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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挑战之一，它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制约着经济发展、影响着数十亿人的健康。但这个问题常常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或对外援助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忽视，结果使得威胁愈演愈烈。
要动员必要的资源、领导力和公民参与，以尽量减少污染威胁，第一步就是要提高对实际污染规模的认识水平。因此，我们组建了“柳叶刀污染与健康委员会”（Lancet Commission on pollution and health），收集关于污染影响健康的全面数据，评估其经济成本，确认其与贫困的联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2017年10月，我们发布了第一份污染影响方面的全球性分析报告，这是第一次对各种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壤、工作场所等污染进行的全球性分析，并且探讨了污染的经济代价和带来的社会不公平。
我们发现，污染每年导致900万人死亡，相当于全球死亡总人数的16%。这个数字三倍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致死人数的总和，15倍于所有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暴力致死人数的总和。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因污染致死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类死亡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体现了污染成分的变化。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污染类型以及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随之变化。由于贫穷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导致的空气、水等污染在慢慢减少。然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现象，如工业、采矿、城市化、有毒化学的扩散以及燃油汽车的激增等，导致室外空气污染、化学污染、工作场所污染和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一点在快速发展和处于工业化发展中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尤为明显。
毫不奇怪，首当其冲受污染威胁的是穷人。92%左右的污染相关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儿童是环境相关疾病的高危群体，尚在母体子宫内的胎儿和婴幼儿，即使接触到低剂量的污染，也会导致疾病、残疾，这些问题会让他们在此后的一生中早早面对死亡，甚至在儿童时期就要面对死亡。
从每个国家各个收入阶层中的研究结果来看，污染导致的疾病在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和其他脆弱群体中最为普遍。这是全球性的环境不公平。
除了人力成本，与污染相关的疾病还导致生产力损失。由于与污染相关的死亡和疾病相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针对污染相关疾病所带来的健康医疗花费，在各国之间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污染相关疾病消耗了中低收入国家医疗支出的7%，但只消耗了高收入国家医疗支出的1.7%。总体来看，用于支付由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福利损失每年高达4.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的6.2%。其中，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花费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3%，高收入国家则要为此支付4.5%。由于这并不包括污染对环境造成破坏所引发的相关损失和费用，故以上数字并没有覆盖污染背后的全部成本，而燃烧高污染的化石燃料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环境问题的严峻和全球的重视程度并不成正比，甚至一直都被忽视。举例来说，环境问题导致的疾病中有超过70%是非传染性疾病，但在全球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的行动计划中，对环境的干预措施几乎未被提及。
尽管损失巨大，但问题还有可能继续恶化。如果不进行果断干预，到2050年，单是室外空气污染的致死人数，就有可能增加50%。化学污染是另一个日益巨大的挑战。令人棘手的是，目前化学性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未被有效证实，它对全球疾病的影响及其治疗成本也被严重低估。自1950年以来，大约有14万种化合物被发明出来，其中受过安全性或毒性测试的寥寥无几。婴幼儿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污染并非经济发展难以摆脱的“必要恶行”（necessary evil）。投入领导力、资源和完善的数据驱动方法，可以实现污染的最小化。可行的策略早已被制定出来，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受了实地测试，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这些策略平衡了法律、政策和技术解决方案。例如，依据“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原则，污染行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被取消。此外，这些策略遵循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并据此不断进行评估，同时被严格执行。它们也可以被输出到全球各个收入水平的城市和國家。
认真规划以及资源充足的污染控制策略的应用，能让发展中国家避免过去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最糟糕的生态灾难。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贫穷国家必须忍受一个污染和疾病的阶段——类似这样的旧观念已经被反复证明并不真实。
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这些策略都会带来更可持续的GDP增长。无铅汽油减少铅暴露，意味着较低的认知功能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发病率，提高了生产力，为全世界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在美国，每一美元的空气质量改善投资能产生30美元收益，自1970年以来所投入的650亿美元，共产生1.5万亿美元的总回报。
因此，减少污染为刺激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保护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柳叶刀污染与健康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捐助人、基金会、公民社会群体以及专业医疗人员，把控制污染放在比现在高得多的优先位置。
中低收入国家应该大幅增加用于污染防治的资金，不管是国家预算投入还是捐赠援助资金。在国际层面，污染防治可以通过扩大现有计划或建立新的专门基金来实现，如“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这些计划应该对国家拨款形成刺激和补充作用，同时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性研究。国际资金还可以用于支持建立一个“全球污染观察站”。
有效的污染防控，还意味着要在所有未来增长和发展战略中纳入预防战略。应该认识到，只有全社会改变生产、消费和交通模式，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污染防治的成功。这方面的关键措施包括：为广泛过渡到无污染能源制定激励措施，取消对污染者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奖励回收、再利用和修复行为，用安全替代品取代危险物质，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和人力交通工具。
转向更少污染的经济和社会运行系统绝非易事，全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大力反对。但我们的报告表明，向低污染转型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福祉和繁荣至关重要。我们决不能继续忽视这一全球性威胁。
（作者为美国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环境医学教授，王艺璇译）
污染的健康代价
要动员必要的资源、领导力和公民参与，以尽量减少污染威胁，第一步就是要提高对实际污染规模的认识水平。因此，我们组建了“柳叶刀污染与健康委员会”（Lancet Commission on pollution and health），收集关于污染影响健康的全面数据，评估其经济成本，确认其与贫困的联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2017年10月，我们发布了第一份污染影响方面的全球性分析报告，这是第一次对各种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壤、工作场所等污染进行的全球性分析，并且探讨了污染的经济代价和带来的社会不公平。
我们发现，污染每年导致900万人死亡，相当于全球死亡总人数的16%。这个数字三倍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致死人数的总和，15倍于所有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暴力致死人数的总和。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因污染致死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类死亡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体现了污染成分的变化。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污染类型以及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随之变化。由于贫穷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导致的空气、水等污染在慢慢减少。然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现象，如工业、采矿、城市化、有毒化学的扩散以及燃油汽车的激增等，导致室外空气污染、化学污染、工作场所污染和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一点在快速发展和处于工业化发展中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尤为明显。
毫不奇怪，首当其冲受污染威胁的是穷人。92%左右的污染相关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儿童是环境相关疾病的高危群体，尚在母体子宫内的胎儿和婴幼儿，即使接触到低剂量的污染，也会导致疾病、残疾，这些问题会让他们在此后的一生中早早面对死亡，甚至在儿童时期就要面对死亡。
从每个国家各个收入阶层中的研究结果来看，污染导致的疾病在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和其他脆弱群体中最为普遍。这是全球性的环境不公平。
污染的经济代价
除了人力成本，与污染相关的疾病还导致生产力损失。由于与污染相关的死亡和疾病相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针对污染相关疾病所带来的健康医疗花费，在各国之间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污染相关疾病消耗了中低收入国家医疗支出的7%，但只消耗了高收入国家医疗支出的1.7%。总体来看，用于支付由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福利损失每年高达4.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出的6.2%。其中，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花费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3%，高收入国家则要为此支付4.5%。由于这并不包括污染对环境造成破坏所引发的相关损失和费用，故以上数字并没有覆盖污染背后的全部成本，而燃烧高污染的化石燃料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环境问题的严峻和全球的重视程度并不成正比，甚至一直都被忽视。举例来说，环境问题导致的疾病中有超过70%是非传染性疾病，但在全球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的行动计划中，对环境的干预措施几乎未被提及。
污染与治理的新型关系
尽管损失巨大，但问题还有可能继续恶化。如果不进行果断干预，到2050年，单是室外空气污染的致死人数，就有可能增加50%。化学污染是另一个日益巨大的挑战。令人棘手的是，目前化学性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未被有效证实，它对全球疾病的影响及其治疗成本也被严重低估。自1950年以来，大约有14万种化合物被发明出来，其中受过安全性或毒性测试的寥寥无几。婴幼儿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污染并非经济发展难以摆脱的“必要恶行”（necessary evil）。投入领导力、资源和完善的数据驱动方法，可以实现污染的最小化。可行的策略早已被制定出来，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受了实地测试，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这些策略平衡了法律、政策和技术解决方案。例如，依据“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原则，污染行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被取消。此外，这些策略遵循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并据此不断进行评估，同时被严格执行。它们也可以被输出到全球各个收入水平的城市和國家。
认真规划以及资源充足的污染控制策略的应用，能让发展中国家避免过去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最糟糕的生态灾难。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贫穷国家必须忍受一个污染和疾病的阶段——类似这样的旧观念已经被反复证明并不真实。
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这些策略都会带来更可持续的GDP增长。无铅汽油减少铅暴露，意味着较低的认知功能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发病率，提高了生产力，为全世界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在美国，每一美元的空气质量改善投资能产生30美元收益，自1970年以来所投入的650亿美元，共产生1.5万亿美元的总回报。
因此，减少污染为刺激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保护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柳叶刀污染与健康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捐助人、基金会、公民社会群体以及专业医疗人员，把控制污染放在比现在高得多的优先位置。
防治污染的切实行动
中低收入国家应该大幅增加用于污染防治的资金，不管是国家预算投入还是捐赠援助资金。在国际层面，污染防治可以通过扩大现有计划或建立新的专门基金来实现，如“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这些计划应该对国家拨款形成刺激和补充作用，同时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性研究。国际资金还可以用于支持建立一个“全球污染观察站”。
有效的污染防控，还意味着要在所有未来增长和发展战略中纳入预防战略。应该认识到，只有全社会改变生产、消费和交通模式，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污染防治的成功。这方面的关键措施包括：为广泛过渡到无污染能源制定激励措施，取消对污染者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奖励回收、再利用和修复行为，用安全替代品取代危险物质，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和人力交通工具。
转向更少污染的经济和社会运行系统绝非易事，全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大力反对。但我们的报告表明，向低污染转型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福祉和繁荣至关重要。我们决不能继续忽视这一全球性威胁。
（作者为美国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环境医学教授，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