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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的对称美
最近读了读物理学家阿•热写的《可怕的对称》这本书，这是他的成名之作。这本书说的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使用了“对称”原理，才把这个世界构建得如此五光十色，才使得这个世界那么宏大，而其内在结构却极其协调。充满了理性，充满了对称美。
什么是对称呢？说起这个话题，我惊叹于中国古人的智慧竟然与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相暗合。
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现代物理学借助天文学的发现，推算出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宇宙，起源于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宇宙万物、星系、地球、生命都是在大爆炸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以前，我们的宇宙又该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如果以这140亿年前的某一时点为时间之始点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在这个起点之前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是“无中生有”的，一次无法言说的爆炸“生成”了这个宇宙。在此以前，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物质世界）都是“零”（也就是“空”）。在这个时点之后，这个“零”，就变成了一正一负的两个宇宙。把话说到这个层面或程度，也就无法再用通常的科学方法或手段继续探究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次大爆炸了。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力量到此为止，再往前推演，只能用哲学的推理或者神学的假设了。当初（40多年前），在我还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在此处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牛顿在晚年为什么要思考“第一推动力”这个必然要导出请“上帝”出面打圆场的问题。
一边是现代物理学家的新发现，另一边是基督教神学的说教，在这里找到了会合点。而我们的祖先早在1800年前也有十分相似的议论，那是西晋时代的支遁（支遁，314～366年，字道林，世称支公，亦曰林公，别号支硎，东晋高僧，陈留人。——编者注）的“即色本空”理论，支遁这个人被一般的现代中国人所遗忘，但著名的“书圣”王羲之曾经是他的“粉丝”。他提出的“即色本空”的思想就是后人所谓的“虚无主义”，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藏在《红楼梦》背后的主题思想，就是支遁的“即色本空”理论。曹雪芹等伟大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这个“虚无主义”，竟然与现代物理学家和基督教的神学家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时合而为一了。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惊叹”的原因。
根据现代物理学家们（包括霍金）的普遍看法，在宇宙诞生的那一瞬间——最准确的说是“同时”，一个“负宇宙”也产生了，就像“借”与“贷”同时发生一样。它们当初产生于“零”，而且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这一时刻终将到来）一旦中和，还将归为“零”。用现代物理学的语言说，就是“湮灭”。可怕的“对称”由此产生。本来在现实世界中，“对称”是很美、很圣洁的，而此时，阿•热选择用“可怕”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对称”，就很恐怖、却很准确了。
主观世界也应当对称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直善于利用“对称”原理来营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是有所不同，最根本一点就是中国人只从形式上领悟对称，也只在形式上营造对称。比如，我们祖先建造的世界上最宏大的宫殿群——北京故宫，就充分显示了“对称”，你看，一条中轴贯穿南北，左辅右弼，中规中矩，就连拱卫故宫的偌大北京城，也堪称对称的典范：东有崇文，西有宣武；东有安定，西有德胜；东有日坛，西有月坛；不一而足。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最讲究对称，上朝时，他老人家左手是文臣，右手是武将，近臣中有左拾遗、右补缺，退朝后有东宫、西宫相伴。就是死后，那帝陵的选择更是只有阴阳对称的风水宝地才有配得上供奉那个臭皮囊的资格。
但是，相比近两千年以来的近祖，我们的远祖——那些生活在先秦时代的祖先，就不是这么“俗”了，他们看世界就很有学术眼光，很宏观，那种理性的眼光，甚至让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相形见绌、自愧不如。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人发现，存在于现实生活背后的对称，很是神秘，很值得中国人敬畏。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有一个学术思想学派叫“阴阳家”，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很深的哲学层面（当然，后世中也有这样的智慧者，例如上面所说的支遁）。但是很不幸，后来人们发现，这类“阴阳家”的智慧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所遗忘，那些“阴阳家”们常用的辞藻或者术语只能被一些谋利者们（这些谋利者中也有很有利于社会的好人，如中医的医生）借用过来，用于占卜和解释疾病及生理现象，甚至用来诈骗。
为什么中国文人把本来先天具有的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逐渐转向了世俗乃至庸俗，为什么中国人又渐渐把心计越来越多地用在了讨好权威、讨好实惠、最后讨好邪恶？
原因就是，中国文人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逼迫下，逐渐地摒弃了哲学思考的传统，这“一定的文化环境”就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或者说是社会的统治者一直奉行的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
所谓“哲学思考的传统”，是指依照事物本源的存在而思考、而选择、而决策。作为一个思想者，如果谁对我有好处，谁就是我拥立的神祉，怎样做事能让我获利，我就怎样思想。从社会角度讲，“社会的良心们”如此庸俗化、世俗化对一个民族来讲，是一种文化的倒退，甚至是一种灾变。
如果是一般市井小民如此思考还则罢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中那些构建社会管理体系的人、那些建立思想文化体系的人也这样思考，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政府），那就是这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在后来的两千年所遭遇到的不幸与此紧密相关。
久而久之，中国就没有了生成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这些能给中国人脸上生光的世界级的伟人的产生环境，渐渐地就把这片土地变成了像赵光义、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那样的阴谋家们表演的舞台，鲁迅借助九斤老太的嘴这样评价这个曾经诞生孔子和墨子的民族——“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也从此没有了《诗经》时代那样高雅的历史，中国历史遂成为续写一代代超级流氓们怎样用狡诈和阴谋打天下、坐天下的家谱，《二十四史》就成了它的代名词。
社会科学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对称”
科学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探索自然、模仿自然，就是按照大自然的暗示来建造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体系，我认为，社会科学也应当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不是么，一切好的、美的、为时间验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成果，都能看出它的“对称美”。
比如立法。立法的过程就是反复比较、探索和试错，力图找到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对称点。再比如经济，就是社会上有行为能力的谋生者，在市场上的交易中，不断地寻求劳动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对称点。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竞技体育这个活动了。现在人们在建立某项制度时爱用“游戏规则”这个词，而竞技体育最能体现竞技双方的对称。如果认为竞技体育的意义仅仅在于锻炼身体，那就看得太简单了，人们可以用在竞技体育中那些被认为“公平”的成熟经验，来为建立新制度寻找方法和依据，也可以用来培养人们符合人性、道德意义的对称的社会交往精神。
人类最伟大的文化成果——企业（包含围绕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围环境及其文化）也能体现出它的“对称美”。
当初创制原始企业的那些无名的智慧者，为“企业”这个新型社会组织设计了严格的对称规则——“无限责任公司”。其意思就是，你这个组织既然面向全社会营业，就要对你这个经济组织的所有行为负全部的责任。这是为了全社会和任何一个可能与你这个经济组织发生交易行为的人负责。
作为组建这个企业的先决条件的这个“对称”，是指你这个经济组织要有足够的资金后盾作为今后可能造成的失误的赔偿金。这个设计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要有那样充足的资金才能开业的话，那么社会上能有资格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将会是“凤毛麟角”，于是“对称”的补救措施后来也出现了，那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创办这样的企业不用拿自己的所有家资对自己所办的公司负责，但也要拿你用来注册企业时的注册资金作为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押金”。那么，如果这样的企业的失误或者是恶意经营给社会公众造成损失将怎样弥补呢？依据设计者的初衷，政府应当以允许这样的企业对社会开业而承担余下的损失，这就是后来的“政府监管”的由来。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设计的诞生，才有了发展至今的现代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
对称的和不对称的例证及其后果
如果说，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因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有智慧的“当权派”，推出了符合自然规律的对称的制度文化成果，那么，社会的退步就应当是其反面了，那就是由于“当权派”出台了违反对称原则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有历史证据的。
中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体，曾经有着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历史文化，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在那个“灿烂”与后来的“没落”之间，应当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我认为这个“分水岭”就是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把中国拖入了僵化的专制帝国的漫漫长路。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它的国体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对称的约定。作为国家的根本——国法，实际上是御用文人在专制统治者的授意下起草的单方面规则，从公元前的《秦律》到20世纪初的《大清律》，前后几十个朝代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分地征询一下作为统治对象的公众的意见。这当然就成为中国这两千年来各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了一茬又一茬，总也脱不开那个“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确实，正如毛泽东所说，摆脱那个“周期律”要依靠一种中国固有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民主。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最能体现对称的文化产品。中国由于没有这个传统，一下子施行这个西方人发明的东西，还真得有个过程，因为这个民主往往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西方人发明的代议制政府，应当说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能代表他们表达社会诉求的民意代表或议员之间，就是一种对称的关系，他们应当是相互信任、相互间平等的，有着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了不对称的情况，例如，议员不能代为表达公众的意见或诉求，这样的关系在下一周期就会被新的对称所替代，那就是，公众会选择别人来代表自己表达社会诉求。
我们中国现实社会中常常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毫无例外地能从中分析出其不对称的本质。
非畸形市场经济中的公开拍卖的过程，就显示出一种对称。这里没有垄断，把买卖双方由于客观条件所局限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到尽可能低，直到买卖双方在不断的博弈中找到被双方都能接受的成交价格。但是，中国新生的拍卖市场，经常出现由于信息对买卖双方不对称所导致的欺诈现象。
再有，现时社会影响极坏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由于现代医疗体系的需求与它面对的数量庞大的服务对象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有些人从道德角度分析，也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从根本上讲，建立一个讲求对称的国民医疗体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应当仅仅研究和解决具象的社会问题，把应当把一定的精力放在研究这些比较抽象的地方——这往往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例如我们的制度文化在出台前的对称分析——有时能得到比研究具体的问题更有价值的成果。如此，我们的社会将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不断进步和发展。
最近读了读物理学家阿•热写的《可怕的对称》这本书，这是他的成名之作。这本书说的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使用了“对称”原理，才把这个世界构建得如此五光十色，才使得这个世界那么宏大，而其内在结构却极其协调。充满了理性，充满了对称美。
什么是对称呢？说起这个话题，我惊叹于中国古人的智慧竟然与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相暗合。
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现代物理学借助天文学的发现，推算出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宇宙，起源于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宇宙万物、星系、地球、生命都是在大爆炸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以前，我们的宇宙又该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如果以这140亿年前的某一时点为时间之始点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在这个起点之前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是“无中生有”的，一次无法言说的爆炸“生成”了这个宇宙。在此以前，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物质世界）都是“零”（也就是“空”）。在这个时点之后，这个“零”，就变成了一正一负的两个宇宙。把话说到这个层面或程度，也就无法再用通常的科学方法或手段继续探究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次大爆炸了。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力量到此为止，再往前推演，只能用哲学的推理或者神学的假设了。当初（40多年前），在我还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在此处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牛顿在晚年为什么要思考“第一推动力”这个必然要导出请“上帝”出面打圆场的问题。
一边是现代物理学家的新发现，另一边是基督教神学的说教，在这里找到了会合点。而我们的祖先早在1800年前也有十分相似的议论，那是西晋时代的支遁（支遁，314～366年，字道林，世称支公，亦曰林公，别号支硎，东晋高僧，陈留人。——编者注）的“即色本空”理论，支遁这个人被一般的现代中国人所遗忘，但著名的“书圣”王羲之曾经是他的“粉丝”。他提出的“即色本空”的思想就是后人所谓的“虚无主义”，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藏在《红楼梦》背后的主题思想，就是支遁的“即色本空”理论。曹雪芹等伟大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这个“虚无主义”，竟然与现代物理学家和基督教的神学家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时合而为一了。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惊叹”的原因。
根据现代物理学家们（包括霍金）的普遍看法，在宇宙诞生的那一瞬间——最准确的说是“同时”，一个“负宇宙”也产生了，就像“借”与“贷”同时发生一样。它们当初产生于“零”，而且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这一时刻终将到来）一旦中和，还将归为“零”。用现代物理学的语言说，就是“湮灭”。可怕的“对称”由此产生。本来在现实世界中，“对称”是很美、很圣洁的，而此时，阿•热选择用“可怕”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对称”，就很恐怖、却很准确了。
主观世界也应当对称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直善于利用“对称”原理来营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是有所不同，最根本一点就是中国人只从形式上领悟对称，也只在形式上营造对称。比如，我们祖先建造的世界上最宏大的宫殿群——北京故宫，就充分显示了“对称”，你看，一条中轴贯穿南北，左辅右弼，中规中矩，就连拱卫故宫的偌大北京城，也堪称对称的典范：东有崇文，西有宣武；东有安定，西有德胜；东有日坛，西有月坛；不一而足。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最讲究对称，上朝时，他老人家左手是文臣，右手是武将，近臣中有左拾遗、右补缺，退朝后有东宫、西宫相伴。就是死后，那帝陵的选择更是只有阴阳对称的风水宝地才有配得上供奉那个臭皮囊的资格。
但是，相比近两千年以来的近祖，我们的远祖——那些生活在先秦时代的祖先，就不是这么“俗”了，他们看世界就很有学术眼光，很宏观，那种理性的眼光，甚至让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相形见绌、自愧不如。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人发现，存在于现实生活背后的对称，很是神秘，很值得中国人敬畏。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有一个学术思想学派叫“阴阳家”，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很深的哲学层面（当然，后世中也有这样的智慧者，例如上面所说的支遁）。但是很不幸，后来人们发现，这类“阴阳家”的智慧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所遗忘，那些“阴阳家”们常用的辞藻或者术语只能被一些谋利者们（这些谋利者中也有很有利于社会的好人，如中医的医生）借用过来，用于占卜和解释疾病及生理现象，甚至用来诈骗。
为什么中国文人把本来先天具有的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逐渐转向了世俗乃至庸俗，为什么中国人又渐渐把心计越来越多地用在了讨好权威、讨好实惠、最后讨好邪恶？
原因就是，中国文人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逼迫下，逐渐地摒弃了哲学思考的传统，这“一定的文化环境”就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或者说是社会的统治者一直奉行的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
所谓“哲学思考的传统”，是指依照事物本源的存在而思考、而选择、而决策。作为一个思想者，如果谁对我有好处，谁就是我拥立的神祉，怎样做事能让我获利，我就怎样思想。从社会角度讲，“社会的良心们”如此庸俗化、世俗化对一个民族来讲，是一种文化的倒退，甚至是一种灾变。
如果是一般市井小民如此思考还则罢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中那些构建社会管理体系的人、那些建立思想文化体系的人也这样思考，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政府），那就是这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在后来的两千年所遭遇到的不幸与此紧密相关。
久而久之，中国就没有了生成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这些能给中国人脸上生光的世界级的伟人的产生环境，渐渐地就把这片土地变成了像赵光义、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那样的阴谋家们表演的舞台，鲁迅借助九斤老太的嘴这样评价这个曾经诞生孔子和墨子的民族——“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也从此没有了《诗经》时代那样高雅的历史，中国历史遂成为续写一代代超级流氓们怎样用狡诈和阴谋打天下、坐天下的家谱，《二十四史》就成了它的代名词。
社会科学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对称”
科学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探索自然、模仿自然，就是按照大自然的暗示来建造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体系，我认为，社会科学也应当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不是么，一切好的、美的、为时间验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成果，都能看出它的“对称美”。
比如立法。立法的过程就是反复比较、探索和试错，力图找到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对称点。再比如经济，就是社会上有行为能力的谋生者，在市场上的交易中，不断地寻求劳动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对称点。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竞技体育这个活动了。现在人们在建立某项制度时爱用“游戏规则”这个词，而竞技体育最能体现竞技双方的对称。如果认为竞技体育的意义仅仅在于锻炼身体，那就看得太简单了，人们可以用在竞技体育中那些被认为“公平”的成熟经验，来为建立新制度寻找方法和依据，也可以用来培养人们符合人性、道德意义的对称的社会交往精神。
人类最伟大的文化成果——企业（包含围绕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围环境及其文化）也能体现出它的“对称美”。
当初创制原始企业的那些无名的智慧者，为“企业”这个新型社会组织设计了严格的对称规则——“无限责任公司”。其意思就是，你这个组织既然面向全社会营业，就要对你这个经济组织的所有行为负全部的责任。这是为了全社会和任何一个可能与你这个经济组织发生交易行为的人负责。
作为组建这个企业的先决条件的这个“对称”，是指你这个经济组织要有足够的资金后盾作为今后可能造成的失误的赔偿金。这个设计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要有那样充足的资金才能开业的话，那么社会上能有资格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将会是“凤毛麟角”，于是“对称”的补救措施后来也出现了，那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创办这样的企业不用拿自己的所有家资对自己所办的公司负责，但也要拿你用来注册企业时的注册资金作为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押金”。那么，如果这样的企业的失误或者是恶意经营给社会公众造成损失将怎样弥补呢？依据设计者的初衷，政府应当以允许这样的企业对社会开业而承担余下的损失，这就是后来的“政府监管”的由来。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设计的诞生，才有了发展至今的现代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
对称的和不对称的例证及其后果
如果说，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因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有智慧的“当权派”，推出了符合自然规律的对称的制度文化成果，那么，社会的退步就应当是其反面了，那就是由于“当权派”出台了违反对称原则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有历史证据的。
中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体，曾经有着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历史文化，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在那个“灿烂”与后来的“没落”之间，应当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我认为这个“分水岭”就是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把中国拖入了僵化的专制帝国的漫漫长路。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它的国体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对称的约定。作为国家的根本——国法，实际上是御用文人在专制统治者的授意下起草的单方面规则，从公元前的《秦律》到20世纪初的《大清律》，前后几十个朝代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分地征询一下作为统治对象的公众的意见。这当然就成为中国这两千年来各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了一茬又一茬，总也脱不开那个“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确实，正如毛泽东所说，摆脱那个“周期律”要依靠一种中国固有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民主。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最能体现对称的文化产品。中国由于没有这个传统，一下子施行这个西方人发明的东西，还真得有个过程，因为这个民主往往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西方人发明的代议制政府，应当说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能代表他们表达社会诉求的民意代表或议员之间，就是一种对称的关系，他们应当是相互信任、相互间平等的，有着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了不对称的情况，例如，议员不能代为表达公众的意见或诉求，这样的关系在下一周期就会被新的对称所替代，那就是，公众会选择别人来代表自己表达社会诉求。
我们中国现实社会中常常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毫无例外地能从中分析出其不对称的本质。
非畸形市场经济中的公开拍卖的过程，就显示出一种对称。这里没有垄断，把买卖双方由于客观条件所局限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到尽可能低，直到买卖双方在不断的博弈中找到被双方都能接受的成交价格。但是，中国新生的拍卖市场，经常出现由于信息对买卖双方不对称所导致的欺诈现象。
再有，现时社会影响极坏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由于现代医疗体系的需求与它面对的数量庞大的服务对象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有些人从道德角度分析，也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从根本上讲，建立一个讲求对称的国民医疗体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应当仅仅研究和解决具象的社会问题，把应当把一定的精力放在研究这些比较抽象的地方——这往往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例如我们的制度文化在出台前的对称分析——有时能得到比研究具体的问题更有价值的成果。如此，我们的社会将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不断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