美；文学谩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和鲁迅发生过笔战甚至有过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的人很多，邵洵美就是其中之一。阅读了一些这时期有关鲁迅与邵洵美围绕着《人言》周刊发生笔战的文章后，深感其中有很多不实之论，值得加以澄清，以免误读流布，贻害深广。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之间主要围绕“《人言》事件”展开交锋，也涉及“文学谩骂”和一些旧话题。
在所谓的“《人言》事件”之前，鲁迅与邵洵美曾围绕“文学谩骂”问题展开笔伐。1933年，鲁迅的文章主要围绕着所谓“捐班”诗人及“富家婿”的话题对邵洵美进行或公开、或暗示的批评。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谈到给萧送赠品的仪式上对邵洵美的印象：“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里“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一段，不论从用词、语气和语义等各种角度看，鲁迅对邵洵美的态度都没有贬义、恶意或敌意，对邵洵美的称谓“可说是中性用语，这说明鲁迅本来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惹邵洵美的”。有论者这样分析，鲁迅这里在邵洵美的名字前面冠以“美男子之誉”的头衔是“并无褒贬义的中性词”，说明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表露出他对邵洵美有什么恶感”。这种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鲁、邵两人并未结怨。
鲁迅后来的多篇文章都涉及此事，不知鲁迅这篇文章是否可能成为鲁、邵恩怨的引线或伏笔，有研究者指出，邵洵美在此之前以“刘舞心”的笔名发表《安慰》、以“浩文”的笔名发表《绍兴人》等文章，或直露、或隐射地对鲁迅表达不满或不屑，是引起鲁、邵两人交恶的起因，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我們能看到的史料判断，这也许是导致鲁、邵两人后来恩怨冲突的潜在诱因。但不论怎么说，到这时，从两人的各种记述里都看不到两人结怨的任何内容，这是一种历史的实情。
两人的真正结怨或交锋是在这年的下半年。邵洵美在这年的8月20日出版的自己主办的文艺旬刊《十日谈》上刊发了《文人无行》一文。这篇文章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感而发，但其对穷困文人的讥讽和奚落却引起了鲁迅激烈的批评。
鲁迅在8月24日写了《各种捐班》，该文议论说，在清朝中叶，要做官是可以捐的，叫作“捐班”。“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8月28日，鲁迅写了《登龙术拾遗》一文。如果说前文指涉还不是很明确，那么这篇文章就很明确了。这里所谓的“要登文坛，须有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似乎都很直接很明确地指向了邵洵美，并且与《文人无行》一文有关联。
1934年元月1日，在“杨天南、郭明”编辑的《十日谈》“新年特辑”上邵洵美发表《新罪恶》一文，署名“郭明”。此“郭明”即是《十日谈》的编辑“郭明”，而“杨天南”是章克标的笔名。邵洵美把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公之于众，批评鲁迅是“谩骂家”。
这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妖雾，文坛也满散着怪气。接着谈道：“把秽俗的谩骂来代替真实的批评却是二十二年中国的新发明”，“发明家是谁，无从考据，但鲁迅乃公认的一个正统的谩骂家。鲁迅化名不一，骂场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曾今可起一直骂到施蛰存止：金瓶梅，性史上的字眼都搬进了自由谈的第一个方块里。直骂得该副刊其他几位撰稿者都感觉到不舒服和不好意思起来。”又说：“鲁迅也许感觉到就作品的本身指摘之不易，同时看到恶劣的作品，又有不能已于言者，于是爽性不负一切责任地臭骂：发泄烦闷，也是文学的一大功用，人生的一大快事。”“所以鲁迅尽不妨提倡在文学中另立‘谩骂’门类，切勿叫它批评，而铸成本文所谓的‘罪恶’。”“但是即使‘文学谩骂’门类成立以后，谩骂者也只能因文学作品受到了郁积而发泄之；若借文学谩骂之名而攻击情敌或私仇者，仍是罪恶。鲁迅还得注意！”这是邵对鲁迅此前批评的首次正面回应。
随后鲁迅又写了《漫骂》，旧话重提：“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此文直接回应了邵在《十日谈》上对其“谩骂”的批评。
激起两人更猛烈的碰撞的是被称为“人言”事件的话题，起因于《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鲁迅应改造社之约写了《火》《王道》《监狱》三篇短论，刊发于1934年3月号的日本《改造》月刊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将三个短论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有人译了其中一篇《谈监狱》，刊于《人言》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3月3日），该文译者前有“附白”、后有“识”，介绍译文的来龙去脉和有关情况说明，文后有个“编者注”。
这篇翻译文章附后的编者注激起鲁迅极大的愤怒：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的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追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词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之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鲁迅认为“最要紧的”是这个“编者注”。要紧在何处？要紧在“编者注”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逃避军事裁判”等语，是“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能“深知”其用意的“是怎样的阴险了”。
有人不同意鲁迅这样看待“编者注”表达的意思，认为如果“细读《人言》编者按原文，就会感受到，鲁的指控实在不无极大臆想的成分”，其对《人言》中“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的解释是“这两句有点调侃意味的话，与其说是在骂鲁迅，倒不如说是向‘检查老爷’打个招呼——为了应付‘检查老爷’的打扰而事先立起一块挡箭牌。《人言》的逻辑是这样的：刊登鲁迅的文章是要受处罚的，但此文不是鲁迅直接所写，而是别人从日刊上译介过来的，你还能处罚我么？”鲁迅认为这两句话是冲他来的，“显然是犯了捕风捉影的毛病”，根本无法说到“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另外，鲁迅说“编者注”污蔑在日本发表文章者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也是“难以成立”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约略等同于“请求政治庇护”的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外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的流亡东洋皆属于此。这句话本身并不构成恶行，“关键要看前提是什么”。“在《人言》编者按中，‘受本国追逐’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前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又是与后面的‘文化统制下的呼声’一语前后呼应。《人言》的意思是说，鲁迅在国内‘文化统制’的‘迫逐’下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所以把文章拿到日本去发表。故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一语似属客观叙述而不构成什么污蔑之词。”
这种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也未必没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回到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语境和现实环境，理解鲁迅面临的一个个进步作家不断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囚禁、杀害的险恶、恐怖的生存环境和处境，理解鲁迅在参加民盟总干事杨杏佛追悼仪式时出门不带钥匙的决绝心情，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对这篇“编者注”的激愤和绝非“极大地臆想”的联想了，反过来，也许我们感觉到上述分析，由于时间的久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对鲁迅那时心理和感受是难以给予设身处的、感同身受般的理解，这里难免有种隔膜，也无法确认这种分析不是一种误读。
这位译者为何人，又是谁加了那个“编者注”呢？
这位署名为“井上”的译者被鲁迅视为“邵府上”“恶辣的谋士”，是位“邵家将”，鲁迅还说其“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可见，鲁迅并未确定地认为此文出自何人之手，只是笼统地归之于以邵洵美為主的一帮罢了。加之《人言》是邵洵美主办的，由郭明（邵洵美的笔名）、章克标等人编辑，这篇文章自然不可能与他们无涉了，鲁迅把自己的怨愤、不满撒在他们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认为，鲁迅不该把这笔债记在邵、章头上，“冒名‘井上’翻译《谈监狱》并投稿《人言》的绝不会是‘章克标等人’，而多半儿就是鲁迅自己，或经其授意的某个亲近者（二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井上’十有八九应该是最新发现的鲁迅的又一个笔名！”
这篇翻译文章的作者和“编者注”者到底何许人也，我们毋庸多费口舌和精力，看一看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的章克标先生是怎么说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恰好为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刊载，原不过想借重鲁迅的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当时鲁迅的文章，在国内极为少见，有号召力。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由此可见，鲁迅把这笔账记在邵、章的头上并没有错，决非鲁迅“贼喊捉贼”之举。
至于1934年3月号《改造》何时出的？又如何与署有“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的《人言》第3期照着呢？有人说，即便假定《改造》出版于3月1日，“《人言》同人从《改造》上译载文章之事断无可能。章克标们要从《改造》上翻译文章，恐怕最晚必须在3月1日当天就看到散发着墨香的《改造》，最晚必须于3月2日完成翻译、编辑、排版、校对等工序，这样才能赶上3月3日《人言》的出版。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应该是有可能的，理由是，熟悉当时文坛状况的人都应该了解期刊出版的这种情况的：有的期刊可能早出几天，有的刊物可能拖期几天出版，所以刊物上标注的时间也未必是真实的出版时间。试想，如果《改造》提前几天出版或者《人言》晚几天出版，《人言》这次从《改造》上转译鲁迅文章的时间就不会不可能。章克标谈到当时翻译鲁迅这篇文章的情形时说：“《改造》三月号刊载的文章，要经过翻译，而在3月3日发行的《人言》周刊上，已经登了出来，时间上不是太迅速、不是有错误么？没有错误。事实是日本的杂志，大都提前好几天出版。《改造》三月号，在二月底已经能在上海买到了。那时，上海四马路有一家出售日本书的三通书局，是东京最大的门售书店三省堂的分店的样子，新刊的书籍、杂志，要比内山完造灵快，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这本杂志的，马上就译出来，交给《人言》周刊派上用场了。”并说，“作为译者，我用了一个‘井上’的名字，是依据‘井上有李’的典故，作为表示拾到了一个坏李子的意思，一方面也是借用来充日本人的姓氏，以掩饰写的中国白话文还不够好。”这也许是所谓《人言》事件的真相吧！
如果说鲁迅对“编者注”的理解是“臆想”，鲁迅的“臆想”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这种对鲁迅自己署名“井上”投稿以及断定是鲁迅的“又一个笔名”的推论未免武断，而且武断得太离谱了，已经不只是“臆想”了，而是荒诞无稽的“妄猜”了。
章克标先生在文中说，他翻译这篇短文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重鲁迅的名声拉拢读者，但未谈及文后的“编者注”是何用意，也没有看到邵洵美对这个“编者注”给予过任何解释，因此，对于“编者注”的理解也只能各见仁智了。大概章先生的自供不会被人看成是哗众取宠、矫情或者作秀，也不会被看成是“臆想”的成果吧！
作者简介：张新民，男，河南驻马店人，新乡学院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新乡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A].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倪墨炎.文人文事辨·邵洵美与鲁迅的纠葛[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3]朱正.鲁迅与邵洵美[J].新文学史料，2006，（1）.
[4]尹奇岭.鲁迅、邵洵美失和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鲁迅.各种捐班[A].鲁迅全集·准风月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登龙术拾遗[A].鲁迅全集·准风月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漫骂[A].鲁迅全集·花边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赵陵江.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之最新解读[J].书屋，2004，（10）.
[9]章克标.章克标文集（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人言》事件；鲁迅；邵洵美；文学谩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和鲁迅发生过笔战甚至有过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的人很多，邵洵美就是其中之一。阅读了一些这时期有关鲁迅与邵洵美围绕着《人言》周刊发生笔战的文章后，深感其中有很多不实之论，值得加以澄清，以免误读流布，贻害深广。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之间主要围绕“《人言》事件”展开交锋，也涉及“文学谩骂”和一些旧话题。
在所谓的“《人言》事件”之前，鲁迅与邵洵美曾围绕“文学谩骂”问题展开笔伐。1933年，鲁迅的文章主要围绕着所谓“捐班”诗人及“富家婿”的话题对邵洵美进行或公开、或暗示的批评。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谈到给萧送赠品的仪式上对邵洵美的印象：“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里“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一段，不论从用词、语气和语义等各种角度看，鲁迅对邵洵美的态度都没有贬义、恶意或敌意，对邵洵美的称谓“可说是中性用语，这说明鲁迅本来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惹邵洵美的”。有论者这样分析，鲁迅这里在邵洵美的名字前面冠以“美男子之誉”的头衔是“并无褒贬义的中性词”，说明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表露出他对邵洵美有什么恶感”。这种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鲁、邵两人并未结怨。
鲁迅后来的多篇文章都涉及此事，不知鲁迅这篇文章是否可能成为鲁、邵恩怨的引线或伏笔，有研究者指出，邵洵美在此之前以“刘舞心”的笔名发表《安慰》、以“浩文”的笔名发表《绍兴人》等文章，或直露、或隐射地对鲁迅表达不满或不屑，是引起鲁、邵两人交恶的起因，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我們能看到的史料判断，这也许是导致鲁、邵两人后来恩怨冲突的潜在诱因。但不论怎么说，到这时，从两人的各种记述里都看不到两人结怨的任何内容，这是一种历史的实情。
两人的真正结怨或交锋是在这年的下半年。邵洵美在这年的8月20日出版的自己主办的文艺旬刊《十日谈》上刊发了《文人无行》一文。这篇文章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感而发，但其对穷困文人的讥讽和奚落却引起了鲁迅激烈的批评。
鲁迅在8月24日写了《各种捐班》，该文议论说，在清朝中叶，要做官是可以捐的，叫作“捐班”。“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8月28日，鲁迅写了《登龙术拾遗》一文。如果说前文指涉还不是很明确，那么这篇文章就很明确了。这里所谓的“要登文坛，须有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似乎都很直接很明确地指向了邵洵美，并且与《文人无行》一文有关联。
1934年元月1日，在“杨天南、郭明”编辑的《十日谈》“新年特辑”上邵洵美发表《新罪恶》一文，署名“郭明”。此“郭明”即是《十日谈》的编辑“郭明”，而“杨天南”是章克标的笔名。邵洵美把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公之于众，批评鲁迅是“谩骂家”。
这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妖雾，文坛也满散着怪气。接着谈道：“把秽俗的谩骂来代替真实的批评却是二十二年中国的新发明”，“发明家是谁，无从考据，但鲁迅乃公认的一个正统的谩骂家。鲁迅化名不一，骂场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曾今可起一直骂到施蛰存止：金瓶梅，性史上的字眼都搬进了自由谈的第一个方块里。直骂得该副刊其他几位撰稿者都感觉到不舒服和不好意思起来。”又说：“鲁迅也许感觉到就作品的本身指摘之不易，同时看到恶劣的作品，又有不能已于言者，于是爽性不负一切责任地臭骂：发泄烦闷，也是文学的一大功用，人生的一大快事。”“所以鲁迅尽不妨提倡在文学中另立‘谩骂’门类，切勿叫它批评，而铸成本文所谓的‘罪恶’。”“但是即使‘文学谩骂’门类成立以后，谩骂者也只能因文学作品受到了郁积而发泄之；若借文学谩骂之名而攻击情敌或私仇者，仍是罪恶。鲁迅还得注意！”这是邵对鲁迅此前批评的首次正面回应。
随后鲁迅又写了《漫骂》，旧话重提：“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此文直接回应了邵在《十日谈》上对其“谩骂”的批评。
激起两人更猛烈的碰撞的是被称为“人言”事件的话题，起因于《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鲁迅应改造社之约写了《火》《王道》《监狱》三篇短论，刊发于1934年3月号的日本《改造》月刊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将三个短论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有人译了其中一篇《谈监狱》，刊于《人言》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3月3日），该文译者前有“附白”、后有“识”，介绍译文的来龙去脉和有关情况说明，文后有个“编者注”。
这篇翻译文章附后的编者注激起鲁迅极大的愤怒：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的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追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词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之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鲁迅认为“最要紧的”是这个“编者注”。要紧在何处？要紧在“编者注”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逃避军事裁判”等语，是“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能“深知”其用意的“是怎样的阴险了”。
有人不同意鲁迅这样看待“编者注”表达的意思，认为如果“细读《人言》编者按原文，就会感受到，鲁的指控实在不无极大臆想的成分”，其对《人言》中“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的解释是“这两句有点调侃意味的话，与其说是在骂鲁迅，倒不如说是向‘检查老爷’打个招呼——为了应付‘检查老爷’的打扰而事先立起一块挡箭牌。《人言》的逻辑是这样的：刊登鲁迅的文章是要受处罚的，但此文不是鲁迅直接所写，而是别人从日刊上译介过来的，你还能处罚我么？”鲁迅认为这两句话是冲他来的，“显然是犯了捕风捉影的毛病”，根本无法说到“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另外，鲁迅说“编者注”污蔑在日本发表文章者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也是“难以成立”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约略等同于“请求政治庇护”的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外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的流亡东洋皆属于此。这句话本身并不构成恶行，“关键要看前提是什么”。“在《人言》编者按中，‘受本国追逐’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前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又是与后面的‘文化统制下的呼声’一语前后呼应。《人言》的意思是说，鲁迅在国内‘文化统制’的‘迫逐’下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所以把文章拿到日本去发表。故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一语似属客观叙述而不构成什么污蔑之词。”
这种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也未必没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回到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语境和现实环境，理解鲁迅面临的一个个进步作家不断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囚禁、杀害的险恶、恐怖的生存环境和处境，理解鲁迅在参加民盟总干事杨杏佛追悼仪式时出门不带钥匙的决绝心情，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对这篇“编者注”的激愤和绝非“极大地臆想”的联想了，反过来，也许我们感觉到上述分析，由于时间的久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对鲁迅那时心理和感受是难以给予设身处的、感同身受般的理解，这里难免有种隔膜，也无法确认这种分析不是一种误读。
这位译者为何人，又是谁加了那个“编者注”呢？
这位署名为“井上”的译者被鲁迅视为“邵府上”“恶辣的谋士”，是位“邵家将”，鲁迅还说其“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可见，鲁迅并未确定地认为此文出自何人之手，只是笼统地归之于以邵洵美為主的一帮罢了。加之《人言》是邵洵美主办的，由郭明（邵洵美的笔名）、章克标等人编辑，这篇文章自然不可能与他们无涉了，鲁迅把自己的怨愤、不满撒在他们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认为，鲁迅不该把这笔债记在邵、章头上，“冒名‘井上’翻译《谈监狱》并投稿《人言》的绝不会是‘章克标等人’，而多半儿就是鲁迅自己，或经其授意的某个亲近者（二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井上’十有八九应该是最新发现的鲁迅的又一个笔名！”
这篇翻译文章的作者和“编者注”者到底何许人也，我们毋庸多费口舌和精力，看一看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的章克标先生是怎么说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恰好为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刊载，原不过想借重鲁迅的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当时鲁迅的文章，在国内极为少见，有号召力。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由此可见，鲁迅把这笔账记在邵、章的头上并没有错，决非鲁迅“贼喊捉贼”之举。
至于1934年3月号《改造》何时出的？又如何与署有“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的《人言》第3期照着呢？有人说，即便假定《改造》出版于3月1日，“《人言》同人从《改造》上译载文章之事断无可能。章克标们要从《改造》上翻译文章，恐怕最晚必须在3月1日当天就看到散发着墨香的《改造》，最晚必须于3月2日完成翻译、编辑、排版、校对等工序，这样才能赶上3月3日《人言》的出版。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应该是有可能的，理由是，熟悉当时文坛状况的人都应该了解期刊出版的这种情况的：有的期刊可能早出几天，有的刊物可能拖期几天出版，所以刊物上标注的时间也未必是真实的出版时间。试想，如果《改造》提前几天出版或者《人言》晚几天出版，《人言》这次从《改造》上转译鲁迅文章的时间就不会不可能。章克标谈到当时翻译鲁迅这篇文章的情形时说：“《改造》三月号刊载的文章，要经过翻译，而在3月3日发行的《人言》周刊上，已经登了出来，时间上不是太迅速、不是有错误么？没有错误。事实是日本的杂志，大都提前好几天出版。《改造》三月号，在二月底已经能在上海买到了。那时，上海四马路有一家出售日本书的三通书局，是东京最大的门售书店三省堂的分店的样子，新刊的书籍、杂志，要比内山完造灵快，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这本杂志的，马上就译出来，交给《人言》周刊派上用场了。”并说，“作为译者，我用了一个‘井上’的名字，是依据‘井上有李’的典故，作为表示拾到了一个坏李子的意思，一方面也是借用来充日本人的姓氏，以掩饰写的中国白话文还不够好。”这也许是所谓《人言》事件的真相吧！
如果说鲁迅对“编者注”的理解是“臆想”，鲁迅的“臆想”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这种对鲁迅自己署名“井上”投稿以及断定是鲁迅的“又一个笔名”的推论未免武断，而且武断得太离谱了，已经不只是“臆想”了，而是荒诞无稽的“妄猜”了。
章克标先生在文中说，他翻译这篇短文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重鲁迅的名声拉拢读者，但未谈及文后的“编者注”是何用意，也没有看到邵洵美对这个“编者注”给予过任何解释，因此，对于“编者注”的理解也只能各见仁智了。大概章先生的自供不会被人看成是哗众取宠、矫情或者作秀，也不会被看成是“臆想”的成果吧！
作者简介：张新民，男，河南驻马店人，新乡学院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新乡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A].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倪墨炎.文人文事辨·邵洵美与鲁迅的纠葛[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3]朱正.鲁迅与邵洵美[J].新文学史料，2006，（1）.
[4]尹奇岭.鲁迅、邵洵美失和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鲁迅.各种捐班[A].鲁迅全集·准风月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登龙术拾遗[A].鲁迅全集·准风月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漫骂[A].鲁迅全集·花边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赵陵江.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之最新解读[J].书屋，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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