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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司马迁以传纪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西汉名将李广身经百战、武艺高强的英雄本色，歌颂了李广仗义疏财、爱护士卒、口讷少言的品性，以及李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终悲愤自杀的结局，使一位汉代飞将军的形象成功地传之后世，产生了极其久远的艺术感染力。因为李广代表着西汉，进而代表着汉民族抗击外侮、杀敌报国、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质，产生着振奋人心的正能量，理所应当地受到历代民众的拥戴。
关键词：史记 李广 时代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司马迁以传纪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西汉名将李广身经百战、武艺高强的英雄本色，歌颂了李广仗义疏财、爱护士卒、口讷少言的品性，以及李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终悲愤自杀的结局，使一位汉代飞将军的形象成功地传之后世。在后代的诗、词、文、剧中，李广成了历代文人反复赞颂的人物，李广的许多事迹成了后代文人创作的素材，李广的事迹也已演化为成语，进入中华民族的语汇。据初步统计，约有上百首之多的唐诗作品与《李将军列传》相关联，如“飞将（军）”“射石（虎）”“猿臂”“霸陵（尉）”“数奇”“不（封）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经百战”等与李广相关的典故，多次出现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这恰恰说明了李广这一人物形象的被公众的认可程度。
正如学者曾小梦所言：“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文学形象，除了与接受主体自身所处的时代、经历、审美经验等因素有关外，一般还具备以下几个标准，即这一文学形象具有某些特定的文化意义，凝聚着某种激励人、鼓舞人的精神力量，或其自身已成为道德伦理的典范人物。李广这一形象正是符合了这几个标准，所以才流传千古、经久不衰。”现实中的李广将军确实是一位对西汉历史有着深重影响的人物，因为李广代表着西汉，进而代表着汉民族抗击外侮、杀敌报国、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质，产生着振奋人心的正能量，理所应当地受到历代民众的拥戴。本文试从《李将军列传》的人物特征上，论述李广形象所代表的时代特征。
一、抗击匈奴的英雄气慨
《李将军列传》记载的最主要内容，是写李广与匈奴作战的过程。自青年时代起，李广就立志从军报国，英勇杀敌：“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司马迁通过两个方面来表现李广的英雄气慨，一是描述李广具有天生的英雄条件，能上射飞雕，下擒猛虎：“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尤其是“射虎入石”一事，最能表现李广的英雄气慨，也是后人时常歌颂的事迹，如唐代诗人卢纶《塞下曲六首》有云：“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诗句，将李广将军的威武身姿再现眼前。
二是描述李广在战场上的英勇，在李广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七十余战之中，司马迁挑选出上郡遭遇战、燕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和最后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这几次战役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李广的有智有勇（上郡之战）、胆识过人（右北平之战）、武艺高强（燕门出击战），有效地突显出李广是名符其实的威震匈奴的猛将。所以，即使在身负重伤之时，李广也能够在“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的危急之中，“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两种描写，扎实地奠定了李广英雄形象的基石，也是公众对其产生崇拜心理的原因。
《李将军列传》中所表现的李广的英雄气质，正是西汉建国以来一直倡导的时代精神。自西周时起，匈奴民汉民族的劲敌，他们仗着高强的骑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武力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汉武帝即位后，正处极强盛时代的匈奴由冒顿之孙军臣为单于，其国境东达辽东，远及朝鲜边境;西迄今哈萨克的巴尔喀什湖、吉尔吉斯、塔里木盆地东北一带;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南面常以铁骑进出于宁夏、陕北、甘东、晋北、冀北等地。当时匈奴拥有骑兵约30万。据史籍所记，陇西、上谷、云中、辽东等郡经常遭侵袭，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汉民在1万多人。汉王朝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匈奴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特别是到了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38年），匈奴大举入寇，攻占河南地，迫近汉都城附近的细柳、棘门、霸上，这样的严重威胁，一直继续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不得不用和亲的方法来维持边关短暂的和平，在时战时和中使汉王朝得到休养生息。因此英勇杀敌作为西汉时代的最强音，一直回荡在汉武帝时期，时代需要英雄，民众崇拜英雄，许多热血男儿以保家卫国为已任，积极参军以求报效国家，去追求自己的英雄梦想，已成为支撑民众的重要精神源泉。热情投身军旅、奔赴边疆、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整个时代。再加上汉武帝在汉初奖励军功的基础上，重新设立了武功爵，汉武帝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联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干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至于汉武帝时期授武功爵的条件，史籍上并无明确记裁。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汉简记载可以看出，它大体上是以斩捕敌人多少为标准。这种军功嘉奖激励着民众的斗志，提升着英雄人物的社会价值，因此李广作为杰出的军事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兵刀弓马的猛将，并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二、仁爱治军、廉洁正直的胸怀
李广管理下属的方法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宽”与“俭”。“宽”就是没有繁琐的军纪和制度，本着爱护士卒与军马的原则，李广出征时总是“择水草肥美而屯驻”，目的是让士卒与军马都得到充分的休息。“俭”就是李广不设固定的编制和阵势，行政上也尽量简约，简派征侯，减少管理环节，做到宽而不乱，以爱抚军。在战场上遇到粮草困乏，缺少给养时，李广可以做到“士卒不尽饮，广不近饮，士卒不尽食，广不近食”，把他对士卒的爱护发挥到最大限度。李广的这种治军方略，得到士卒们的一致爱戴：“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在和平时期，李广更是以廉政为业，每每得到皇上的赏赐，他都悉数分给部下，从不用于置办家产：“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为了与李广的“宽”“俭”的治军方略形成对照，司马迁特意在《李将军列传》中设置了关于汉代名将程不识的一些事迹，程不识的治军方略与李广恰恰相反，他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要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工作到天明，但所达到的效果却与李广的“宽”“俭”治军完全相同。因此士卒们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不愿跟随程不识。 汉代所设的将军之职为领兵主征伐，平时将军开府治事，出征时则旨“幕府”，以为参谋之部。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云：“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因此汉代的将军府中设有各种僚属，大将军府最多。这些僚属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谋人员，如长史、从事中郎、诸曹椽史等，他们负责幕府庶务、文书、参赞军务;另一类是军事管理人员，包括校尉、司马、军正、军监、千人、武库令、军市令、军司空等，他们负责统辖将军卫队、协调军务、传达军令、执行军法及后勤供席等。很显然，李广的将军府中是简化或完全没有这种人员设置，李广以仁爱廉洁的方式治军，声望很高，深得士卒们的拥戴，所以管理人员与管理层次虽然简化，但管理效果极佳。
从西汉的战争形势来看，西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草原作战、山地作战是西汉战争的主体，汉军有时还要深入辽阔的匈奴腹地去作战，不仅物资供应时常发生困难，就连辨别道路都很艰难。如李广所经历的最后一战，就是因为迷路而贻误战机，导致了李广自杀的悲剧。所以在这种野战中，官兵团结一致是取胜的关键，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应对各种险境。所以散尽家财优待士卒和幕僚，即是李广忠君爱国的表现，也是李广的治军方略。从汉武帝后期与匈奴的几次大战役来看，汉武帝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力量较弱的河西匈奴军，以断匈奴右臂;漠北之战，汉武帝则利用匈奴单于的轻敌麻痹，派军东西两路远途奔袭，深入进击，予匈奴主力以致命打击。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年轻的骑兵将领，在这几次战役中，不仅充分表现出沉着冷静、英勇果断、机动灵活的特点。敢于统率骑兵大胆深入，千里迂回，远程奔袭，没有官兵的紧密团结，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的。由此可见，李广的仁爱治军的作法，具有强烈的军事学意义。
三、敏于事讷于言的儒家风范
西汉王朝进入汉武帝时期之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发展，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足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武帝决定改变西汉的思想体系，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用更加积极实干的理念去治理国家，改变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统一封建国家。
司马迁作为西汉历史的总结者，遵循着汉武帝的儒家思想统治，在《史记》中表现出浓郁的儒家主张。在《李将军列传》之中，司马迁毫不例外以李广为典型人物，推崇李广言行中的儒家风范。李广身为西汉王朝的一员著名武将，受到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处处表现出传统的道德风范。如李广六十多岁仍主动出战匈奴，就是他的忠君思想的体现：“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李广结发即与匈奴作战，一生与匈奴正面做战七十余次，几历生死关头，可谓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忠君”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儒家“忠”的对象是君主与国家，故《论语》中孔子有云：“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曾子亦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李广正是用他征战沙场的一生诠释了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实现了儒家“臣事君以忠”的道德信仰。同时司马迁还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语来称赞李广的“恂恂如鄙人”的为人，也是儒家的“敏于事而慎于言”“其身正，不令而从”理念的体现。李广虽然武艺高强，但天生的不善辞令，他只会通过诚信果敢的实干精神征战沙场，充分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李广不仅不善言辞，而且做人也是低姿态的，他恂恂如鄙人的处世风格，他舍小家为大家的廉政风范，说明李广从不以大将军自居，而是把自己放置于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是最符合西汉社会语境的做法。而司马迁称赞李广的话语，正是要将李广提升至儒家传统道德的高度之上：“（李广）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被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上海群学社，1931年版。
[2]陈梧桐：《中国军事通史 第五卷：西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陈学超：国际汉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王耀：《飞将李广》，甘肃地方志资料汇编。
（余迎，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授）
关键词：史记 李广 时代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司马迁以传纪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西汉名将李广身经百战、武艺高强的英雄本色，歌颂了李广仗义疏财、爱护士卒、口讷少言的品性，以及李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终悲愤自杀的结局，使一位汉代飞将军的形象成功地传之后世。在后代的诗、词、文、剧中，李广成了历代文人反复赞颂的人物，李广的许多事迹成了后代文人创作的素材，李广的事迹也已演化为成语，进入中华民族的语汇。据初步统计，约有上百首之多的唐诗作品与《李将军列传》相关联，如“飞将（军）”“射石（虎）”“猿臂”“霸陵（尉）”“数奇”“不（封）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经百战”等与李广相关的典故，多次出现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这恰恰说明了李广这一人物形象的被公众的认可程度。
正如学者曾小梦所言：“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文学形象，除了与接受主体自身所处的时代、经历、审美经验等因素有关外，一般还具备以下几个标准，即这一文学形象具有某些特定的文化意义，凝聚着某种激励人、鼓舞人的精神力量，或其自身已成为道德伦理的典范人物。李广这一形象正是符合了这几个标准，所以才流传千古、经久不衰。”现实中的李广将军确实是一位对西汉历史有着深重影响的人物，因为李广代表着西汉，进而代表着汉民族抗击外侮、杀敌报国、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质，产生着振奋人心的正能量，理所应当地受到历代民众的拥戴。本文试从《李将军列传》的人物特征上，论述李广形象所代表的时代特征。
一、抗击匈奴的英雄气慨
《李将军列传》记载的最主要内容，是写李广与匈奴作战的过程。自青年时代起，李广就立志从军报国，英勇杀敌：“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司马迁通过两个方面来表现李广的英雄气慨，一是描述李广具有天生的英雄条件，能上射飞雕，下擒猛虎：“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尤其是“射虎入石”一事，最能表现李广的英雄气慨，也是后人时常歌颂的事迹，如唐代诗人卢纶《塞下曲六首》有云：“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诗句，将李广将军的威武身姿再现眼前。
二是描述李广在战场上的英勇，在李广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七十余战之中，司马迁挑选出上郡遭遇战、燕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和最后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这几次战役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李广的有智有勇（上郡之战）、胆识过人（右北平之战）、武艺高强（燕门出击战），有效地突显出李广是名符其实的威震匈奴的猛将。所以，即使在身负重伤之时，李广也能够在“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的危急之中，“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两种描写，扎实地奠定了李广英雄形象的基石，也是公众对其产生崇拜心理的原因。
《李将军列传》中所表现的李广的英雄气质，正是西汉建国以来一直倡导的时代精神。自西周时起，匈奴民汉民族的劲敌，他们仗着高强的骑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武力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汉武帝即位后，正处极强盛时代的匈奴由冒顿之孙军臣为单于，其国境东达辽东，远及朝鲜边境;西迄今哈萨克的巴尔喀什湖、吉尔吉斯、塔里木盆地东北一带;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南面常以铁骑进出于宁夏、陕北、甘东、晋北、冀北等地。当时匈奴拥有骑兵约30万。据史籍所记，陇西、上谷、云中、辽东等郡经常遭侵袭，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汉民在1万多人。汉王朝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匈奴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特别是到了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38年），匈奴大举入寇，攻占河南地，迫近汉都城附近的细柳、棘门、霸上，这样的严重威胁，一直继续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不得不用和亲的方法来维持边关短暂的和平，在时战时和中使汉王朝得到休养生息。因此英勇杀敌作为西汉时代的最强音，一直回荡在汉武帝时期，时代需要英雄，民众崇拜英雄，许多热血男儿以保家卫国为已任，积极参军以求报效国家，去追求自己的英雄梦想，已成为支撑民众的重要精神源泉。热情投身军旅、奔赴边疆、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整个时代。再加上汉武帝在汉初奖励军功的基础上，重新设立了武功爵，汉武帝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联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干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至于汉武帝时期授武功爵的条件，史籍上并无明确记裁。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汉简记载可以看出，它大体上是以斩捕敌人多少为标准。这种军功嘉奖激励着民众的斗志，提升着英雄人物的社会价值，因此李广作为杰出的军事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兵刀弓马的猛将，并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二、仁爱治军、廉洁正直的胸怀
李广管理下属的方法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宽”与“俭”。“宽”就是没有繁琐的军纪和制度，本着爱护士卒与军马的原则，李广出征时总是“择水草肥美而屯驻”，目的是让士卒与军马都得到充分的休息。“俭”就是李广不设固定的编制和阵势，行政上也尽量简约，简派征侯，减少管理环节，做到宽而不乱，以爱抚军。在战场上遇到粮草困乏，缺少给养时，李广可以做到“士卒不尽饮，广不近饮，士卒不尽食，广不近食”，把他对士卒的爱护发挥到最大限度。李广的这种治军方略，得到士卒们的一致爱戴：“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在和平时期，李广更是以廉政为业，每每得到皇上的赏赐，他都悉数分给部下，从不用于置办家产：“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为了与李广的“宽”“俭”的治军方略形成对照，司马迁特意在《李将军列传》中设置了关于汉代名将程不识的一些事迹，程不识的治军方略与李广恰恰相反，他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要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工作到天明，但所达到的效果却与李广的“宽”“俭”治军完全相同。因此士卒们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不愿跟随程不识。 汉代所设的将军之职为领兵主征伐，平时将军开府治事，出征时则旨“幕府”，以为参谋之部。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云：“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因此汉代的将军府中设有各种僚属，大将军府最多。这些僚属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谋人员，如长史、从事中郎、诸曹椽史等，他们负责幕府庶务、文书、参赞军务;另一类是军事管理人员，包括校尉、司马、军正、军监、千人、武库令、军市令、军司空等，他们负责统辖将军卫队、协调军务、传达军令、执行军法及后勤供席等。很显然，李广的将军府中是简化或完全没有这种人员设置，李广以仁爱廉洁的方式治军，声望很高，深得士卒们的拥戴，所以管理人员与管理层次虽然简化，但管理效果极佳。
从西汉的战争形势来看，西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草原作战、山地作战是西汉战争的主体，汉军有时还要深入辽阔的匈奴腹地去作战，不仅物资供应时常发生困难，就连辨别道路都很艰难。如李广所经历的最后一战，就是因为迷路而贻误战机，导致了李广自杀的悲剧。所以在这种野战中，官兵团结一致是取胜的关键，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应对各种险境。所以散尽家财优待士卒和幕僚，即是李广忠君爱国的表现，也是李广的治军方略。从汉武帝后期与匈奴的几次大战役来看，汉武帝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力量较弱的河西匈奴军，以断匈奴右臂;漠北之战，汉武帝则利用匈奴单于的轻敌麻痹，派军东西两路远途奔袭，深入进击，予匈奴主力以致命打击。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年轻的骑兵将领，在这几次战役中，不仅充分表现出沉着冷静、英勇果断、机动灵活的特点。敢于统率骑兵大胆深入，千里迂回，远程奔袭，没有官兵的紧密团结，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的。由此可见，李广的仁爱治军的作法，具有强烈的军事学意义。
三、敏于事讷于言的儒家风范
西汉王朝进入汉武帝时期之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发展，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足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武帝决定改变西汉的思想体系，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用更加积极实干的理念去治理国家，改变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统一封建国家。
司马迁作为西汉历史的总结者，遵循着汉武帝的儒家思想统治，在《史记》中表现出浓郁的儒家主张。在《李将军列传》之中，司马迁毫不例外以李广为典型人物，推崇李广言行中的儒家风范。李广身为西汉王朝的一员著名武将，受到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处处表现出传统的道德风范。如李广六十多岁仍主动出战匈奴，就是他的忠君思想的体现：“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李广结发即与匈奴作战，一生与匈奴正面做战七十余次，几历生死关头，可谓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忠君”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儒家“忠”的对象是君主与国家，故《论语》中孔子有云：“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曾子亦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李广正是用他征战沙场的一生诠释了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实现了儒家“臣事君以忠”的道德信仰。同时司马迁还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语来称赞李广的“恂恂如鄙人”的为人，也是儒家的“敏于事而慎于言”“其身正，不令而从”理念的体现。李广虽然武艺高强，但天生的不善辞令，他只会通过诚信果敢的实干精神征战沙场，充分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李广不仅不善言辞，而且做人也是低姿态的，他恂恂如鄙人的处世风格，他舍小家为大家的廉政风范，说明李广从不以大将军自居，而是把自己放置于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是最符合西汉社会语境的做法。而司马迁称赞李广的话语，正是要将李广提升至儒家传统道德的高度之上：“（李广）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被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上海群学社，1931年版。
[2]陈梧桐：《中国军事通史 第五卷：西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陈学超：国际汉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王耀：《飞将李广》，甘肃地方志资料汇编。
（余迎，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