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白居易的讽谕诗过于政治化，缺乏艺术性。实际上，新乐府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批判，而旨在讽谏
　　唐宪宗元和年间号称诗歌史上的“三元”，前有玄宗的开元，后有宋朝的元。元和诗风的嬗变同样是染乎世情。此前可说是贵族政治，此后则开始了官僚政治。乡贡进士出身的庶族文人逐渐占据了舞台中心，这个阶层既首倡儒学复兴，又热爱俗世生活，没有太多浪漫的想象，诗风遂转向写实。
　　还得提到白居易，他的诗名当时即已远播海外，在日本有很大影响。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要做一个士大夫，白居易大概正是典范，既有官声，又有文名。刚入仕的庶族文人不如士族谙熟上层政治，但他们的社会使命感很强，致使白居易等创建新乐府，从《诗经》、汉乐府中寻绎出“缘事而发”、美刺现实的另一个诗歌传统。
　　古代的皇帝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拥有绝对权力，他们先是受贵族的制衡，后又得受官僚的制衡，后者凭借的是谏官制度。按照白居易的看法，君臣的职份应当是“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他在任左拾遗时，便把新乐府的讽谕当作谏书。这在诗歌史上可说是一个创举。
　　《新乐府》《秦中吟》皆属此类作品，抨击的都是朝廷政治，甚至直指皇帝本人。如“和买”“和雇”政策名义上规定买卖双方协商价格，实际上却是强制征派。再如针对两税制改革，《重赋》写道：“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改行两税制本来是为了减少苛捐杂赋，结果地方官员为了用“羡余”向皇权行贿，更加横征暴敛。这种税制改革的“黄宗羲定律”，早在800年前白居易就观察到了。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由皇权兴之，也由皇权毁之，其原因盖在黄宗羲所说，皇权的实质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在白居易的时代，当然尚无这样的理性认识。不过，对于白居易的不断批评时政，宪宗虽然也很生气，却也没拿他怎么样。不是宪宗很开明，能够广开言路，而是社会的伦理标准从来不在皇权，民本才是公认的政治伦理。白居易后来遭贬，是因为越权言事得罪了权贵，罗织的罪名仍然是出于伦理，诬称他不孝。
　　在今人看来，白居易的讽谕诗过于政治化，缺乏艺术性。实际上，新乐府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批判，而旨在讽谏，没有与个人生命发生更深切的联系。此外，白居易的语言浅显直白，老妪能解，不太符合中国诗歌蕴藉的主流审美标准，恐怕也是一个原因。除了关切社会民瘼的讽谕诗，他吟咏个人情性的闲适诗也是如此。
　　元和诗歌开始不再注重兴寄，而是写眼前景，道心中事，多采用赋的手法，甚至不避文笔的繁复。这大概也与写诗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有关，士大夫重叙事而非抒情。如果说盛唐的诗是诗人之诗，中唐的诗则是文人之诗。在浪漫的盛唐诗人眼里，文学或许不能适用于所有生活，但在看重现实的元和文人笔下，生活琐事皆可入诗。
　　事实上，诗意的栖居不一定必是远方，也可以是近处，但这需要诗人更有表现细节和美感点的能力。如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傍晚、下雪和饮酒的意象，家常话的絮叨，构成了一种闲适。它虽然不能引起我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联想，却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现实生活的亲切。
　　再如《冬至夜怀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这是一首写给恋人的诗，湘灵未必是真名，只是表示某种渺不可见的意绪。在表现情人相思的心理上，这首诗尽管直白，却细致入微，触动人内心最柔美的地方。而那首并不是非常有名的《宴散》，在我看来，更是描写现实人生的佳构。
　　此诗写于白居易晚年分司洛阳时：“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卧举残杯。”颔联直赋其事，不是以自然的景语构成意境，也没有宏大的诗思，但却能引起无穷的想象。宋代的晏殊、陈师道从中看到的是富贵气，可我觉得这更是写出了一种繁华热闹后的萧索。
　　更不用说《琵琶行》中那两句直写心事的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直都在感动着无数读者。正是中唐文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在走向成熟，以平常事写不平常的心情意绪，最终促成了唐诗的嬗变。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