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丁佶从云南工业化问题入手的研究,将近代云南经济问题带入了中国工业化研究的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丁佶重视经济文献的搜集、整理、运用,积极为云南地方的现实经济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在研究主题上,丁佶将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带入了全国性的经济热点问题讨论当中,提升了其在学术领域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以丁佶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地方性问题与全国性问题之间搭建的学术桥梁使得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价值,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机 构】
：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丁佶从云南工业化问题入手的研究,将近代云南经济问题带入了中国工业化研究的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丁佶重视经济文献的搜集、整理、运用,积极为云南地方的现实经济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在研究主题上,丁佶将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带入了全国性的经济热点问题讨论当中,提升了其在学术领域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以丁佶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地方性问题与全国性问题之间搭建的学术桥梁使得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价值,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他文献
德国儿童文学家鲍瑟王的小说《最后的孩子》讲述了核爆炸发生后小主人公罗兰德一家遭受的苦难经历和心路历程,揭示出遭受核打击后罗兰德等社会个体所表现出的不同心理和行为.如何进行心理干预、心理调节和心理疏导,让这些社会个体走出困境,恢复良好的生态潜意识,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一代能理性对待科技发展,和成年人一起共同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是作家的初衷所在.
民国时期,世居西南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人士,时有前往内地观光、请愿、求学、经商、就业等情形.虽然总体来看,在整个民国时期由西南边疆去到内地的人数有限,但正是这些人员的往返,给西南边疆各民族自身、各级政府、内地社会各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触动;更为深层地看,这种社会活动对于加强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增进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强化西南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60至70年代,围绕综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风暴王山上的水电项目,环保主义者与能源开发者展开了激烈论战.其中,前者以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为代表,致力于维护哈德逊河谷的自然环境;后者以综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等电力企业为代表,支持水电站的建设.最后,两者的争论以双方签订《哈德逊河和平协定》而告终.这场争论体现了公众在能源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对抗中寻求平衡的努力,对此后现代环保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限,进而提出“边疆性”与“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为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近百年来,学界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和亲界定为政治联姻.21世纪以来,部分研究者重新界定了和亲概念内涵,将其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和好、亲近,或亲人之间的和,这无疑更加接近历史事实,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亲概念外延也由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扩展到两个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却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今后不仅应加大对和亲概念的词源学考察,还应加强对和亲政策内容特征、主体特征的进一步归纳,希望借此推动和亲研究的发展.
走马楼三国吴简记载了临湘侯国部分百姓的患病状况,其中,与下肢疾病相关的记载最多,达647次,包括“肿足”“肿右足”“肿两足”“踵足”“踵左足”“踵右足”“踵两足”“踵病足”等,“肿足”是其统称.这种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维生素B1缺乏症(俗称脚气)相似,它的流行与孙吴时期临湘侯国的环境关系至密.
公路客运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交通出行方式的多样性、灵活化,尤其是高铁、网约车、共享车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公路客运业面临严峻考验.云南省公路客运企业的管理方式较为粗犷,业态相对单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势在必行.针对企业现行评价指标中的不足,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该指标体系对业内一龙头企业下属的5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该行业的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行政复议调解规定拟进一步扩大调解的适用范围,确立“应调尽调”理念,发挥调解在化解行政争议上的优势.诚然,行政参与权理论及诸多实践因素可支持扩张复议调解适用范围的正当性,但基于行政复议之立法目的、嗣后协商余地的有限性及选择适用调解的裁量性,复议机关对调解的适用仍有限度.修法应明确不可调解的情形以及复议机关在选择调解时应予考量的因素.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学界关于本罪的法益却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个人法益说与超个人法益说之间争执不下.但通过分析看出,超个人法益说存在许多难以自恰的冲突,应予以排除.而个人法益说则避免了这一误区,其更符合立法及司法的精神,应确定为本罪的法益.而具体来说,在个人法益中,将本罪法益定位为个人信息权更为妥当.
我国现行法律以可识别性为标准,对所有个人信息实行无差别“知情-同意”原则的保护,这不仅使得同意原则在实践中流于形式、实施成本高,还导致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不平衡.引入场景理论,以个人信息类别以及信息的生命周期为要素构建类型化的场景,并对场景的风险进行评估,适用差异化的同意原则,通过约束个人信息处理者为其实施提供保障,以平衡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兼顾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