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流派，及名师名校研究。
　　一封辞职信，在网络不断发酵。一位教育局长，顿成舆论热点。理想、情怀、改革是他炫目的光环；执着、孤独、失败是他悲壮的命运。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于这位局长而言，他在权力范围内所上演的，到底是一场惨烈的悲剧，还是一场滑稽的喜剧？
　　这是一个传奇。从简历看，这位局长没有教过书，没有当过校长，也没有在教育部门工作过，由乡镇干部升任教育局主持全面工作。他2013年上任，2014年移植并全面推行河南西峡县“三疑三探教学模式”。2016 年，因有校长、教师和家长激烈反对，乃至酿成请愿抗议，此项改革被县委县政府叫停。该局长慷慨陈词——辞职。一个完全的教育外行。短短两年，依靠权力+偏激+念念有词的教育信条，于是，华丽转身为悲情的改革家、有良知的教育家，蹿红网络。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一道文化景观，它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与时代意蕴呢？
　　该局长感叹道，在教改路上“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孤家寡人一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说伤心不伤心？“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局长上任，面对昏天黑地的应试教育一片。他要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重开混沌之天。据说流年不利，“看客”太多，又有宵小之徒作祟，“三疑三探”似乎水土不服，未能如愿大放光芒。于是，改革夭折，局长辞职，当地教育重新回归应试教育之黑暗。你说可惜不可惜？然而，却催生了一位“教育改革家”。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马克思说，每个人都在既定的历史下创造历史。局长者主政一方，理应致力于宏观规划、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知人而善任。毛泽东同志所谓“出主意、用干部”，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此乃职责之所在，也是领导的艺术。现有教育局长一枚，要代校长当家，要代教师做主，在全县学校，无论小学初中高中，无论何种学科，一律采用他外地搬来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如此“改革”，是否有点草率，有点越俎代庖？局长者，诚然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应借鉴外地的教育经验。但以自己有限的见闻，偏执于某种教学模式的神话，以权力强行全面推广，一县一模式。这是改革的理性抑或权力的僭越？中国足协是否可以发文规定，国内每支足球队一律采用阿根廷或德国的踢球模式？
　　该局长之所以自恋地感到悲壮，之所以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力挺，是因为他“改革”，因为他挑战“应试教育”。至于什么是改革，改的是什么，怎么改的，反倒不重要。将改革的失败归咎于“应试教育”的顽固或反对者的阴谋，这比较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缺少鞭辟入里、切己体察的深刻，缺少直面人生的理性和刻骨铭心的反思。教育的要旨在立德树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具体的教学模式则可以多种多样，并无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是恪守某种模式，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教育民主、学术繁荣的标志；舆论一律、定于一尊，这是教育专制、学术衰败的迹象。“三疑三探”一统江湖，大树之下寸草不生，这是理想的教育生态吗？并非这种模式一无是处，但就此一家，别无分店，似乎不妥。起码，缺乏校长教师的认同、理解和积极参与，激进地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殊为不当。
　　教育局长，尤其是一位对教育相当陌生的教育局长，走马上任，宜乎学一学孔夫子。“子入太庙百事问”，虚心地向同事请教，向校长、教师请教，多听听民众的诉求，而不是执着于书本的教条。毛泽东同志教导说：“要向一切内行的人请教，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局长倘能认真发现培育、总结提炼当地校长、教师的成功经验，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局长倘能简政放权，让校长自主办学，让教师在教学中自主研究、自我实现——广大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而且是课程的创造者；局长者倘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又何至于成为孤家寡人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缘于社会角色的错位。一位拜伦式的英雄？高傲的反抗者，孤独的失败者。好像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代表光明与拯救，这位局长代表着真理与正义。有如上帝的降临，使命是拯救迷途的羔羊——拯救陷于应试教育的师生。以土豪式的任性——我的地盘，我作主，武断地让所有的本地和尚一律念外来的经、统一的经。据说李希贵说过，这个经好。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留下一句话，“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司马迁笑话他执迷不悟。局长辞职，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流淌着自命不凡的哀情表白。藐视上级，轻慢同事，抱怨校长，指责家长，絮絮叨叨，似乎献身于理想情怀，却牺牲于阴谋诡计。局长自我比附为流血的夏瑜，这未免有点荒唐。人贵有自知之明，但确乎很难。
　　平心而论，该局长并非颟顸的官僚，也非狡诈的政客，他有一份天真的善良，有教育改革的理想情怀，并能身体力行，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对教育缺乏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对改革的艰难估计不足，也缺少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耐心。他以为凭一知半解的理论与一厢情愿的偏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课改可以叫停，教育创新图变的发展趋势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不要让未来的改革者流血又流泪”。这种文青式的煽情之词，居然收获一片赞扬之声。“杀君马者道傍儿”，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时的感慨之语，意味深长。
　　教育改革有丰富的内涵，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谨慎实施，并不断在反思中调整。教育改革是全社会——主体是校长教师——共同参与的事业，并非教育局长个人的专利。教育改革是任重道远的实践，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幻想。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家庭的期望，决不能傲慢地以家长不懂教育为借口，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学生，这些成长中的生命，他们不是实验用的小白鼠。生命成长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很难补救，教育改革的实验务必慎之又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对话互动的过程，教育改革必须奠基于教师与學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从而让学生能有效地投身于有价值的探究活动，而不是形式上的探究。所有带有长官意志的、指令性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违背了教育规律。 　　所谓“方向对头”，所谓“必然趋势”，所谓“理想”，这种偏执的自负适足误人误己。王明式城市中心的革命理论，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呢？波尔布特何尝没有革命理想，但在其“理想”的折腾下，金边几成人间地狱。他们的错误似乎不在“方向”“趋势”“理想”，而在路径与策略。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教育改革当然是“必然趋势”，但简单化、幻想化、运动化不是“必然趋势”，“三疑三探”更不是唯一选择，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与探究式学习并不截然对立，“讲解——接受”的教学模式也非一无是处。痴迷于某种教学模式，并将区域教育改革聚焦于某种教学模式的推广。实在看不出，这位教育局长的“理想”中包含有什么理论智慧与创新实践。
　　教育改革当然需要理论指导，但理论不是良好的愿望，不是念念有词的几句格言，理论必须彻底。陶行知在旧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无权力依傍，但追随者不在少数。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十年前由苏州的三四所学校发起，现在全国有3000多所学校积极参与，这是基于权力吗？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心。离开权力的魔杖便“流血又流泪”，只能说明理想的苍白、理论的肤浅。“人间正道是沧桑”。更何况，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国家意志，是大政方针，大势所趋、波澜壮阔、蔚为奇观。此情此景，居然有一位教育局长不伦不类地将自己比附为晚清时代的革命志士，这是何等的不恰当！改革并非没有阻力，但这种比附很荒唐。
　　改革不是简单化地破坏一个旧世界，改革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改革不是折腾，改革不是权力的任性。教育局长诚然有权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 则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因为局长是在搞“改革”，所有的人便只能拥戴，不能反对，上级部门更不能干预。倘有反对，便是阴谋，便是不懂教育，便是反对改革。这是什么逻辑？一项所谓的教育“改革”，作为权力意志的体现，而非校长教师主动自觉的选择，完全靠行政权力保驾护航而强制推行，却口口声声反对行政干预，这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身为局长当多一点形而上的思考，不能满足、逗留于形而下的仿效。“观千剑而后识器”，即便仿效，也得多作比较，有所借鉴，有所改进，为我所用。学校不是官僚机构，不是公司，不是军营，不能以指令——执行的方式管理。学校是以知识技能为媒介，师生在人格互塑中创生新文化，并生成各自生命意义的学习共同体。网上看到上海市杨浦区邵局长的工作报告，对照这封辞职信，良多感慨。奉劝这位局长认真读一读。恩格斯说，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镜子，都是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见贤思齐、长善救失，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才有望从怨艾中走出，从“教育改革家”的喝彩声中走出。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既慷慨辞职，便无怨无悔。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
　　明清易代之际的伟大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眼点在责任而非职位。清末国学大师章士钊曾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动欲为圣贤的文化心态。他说：“中国人之圣贤，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从这个角度看，在当下官本位的世俗文化的环境里，这位局长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能自降其身，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确值得敬佩。在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圣贤为理想人格，难以企及；君子为众趋人格，可以修为。君子者能待人以恕、严于责己，有救国济民的情怀，有歷史与道德的责任感。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又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