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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是由清朝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李鸿章上书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所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地方煤矿，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百年中兴，百年沧桑，最早的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几经演变，到了清朝末年，商办山东峄县（今属枣庄）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民族工业实行股份制的首创，它的盛衰见证了一段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煤炭用量大增。187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上书光绪帝，力陈开采煤、铁的重要性。1878年春，李鸿章派米协麟、戴华藻来到枣庄，筹集商股银2万两，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中国煤矿最早的民族股份制企业由此初露端倪。1881年至1882年初，为了扩大煤矿生产规模，戴华藻又联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官僚贾起胜、戴宗骞、陈德浚等人，续办中兴矿局，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募集股银，购机排水，开始出煤。1883年，李鸿章奏请皇帝为中兴矿局减免税赋，中兴矿局得以迅速发展，矿井增至12座，矿工增至数千人。然而好景不长，后因发生重大透水事故被迫停办。
1898年10月，以张莲芬为首的一部分官窑局股东决定禀告直隶总督王部堂，要求复业开矿，办理北洋通商事宜。在取得清政府同意后，于1899年春招收德股，集股白银200万两，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自任总办，德璀琳为洋总办。在随后的合作中，随着华股资金的壮大，德国商人以“定章太严”为由不按协议入股。1908年，公司奏请朝廷注销“华德”字样，完全由华资经营，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从而使中兴公司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大型煤矿公司，圆了清朝末年无数仁人志士“复兴中华”的一个梦。
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实业救国”的产物，是解放前中国“惟一能与外煤竞争”的民族资本股份制企业，发行了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支股票——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据现存股东名册，中兴公司发行股票后，股民有2600多人，遍及中国各个角落，几乎全是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我们所熟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曾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会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一些军界、商界名流，如张学良、张勋、倪嗣冲、吴炳湘、叶揆初、胡希林、陈景韩等都曾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作为民族资本企业，这么多高级军政要员持股做东，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中兴公司的文化史料展馆中，我们见到了张学良当时所持的股票，印证了张学良曾经是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且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史实，由此揭开了中国企业股票史上一段尘封的历史。
1912年1月1日民国政府建立后，全国仍处于军阀混战、割据分裂的状态。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后，北洋军阀内部分为直、皖、奉三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兴公司为了自身发展，开始大肆拉拢军阀头目入股中兴，以期达到军阀庇护企业发展的目的。
1915年12月12日，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其卖国称帝的复辟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11月，经民国国会议长、中兴公司监察人、张作霖的好友赵尔巽的介绍，张作霖拿出6万两白银做股份，入股中兴煤矿公司，成为大股东。但张作霖在入股中兴时并未以个人名义参股登记，而是以其子张学良的名义。张作霖之所以这么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袁世凯复辟失败病亡后，张作霖受到北洋军阀重用，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一心想独霸东北，做“东北王”，忙于军政要务，无暇顾及煤矿经营；二是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不如让有文化的张学良参与其中，对其也是锻炼。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年仅15岁的张学良便成了中兴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历届股东中最年轻的一个。
或许是机缘巧合，张学良任中兴公司股东期间，公司董事中还有一个张学良，他就是中兴公司创始人张莲芬之子。1915年2月，中兴公司因发生透水事故遭到重创，张莲芬在忧虑中辞世。翌年，张学良继承父业，先后担任中兴公司主任董事、公司协理、首席协理等职。为防止重名，张莲芬之子张学良遂以其字“张仲平”为名登记或签署文件；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在股东签名时，也均用“张汉卿”3字。1916年前，中兴煤矿公司的文件中有“张学良”的签字。1916年以后，就只有“张仲平”、“张汉卿”，再也没有出现“张学良”3字。
1925年，在中兴公司第14届董事会上，已经是奉军中将师长、东北三省空军司令的张学良（汉卿），当选为中兴公司董事。该届当选为董事的共有13人，按得票数排列分别是：张仲平、朱启钤、袁祚、任凤苞、张汉卿……此后，张学良（汉卿）连选连任中兴煤矿公司主任董事、公司主任等职。当时中兴公司在天津设有办公地点，张学良曾到天津的中兴公司签署过有关文件。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罹难，张学良主政东北，因为军务在身，不可能到中兴煤矿参与公司管理等事宜。现在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他写给董事会的请假条和一些信函。信中说：“张学良膺选董事，深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会议为憾，兹请丁在君博士为学良代表，凡有会议等事均请其出席或接洽一切，以免贻误。”
张学良虽然不能亲自到中兴公司视事，却凭借其地位为中兴公司解决过重大难题。1925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增加军费，强行向中兴公司征收煤炭生产税每吨4角，勒索中兴公司在10日内交款28万元。中兴公司上缴了10万元，张宗昌仍不肯罢休，以中兴矿井护卫队勾结土匪为由，收缴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装，这意味着中兴公司的财产随时都有被洗劫一空的危险。由于张宗昌投靠奉系，董事会决定请张学良找其父张作霖出面干涉。张作霖下令干预后，张宗昌才交还了中兴公司矿井护卫队的武装。
张学良从1916年入股中兴，1925年被选取为公司董事、主任董事，到1937年西安事变后不得已“辞去”董事会职务，虽然张学良在中兴煤矿公司直接和间接参与管理的时间只有21年，但他的股东资格和股份在中兴煤矿公司的时间却长达42年。自入股当年起，张学良或其家人一直享有股息分配。在中兴公司文化史料展室里，保存着一张1957年第一季度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领息单”，上面写着：股东张汉卿，领息人签章：张学铭。查阅有关资料我们得知，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异母的二弟，解放后住在天津。据当时财务票据显示，张学铭曾领取张汉卿当年分得的721.68元的股息金额，扣除互助金、公债，实领311.58元。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8年，中兴煤矿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张学良的股票于1958年8月27日过户，张学良（张汉卿）的“股东”历史宣告结束。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病逝，享寿101岁，这使他成为中兴公司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股东。2007年7月，枣庄市市长陈伟到香港考察，向在香港定居的张学良侄女张闾蘅赠送了张学良当年在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面的股东名是“张汉卿”3个字。张闾蘅收到这份“意外礼物”时，激动不已地连称“太珍贵了”。
中兴公司在长达百年的经营过程中，历尽艰辛，屡挫屡兴，发展为纯民族资本的企业。它严格实行股份制管理，筑铁路、办电厂、建港口、经营轮船公司，开创了一条“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岁月悠悠，中兴百年；斯人已去，往事可追。张学良与中兴公司的这段“旧情”，不但为中兴公司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也让我们从中读出百年中兴，百年风雨中的沧桑历程和风云变幻。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煤炭用量大增。187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上书光绪帝，力陈开采煤、铁的重要性。1878年春，李鸿章派米协麟、戴华藻来到枣庄，筹集商股银2万两，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中国煤矿最早的民族股份制企业由此初露端倪。1881年至1882年初，为了扩大煤矿生产规模，戴华藻又联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官僚贾起胜、戴宗骞、陈德浚等人，续办中兴矿局，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募集股银，购机排水，开始出煤。1883年，李鸿章奏请皇帝为中兴矿局减免税赋，中兴矿局得以迅速发展，矿井增至12座，矿工增至数千人。然而好景不长，后因发生重大透水事故被迫停办。
1898年10月，以张莲芬为首的一部分官窑局股东决定禀告直隶总督王部堂，要求复业开矿，办理北洋通商事宜。在取得清政府同意后，于1899年春招收德股，集股白银200万两，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自任总办，德璀琳为洋总办。在随后的合作中，随着华股资金的壮大，德国商人以“定章太严”为由不按协议入股。1908年，公司奏请朝廷注销“华德”字样，完全由华资经营，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从而使中兴公司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大型煤矿公司，圆了清朝末年无数仁人志士“复兴中华”的一个梦。
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实业救国”的产物，是解放前中国“惟一能与外煤竞争”的民族资本股份制企业，发行了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支股票——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据现存股东名册，中兴公司发行股票后，股民有2600多人，遍及中国各个角落，几乎全是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我们所熟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曾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会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一些军界、商界名流，如张学良、张勋、倪嗣冲、吴炳湘、叶揆初、胡希林、陈景韩等都曾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作为民族资本企业，这么多高级军政要员持股做东，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中兴公司的文化史料展馆中，我们见到了张学良当时所持的股票，印证了张学良曾经是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且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史实，由此揭开了中国企业股票史上一段尘封的历史。
1912年1月1日民国政府建立后，全国仍处于军阀混战、割据分裂的状态。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后，北洋军阀内部分为直、皖、奉三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兴公司为了自身发展，开始大肆拉拢军阀头目入股中兴，以期达到军阀庇护企业发展的目的。
1915年12月12日，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其卖国称帝的复辟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11月，经民国国会议长、中兴公司监察人、张作霖的好友赵尔巽的介绍，张作霖拿出6万两白银做股份，入股中兴煤矿公司，成为大股东。但张作霖在入股中兴时并未以个人名义参股登记，而是以其子张学良的名义。张作霖之所以这么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袁世凯复辟失败病亡后，张作霖受到北洋军阀重用，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一心想独霸东北，做“东北王”，忙于军政要务，无暇顾及煤矿经营；二是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不如让有文化的张学良参与其中，对其也是锻炼。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年仅15岁的张学良便成了中兴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历届股东中最年轻的一个。
或许是机缘巧合，张学良任中兴公司股东期间，公司董事中还有一个张学良，他就是中兴公司创始人张莲芬之子。1915年2月，中兴公司因发生透水事故遭到重创，张莲芬在忧虑中辞世。翌年，张学良继承父业，先后担任中兴公司主任董事、公司协理、首席协理等职。为防止重名，张莲芬之子张学良遂以其字“张仲平”为名登记或签署文件；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在股东签名时，也均用“张汉卿”3字。1916年前，中兴煤矿公司的文件中有“张学良”的签字。1916年以后，就只有“张仲平”、“张汉卿”，再也没有出现“张学良”3字。
1925年，在中兴公司第14届董事会上，已经是奉军中将师长、东北三省空军司令的张学良（汉卿），当选为中兴公司董事。该届当选为董事的共有13人，按得票数排列分别是：张仲平、朱启钤、袁祚、任凤苞、张汉卿……此后，张学良（汉卿）连选连任中兴煤矿公司主任董事、公司主任等职。当时中兴公司在天津设有办公地点，张学良曾到天津的中兴公司签署过有关文件。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罹难，张学良主政东北，因为军务在身，不可能到中兴煤矿参与公司管理等事宜。现在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他写给董事会的请假条和一些信函。信中说：“张学良膺选董事，深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会议为憾，兹请丁在君博士为学良代表，凡有会议等事均请其出席或接洽一切，以免贻误。”
张学良虽然不能亲自到中兴公司视事，却凭借其地位为中兴公司解决过重大难题。1925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增加军费，强行向中兴公司征收煤炭生产税每吨4角，勒索中兴公司在10日内交款28万元。中兴公司上缴了10万元，张宗昌仍不肯罢休，以中兴矿井护卫队勾结土匪为由，收缴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装，这意味着中兴公司的财产随时都有被洗劫一空的危险。由于张宗昌投靠奉系，董事会决定请张学良找其父张作霖出面干涉。张作霖下令干预后，张宗昌才交还了中兴公司矿井护卫队的武装。
张学良从1916年入股中兴，1925年被选取为公司董事、主任董事，到1937年西安事变后不得已“辞去”董事会职务，虽然张学良在中兴煤矿公司直接和间接参与管理的时间只有21年，但他的股东资格和股份在中兴煤矿公司的时间却长达42年。自入股当年起，张学良或其家人一直享有股息分配。在中兴公司文化史料展室里，保存着一张1957年第一季度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领息单”，上面写着：股东张汉卿，领息人签章：张学铭。查阅有关资料我们得知，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异母的二弟，解放后住在天津。据当时财务票据显示，张学铭曾领取张汉卿当年分得的721.68元的股息金额，扣除互助金、公债，实领311.58元。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8年，中兴煤矿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张学良的股票于1958年8月27日过户，张学良（张汉卿）的“股东”历史宣告结束。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病逝，享寿101岁，这使他成为中兴公司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股东。2007年7月，枣庄市市长陈伟到香港考察，向在香港定居的张学良侄女张闾蘅赠送了张学良当年在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面的股东名是“张汉卿”3个字。张闾蘅收到这份“意外礼物”时，激动不已地连称“太珍贵了”。
中兴公司在长达百年的经营过程中，历尽艰辛，屡挫屡兴，发展为纯民族资本的企业。它严格实行股份制管理，筑铁路、办电厂、建港口、经营轮船公司，开创了一条“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岁月悠悠，中兴百年；斯人已去，往事可追。张学良与中兴公司的这段“旧情”，不但为中兴公司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也让我们从中读出百年中兴，百年风雨中的沧桑历程和风云变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