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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个晴朗傍晚，位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内的谢希德报告厅灯火明亮，人头攒动。正剧尚未开演已座无虚席，许多后来者只得席地而坐。
“超常规” 室内合唱团
这场牵动人心的音乐会名为《Sure on this Shining Night》，是复旦大学ECHO混声合唱团的三周年专场音乐会。暖色调的舞台上，50多位身穿黑色西服和香槟色礼服的男女团员鱼贯而入，音乐会在美国著名合唱作曲家Eric Whitacre谱写的《The Seal Lullaby》合唱中拉开帷幕。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不仅包括有着清新北欧风格的瑞典语作品、短小的室内合唱作品、教堂圣咏、带有浓厚拉丁和黑人风格的海地圣诞歌，还涵盖了“西域歌王”王洛宾的名曲《青春舞曲》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台湾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作品、被台湾作曲家改编的电影名曲《不了情》等等。合唱团跨越不同音乐类型与风格，而又能自如转换，整体和细节的平衡度均保持较高水准。观众的情绪显然也得到极大的调动，有节奏的鼓掌声催促合唱团多次返场演唱，最后以旅美作曲家陈怡的合唱作品《茉莉花》作结。
这支“超常规”的合唱团分为8个声部，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女高声部、第一和第二女低声部、第一和第二男高声部以及第一和第二男低声部，每个声部由6～8名团员组成。这对于一般20～30人规模的室内合唱团而言，音色层次的变化显然更为丰富，音域更为宽广深厚，表现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强。难能可贵的是，绝大部分团员都是复旦大学的在读学生，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下，他们是怎样凝聚到一起完成这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品的排练？在光鲜舞台的背后，三年梦寻的历程又有哪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辛？
比赛不是目的
《投资者报》日前再赴复旦，专访了ECHO团长朱培涛、指挥洪川以及创始团员谢振达。他们的另一个身份，分别是复旦大学植物学硕士生、社会学博士生和传播学硕士生。
“我们最近很忙，但也很快乐。明天（6月29日）是复旦大学全校毕业典礼，我们是复旦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明天唯一的受邀表演社团，为大约3000多名毕业生现场演唱，让他们留下关于母校的最美好的回忆。”朱培涛告诉本报记者，眼中闪现着兴奋和期待的光芒。
而半个月后的7月15日至21日，ECHO的全班人马将赴北京，参加第11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这也是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目前国内最高级别的合唱赛事，将有150多个团体同场角逐，亦包括专业合唱团。“这是ECHO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赛事，比赛不是目的，我们更希望团员能够唱各种形式的歌曲，演绎更多的风格，也让观众有更多的收获。有的团可能专注于比赛，可能长年不排练，然后高密度集训2～3个月，只攻参赛作品，目的就是为了拿名次。而我们不一样，团员平时缺席排练两次就会得到警告，而演出与否却非考量标准。”洪川对本报记者表示。
朱培涛向《投资者报》透露了这次参赛的三首曲目：“首先是陕北民歌《赶牲灵》。其实这首作品对ECHO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此前有太多经典的演绎，对一支校内学生合唱团而言，嘹亮的民歌曲风与合唱形式如何相得益彰，是非常难的事。《赶牲灵》原来常以较为厚重的声音来演绎，后来则随着观念的改变，更接近中国民歌的曲风开始用滑音来表现，并开始使用方言，越来越接近原汁原味，更富艺术化，也更原生态。之所以选择这首挑战度很高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作为学生合唱团，没有那种观念上的禁锢和条框，因此可能走得更远，放得更开，进而在理念上有所推进甚至突破。而别的合唱团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们没有。”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想让ECHO展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检验我们理念的一个契机，同时也考验一下评委和观众是否能接受我们拓展出来的尺度。”洪川表示。除此以外的两首参赛曲目分别是宗教作品《Ave Maris Stella》和古巴作品《EL Guayaboso》。“两作都是国内合唱团相对少有涉及的，我们选这样一个作品搭配，是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内尽量展现ECHO的风格变化，扬长避短，向观众表现我们节奏、音色等等方面的感悟力。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认为这三首风格迥异的作品，是由三个不同的合唱团演绎的。”洪川对合唱团突破自我的期许溢于言表。
就像国企与私企
回顾ECHO成立三年，往事历历在目，朱培涛不免唏嘘，“2009年4、5月间ECHO成立，一开始只有不到10个人，都来自于复旦大学学生合唱团（以下简称校团）。这个传统我们保留到现在，就是合唱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复旦在校学生，目前校外成员只有两名，都是领悟力很强能够和我们融合的成员。”
谈到ECHO的成立初衷，朱培涛用国企和私企来形容，“校团就像是国企，当时是复旦唯一的合唱团，几乎垄断所有学校资源，其优势自不待言。但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又不利于团员发展，将会使他们的前进动力不足。因为校团的演出受到一些限制和制度安排的约束，自由度相对较低，比如有一些固有曲目是合唱团首选的，演出时间也往往是固定的。”
“我时任校团团长，需要做好一个学期乃至一个学年的规划，但计划往往不如变化快。我也想尝试一些风格鲜明的、现代化的作品，但由于计划和演出安排限制，我们不得不返回来唱些我个人感觉艺术价值不是很高的作品，有点浪费时间。当时我就一门心思想做些我们想要做的事。”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校团团员商量后，朱培涛下决心成立了ECHO这家“私企”，但他仍然是校团一把手，直到一年多以后本科毕业离开校园时，才正式离开了校团。
“创业初期确实艰难，当时人少，每个声部只有两个人，我们知道合唱时人越多越容易唱，大家都敢唱，即使一个人有一些小瑕疵也会被整体弥补。然而只有两个人，如果你唱错那曲子就毁了，所以压力很大。”
2009年12月17日，ECHO合唱团第一次在复旦校内公演，这是一场名为“Music Journey”的音乐会，地点位于光华楼前的学生广场。“从第一次正式演出到现在合唱团发展为60多人的规模，我们的艺术之梦一路坎坷却又充满欢欣。”朱培涛告诉《投资者报》，对于团员他们采取的是过程控制，“演出也好，比赛也好，我们不搞选拔，这样会打击团员的积极性，相反我们在排练时就做出严格规定，缺席两次以上会警告，也有团员因缺席或其他原因最终离开ECHO，当然能够通过过程控制的人最后都能踏上舞台，三周年音乐会我们全团上台，大概50多人，几位团员毕业离校，因此最近又扩招了10来个人。” 广泛尝试各种风格
“做自己想做的事”首先就是唱好歌，对此ECHO有自己的曲目选择标准。“首先就是多元化。我们的选择中既有中外民歌，又有朴实的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有地方色彩浓郁的歌曲，以及爵士乐、南美、非洲风格的作品等等。选择如此宽泛的目的就是让团员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唱他们喜欢唱的歌。”朱培涛表示。
“其次的标准就是要唱什么像什么，也就是对作品的诠释不能主观，要忠实于作品本身风格和作者意图。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文化氛围上毕竟我们与那些国外音乐有很大区别，而且在音乐风格、性格、声音取向、把握度方面，都可以说探求无止境。好在我们年轻，也比较贪，各种风格都想尝尝味道。”
洪川告诉本报记者，“在尝试不同风格后，我们将按专题进行更深入的学习。过去风格多变，但容易失之浅尝辄止，接下来需要一门深入。比如上海的牧乐团，他们选曲非常专一，只唱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和宗教作品，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洪川是朱培涛的前前任校团团长，但他正式加入ECHO则是去年。除了指挥之外，他还与朱培涛一起对团员进行艺术指导和声乐训练。“我感觉ECHO比外面的合唱团条条框框更少。我们是白纸一张，能够欣然接受新鲜事物。”洪川曾学习钢琴、古典吉他、声乐及合唱指挥，师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武贻平博士。“国内在合唱方面的研究确实落后于国外，比如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我们国内研究的人不多。国外则有正规的合唱学院研究各种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抓住一切与他人交流切磋的机会，比如今年5月与美国Emory&Henry合唱团与铜管乐团举办交流音乐会。另外我也会把ECHO演出的影像资料寄给伍老师，他往往会不留情面地给出批评。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批评远远优于赞美。”除此以外，ECHO还与国内高校校内合唱团中实力较强的天津大学北洋合唱团以及武汉大学人文爱乐合唱团等进行交流切磋。
2010年末，ECHO夺得上海市第二届无伴奏合唱比赛冠军。这是上海合唱界学术性最高的比赛之一，由上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主办。
家庭式关爱
与所有纯粹艺术社团一样，ECHO也面临财务窘况。每年团员上缴的团费大概在2000～3000元，此外复旦研究生工作室每年拨款约10000元。虽然学校提供免费的排练场地，但在这个“样样都涨”的年代，这笔钱对于演出宣传品印刷、文具、交通膳食、演出服装，以及其他杂项等，或许心理安慰的意义更大一些。“钱多有多的用法，少有少的用法”，朱培涛巧妙地回答了关于财务是否处于紧缺状态的问询，“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团员凝聚力的不断上升。比如一位团员自掏腰包500多元，为乐团每一个人买了一份乐谱。又比如指挥洪川，他在购置乐团麦克风和调音台上的个人投入就有上万元，这些大多来自奖学金和为导师打工的收入。”拿朱培涛来说，时下钢琴伴奏的行价是一晚上300元，在ECHO中他不知奉献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我们还为团员上声乐课，以及相关辅导。我觉得金钱是完全无法衡量这样一份心意的。家庭式的关爱氛围，使每一位团员都乐于奉献，这超乎金钱所涵盖的范畴。”
ECHO两周年演出时，朱培涛一度面临乐团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人员流失严重，当时有32位团员，10多位核心成员面临毕业，要离开乐团。我当时诸事缠身， 忙不过来，对乐团的未来有些悲观。我召集全体团员开会，意思就是大家如果都不想坚持下去的话，那么ECHO可以解散。但愿意跟随ECHO走下去的人是绝大多数，他们态度之坚决超乎我的意料。这个瓶颈终于熬过来了。”此后重整旗鼓的ECHO几乎成为一家新的合唱团，他们目前一周有一次历时约3小时的集训，此外还有几次1小时的小排练。
“合唱艺术爱好者大多性格随和，团队意识也很强。合唱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个人的声音，甚至于重塑他的性格。”这是朱培涛多年的切身体会。洪川则认为“当务之急是静下心来，把音乐做好”，ECHO这些年来拒绝了不少商业演出，比如一些公司酒会和电视台的邀请，比如《天天向上》。“现在正是我们慢慢积累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很宝贵。”
ECHO计划11月下旬在位于沪上湖南路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演唱曲目以英国作品为主。这也将是ECHO首次正式面向社会公众的售票演出。
“超常规” 室内合唱团
这场牵动人心的音乐会名为《Sure on this Shining Night》，是复旦大学ECHO混声合唱团的三周年专场音乐会。暖色调的舞台上，50多位身穿黑色西服和香槟色礼服的男女团员鱼贯而入，音乐会在美国著名合唱作曲家Eric Whitacre谱写的《The Seal Lullaby》合唱中拉开帷幕。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不仅包括有着清新北欧风格的瑞典语作品、短小的室内合唱作品、教堂圣咏、带有浓厚拉丁和黑人风格的海地圣诞歌，还涵盖了“西域歌王”王洛宾的名曲《青春舞曲》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台湾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作品、被台湾作曲家改编的电影名曲《不了情》等等。合唱团跨越不同音乐类型与风格，而又能自如转换，整体和细节的平衡度均保持较高水准。观众的情绪显然也得到极大的调动，有节奏的鼓掌声催促合唱团多次返场演唱，最后以旅美作曲家陈怡的合唱作品《茉莉花》作结。
这支“超常规”的合唱团分为8个声部，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女高声部、第一和第二女低声部、第一和第二男高声部以及第一和第二男低声部，每个声部由6～8名团员组成。这对于一般20～30人规模的室内合唱团而言，音色层次的变化显然更为丰富，音域更为宽广深厚，表现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强。难能可贵的是，绝大部分团员都是复旦大学的在读学生，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下，他们是怎样凝聚到一起完成这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品的排练？在光鲜舞台的背后，三年梦寻的历程又有哪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辛？
比赛不是目的
《投资者报》日前再赴复旦，专访了ECHO团长朱培涛、指挥洪川以及创始团员谢振达。他们的另一个身份，分别是复旦大学植物学硕士生、社会学博士生和传播学硕士生。
“我们最近很忙，但也很快乐。明天（6月29日）是复旦大学全校毕业典礼，我们是复旦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明天唯一的受邀表演社团，为大约3000多名毕业生现场演唱，让他们留下关于母校的最美好的回忆。”朱培涛告诉本报记者，眼中闪现着兴奋和期待的光芒。
而半个月后的7月15日至21日，ECHO的全班人马将赴北京，参加第11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这也是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目前国内最高级别的合唱赛事，将有150多个团体同场角逐，亦包括专业合唱团。“这是ECHO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赛事，比赛不是目的，我们更希望团员能够唱各种形式的歌曲，演绎更多的风格，也让观众有更多的收获。有的团可能专注于比赛，可能长年不排练，然后高密度集训2～3个月，只攻参赛作品，目的就是为了拿名次。而我们不一样，团员平时缺席排练两次就会得到警告，而演出与否却非考量标准。”洪川对本报记者表示。
朱培涛向《投资者报》透露了这次参赛的三首曲目：“首先是陕北民歌《赶牲灵》。其实这首作品对ECHO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此前有太多经典的演绎，对一支校内学生合唱团而言，嘹亮的民歌曲风与合唱形式如何相得益彰，是非常难的事。《赶牲灵》原来常以较为厚重的声音来演绎，后来则随着观念的改变，更接近中国民歌的曲风开始用滑音来表现，并开始使用方言，越来越接近原汁原味，更富艺术化，也更原生态。之所以选择这首挑战度很高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作为学生合唱团，没有那种观念上的禁锢和条框，因此可能走得更远，放得更开，进而在理念上有所推进甚至突破。而别的合唱团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们没有。”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想让ECHO展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检验我们理念的一个契机，同时也考验一下评委和观众是否能接受我们拓展出来的尺度。”洪川表示。除此以外的两首参赛曲目分别是宗教作品《Ave Maris Stella》和古巴作品《EL Guayaboso》。“两作都是国内合唱团相对少有涉及的，我们选这样一个作品搭配，是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内尽量展现ECHO的风格变化，扬长避短，向观众表现我们节奏、音色等等方面的感悟力。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认为这三首风格迥异的作品，是由三个不同的合唱团演绎的。”洪川对合唱团突破自我的期许溢于言表。
就像国企与私企
回顾ECHO成立三年，往事历历在目，朱培涛不免唏嘘，“2009年4、5月间ECHO成立，一开始只有不到10个人，都来自于复旦大学学生合唱团（以下简称校团）。这个传统我们保留到现在，就是合唱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复旦在校学生，目前校外成员只有两名，都是领悟力很强能够和我们融合的成员。”
谈到ECHO的成立初衷，朱培涛用国企和私企来形容，“校团就像是国企，当时是复旦唯一的合唱团，几乎垄断所有学校资源，其优势自不待言。但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又不利于团员发展，将会使他们的前进动力不足。因为校团的演出受到一些限制和制度安排的约束，自由度相对较低，比如有一些固有曲目是合唱团首选的，演出时间也往往是固定的。”
“我时任校团团长，需要做好一个学期乃至一个学年的规划，但计划往往不如变化快。我也想尝试一些风格鲜明的、现代化的作品，但由于计划和演出安排限制，我们不得不返回来唱些我个人感觉艺术价值不是很高的作品，有点浪费时间。当时我就一门心思想做些我们想要做的事。”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校团团员商量后，朱培涛下决心成立了ECHO这家“私企”，但他仍然是校团一把手，直到一年多以后本科毕业离开校园时，才正式离开了校团。
“创业初期确实艰难，当时人少，每个声部只有两个人，我们知道合唱时人越多越容易唱，大家都敢唱，即使一个人有一些小瑕疵也会被整体弥补。然而只有两个人，如果你唱错那曲子就毁了，所以压力很大。”
2009年12月17日，ECHO合唱团第一次在复旦校内公演，这是一场名为“Music Journey”的音乐会，地点位于光华楼前的学生广场。“从第一次正式演出到现在合唱团发展为60多人的规模，我们的艺术之梦一路坎坷却又充满欢欣。”朱培涛告诉《投资者报》，对于团员他们采取的是过程控制，“演出也好，比赛也好，我们不搞选拔，这样会打击团员的积极性，相反我们在排练时就做出严格规定，缺席两次以上会警告，也有团员因缺席或其他原因最终离开ECHO，当然能够通过过程控制的人最后都能踏上舞台，三周年音乐会我们全团上台，大概50多人，几位团员毕业离校，因此最近又扩招了10来个人。” 广泛尝试各种风格
“做自己想做的事”首先就是唱好歌，对此ECHO有自己的曲目选择标准。“首先就是多元化。我们的选择中既有中外民歌，又有朴实的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有地方色彩浓郁的歌曲，以及爵士乐、南美、非洲风格的作品等等。选择如此宽泛的目的就是让团员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唱他们喜欢唱的歌。”朱培涛表示。
“其次的标准就是要唱什么像什么，也就是对作品的诠释不能主观，要忠实于作品本身风格和作者意图。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文化氛围上毕竟我们与那些国外音乐有很大区别，而且在音乐风格、性格、声音取向、把握度方面，都可以说探求无止境。好在我们年轻，也比较贪，各种风格都想尝尝味道。”
洪川告诉本报记者，“在尝试不同风格后，我们将按专题进行更深入的学习。过去风格多变，但容易失之浅尝辄止，接下来需要一门深入。比如上海的牧乐团，他们选曲非常专一，只唱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和宗教作品，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洪川是朱培涛的前前任校团团长，但他正式加入ECHO则是去年。除了指挥之外，他还与朱培涛一起对团员进行艺术指导和声乐训练。“我感觉ECHO比外面的合唱团条条框框更少。我们是白纸一张，能够欣然接受新鲜事物。”洪川曾学习钢琴、古典吉他、声乐及合唱指挥，师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武贻平博士。“国内在合唱方面的研究确实落后于国外，比如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我们国内研究的人不多。国外则有正规的合唱学院研究各种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抓住一切与他人交流切磋的机会，比如今年5月与美国Emory&Henry合唱团与铜管乐团举办交流音乐会。另外我也会把ECHO演出的影像资料寄给伍老师，他往往会不留情面地给出批评。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批评远远优于赞美。”除此以外，ECHO还与国内高校校内合唱团中实力较强的天津大学北洋合唱团以及武汉大学人文爱乐合唱团等进行交流切磋。
2010年末，ECHO夺得上海市第二届无伴奏合唱比赛冠军。这是上海合唱界学术性最高的比赛之一，由上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主办。
家庭式关爱
与所有纯粹艺术社团一样，ECHO也面临财务窘况。每年团员上缴的团费大概在2000～3000元，此外复旦研究生工作室每年拨款约10000元。虽然学校提供免费的排练场地，但在这个“样样都涨”的年代，这笔钱对于演出宣传品印刷、文具、交通膳食、演出服装，以及其他杂项等，或许心理安慰的意义更大一些。“钱多有多的用法，少有少的用法”，朱培涛巧妙地回答了关于财务是否处于紧缺状态的问询，“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团员凝聚力的不断上升。比如一位团员自掏腰包500多元，为乐团每一个人买了一份乐谱。又比如指挥洪川，他在购置乐团麦克风和调音台上的个人投入就有上万元，这些大多来自奖学金和为导师打工的收入。”拿朱培涛来说，时下钢琴伴奏的行价是一晚上300元，在ECHO中他不知奉献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我们还为团员上声乐课，以及相关辅导。我觉得金钱是完全无法衡量这样一份心意的。家庭式的关爱氛围，使每一位团员都乐于奉献，这超乎金钱所涵盖的范畴。”
ECHO两周年演出时，朱培涛一度面临乐团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人员流失严重，当时有32位团员，10多位核心成员面临毕业，要离开乐团。我当时诸事缠身， 忙不过来，对乐团的未来有些悲观。我召集全体团员开会，意思就是大家如果都不想坚持下去的话，那么ECHO可以解散。但愿意跟随ECHO走下去的人是绝大多数，他们态度之坚决超乎我的意料。这个瓶颈终于熬过来了。”此后重整旗鼓的ECHO几乎成为一家新的合唱团，他们目前一周有一次历时约3小时的集训，此外还有几次1小时的小排练。
“合唱艺术爱好者大多性格随和，团队意识也很强。合唱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个人的声音，甚至于重塑他的性格。”这是朱培涛多年的切身体会。洪川则认为“当务之急是静下心来，把音乐做好”，ECHO这些年来拒绝了不少商业演出，比如一些公司酒会和电视台的邀请，比如《天天向上》。“现在正是我们慢慢积累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很宝贵。”
ECHO计划11月下旬在位于沪上湖南路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演唱曲目以英国作品为主。这也将是ECHO首次正式面向社会公众的售票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