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要求中央资金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关键一招,是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坚实一步.“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性作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城施策、精准发力,使资金支持对象更加精准聚焦、支持节奏更加灵活有序、支持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支持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支持方式更加安全规范.
【机 构】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要求中央资金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关键一招,是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坚实一步.“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性作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城施策、精准发力,使资金支持对象更加精准聚焦、支持节奏更加灵活有序、支持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支持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支持方式更加安全规范.
其他文献
税收征管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方向和落地细节进行了详细规定,着重强调了大数据背景下税收征管技术变革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在“万物皆互联、无处不计算”的数据革命时代,收集、掌握、挖掘、利用数据,并以此为驱动力构建具有数字管税、风险监控、收入预测等集成功能的智慧税务,实现“数”和“智”在税收征管中的结合,是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力推在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一带一路”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基于过去八年的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前两天放学回家,缠着我问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问题:老师说人有灵魂,我的灵魂我怎么找不到,能抓到灵魂吗?rn听着孩子的发问,我僵在那里许久.我纠结的是,灵魂这么一个深奥的问题,不该是孩子关注的事情吧.rn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已经向你提出来了,怎么办?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是人民的理想追求.rn12月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青年企业家峰会”于线上举行.在其中的“创新治理体系,协力共同富裕”讨论单元,业内专家及中外相关机构人士围绕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借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一种价值凭证.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普通纸质借据,大致是这样表述的:“今借到,张三家大桌四个、长椅十六条,三天后完整、完好归还.2021年11月11日.李四(签字或盖章)”.当李四递上此借据,获得张三同意后,借出借入活动开始;随后,桌椅从张三家搬到李四家;三日之后,桌椅归还,借据回位李四手中,整个借出借入活动结束.
2021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此形势下,稳增长诉求上升.展望2022年,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稳定增长,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稳增长依然具有必要性.笔者认为,需按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的思路和节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促进新增长动能不断壮大,以精准有效的政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战略科学家是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际竞争格局重构的核心关键驱动力,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如何理解把握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意义,为发掘、集聚、培育战略科学家提供政策思路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东北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提升了综合实力,其在东北亚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以及提出的倡议,正在影响冷战结束后既有的东北亚国家关系与秩序,酝酿东北亚地区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东北亚各国有必要在区域内构建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的经济命运共同体.东北亚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新的思维来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东北亚区域共同的价值观.
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企业占主导、国企为辅的“局部改革修补或治理优化”不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的制度变革,是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绝对主体、市场和私人资本缺失的初始条件下起步的,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和公司化改造,不仅事关国家命脉,而且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就其难度、力度和深度而言,完全是一场国家治理革命和社会经济革命.这场治理革命,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国有企业,当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在改革实践中也形成了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差异化特征.
乡村振兴需要聚集社会各方力量.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度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以来,资本下乡的热情被激发,一时间,热浪滚滚,席卷乡村多个领域.然而,实践中资本下乡的际遇却不容乐观,“开着宝马进去,骑着单车出来”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固然有个别乡民欺生设障,营商环境欠佳,但根本在于下乡资本不了解农业经营规律、不熟悉农村发展逻辑、不清楚农民所期所盼,导致一腔热情扎进乡村,几年后经营不善“烂尾”出局.如何避免资本下乡“笑着进去,哭着出来”的冏况重复上演?关键在于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