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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后的拉美主要国家则陷入“拉美陷阱”。二者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拉美主要国家则过度依赖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困境表明，国外任何所谓“成功”的模式或“先进”理论，只有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走上迷途或落入陷阱。
关键词：中国道路；独立自主；拉美国家；对外依赖；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2－0045－05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我们仅仅赞叹“中国奇迹”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探究这一奇迹背后的中国经验。将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30多年前的中国无论是在自然资源还是在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不如拉美主要国家，但是，今天的中国则大大缩小了同拉美主要国家的差距，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们。不少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深陷泥沼。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差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而拉美主要国家则过度依赖西方，照搬新自由主义改革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拉美陷阱”表明。国外任何所谓“成功”的模式或“先进”的理论，只有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走上迷途或落入陷阱。
一、中国与拉关主要国家改革开放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美主要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以1990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即“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名词。先后被强加给许多拉美国家。在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改革指导思想不一样，形成了不同的改革发展模式。改革结果也截然不同。
(一)中国与拉美国家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比较
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体系及其主张的改革开放模式的基本分歧，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不同立场。从国家与市场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可以衍生出其他三对矛盾：在经济政策层面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放任的矛盾；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层面是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在国际关系层面是主权(自主)与霸权(依附)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处理上述三对矛盾时主要有以下不同：
1、处理国家干预与市场自发调节矛盾的观点不同
指导拉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他们反对国家干预，提倡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拉美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是以建立“小政府、大市场”为目标的全面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造成拉美主要国家政府融资渠道不畅，政府手中的资金严重短缺，从而导致拉美国家的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拉美经济也出现了令政府尴尬的恶性循环：政府财政投入持续紧缩——政府作用不断收缩——经济持续衰退(失业增加)。拉美国家政府职能的弱化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领域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按本国实际制定政策的自主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计划调节的优势，又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调节的经验，融合了计划与市场两个长处，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能同时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能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经济波动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能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在保障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内在地要求中国政府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温家宝所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2、处理公正与效率矛盾时观点不同
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和所谓的效率。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并不是因为它“忽视”了平等和公正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平等、公正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换言之，“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目标是由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就提倡“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不承认“分配公正”的存在。他认为公正只有成为人类行为规则时才有意义。“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形式公平，即规则公平(如等价交换的规则)和程序的公正，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质正义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结果的平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拉美主要国家放弃了先前对社会公平优先的强调，开始追求单纯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率。忽视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
中国既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又注重社会发展公正目标，追求效率与公平兼顾，甚至更加强调公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温家宝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这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改革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北京共识”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最大的社会公正和经济高质增长作为两大目标。在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2008年，胡锦涛指出：“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显然，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并很好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
3、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的观点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对外开放，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拉美模式的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开放过程中过分依赖国外的援助，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20世纪9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转向外向型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受到“华盛顿共识”放松管制、自由化等主张 的影响，过快地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听任国际资本在各国的生产和贸易中畅通无阻，外国资本趁机大量流人，拉美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明显地滞后于进口贸易增长，从而形成了拉美单向开放市场的趋势。同时，各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样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严重依赖于外国，导致了各国经济主权的丧失，也大大限制了各国经济的自主增长潜力。
中国直面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十分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正确把握了对外开放的“度”。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的自主性表现十分显著。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国内外专家、世界银行都力主中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而中国政府坚守不放，结果，中国平稳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也被控制在较小程度。同时，我国还善于利用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提高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民族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之，正如胡锦涛所说：“对外开放的30年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比较
1、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逐步从小康水平迈入全面小康水平。中国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末的1479万人，以至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第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第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不断完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谐社会的建设初见成效。
2、拉美主要国家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果
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呈现出矛盾特点，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了“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依附性加重，经济主权弱化。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安全威胁。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许多竞争力弱的民族企业陷入了困境：在降低贸易壁垒后，进口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处于不利的地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放弃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等的控制，造成经济主权的弱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加重。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工具。
第二，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全面彻底地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国有资产，使少数精英暴富。私有化也降低了国家再分配能力，这是导致拉美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拉美经济体系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占地区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占20％，失业率高达11％。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3年的10.6％，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44.4％，整个地区2.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
第三，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严重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认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被严重的债务危机所困扰，“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当时的政府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贷款过多，采取了依靠外国资本来促进进口、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随着利率的急剧升高，贷款的成本也跟着升高，最终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出现了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严重滑坡”。
第四，严重的依附性造成经济增长缓慢、不稳定。自墨西哥货币危机之后，拉美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加快了。“1995年拉美经济年增长率为1.1％，1996年出现恢复性增长，1997年增长率达到5.1％，接近1994年的水平。但是，1998年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回落到2.2％，次年进一步降到0.5％，接近零增长。2000年之后，拉美经济增长的曲线变化进一步加快，2000年拉美经济增速达到3.8％，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势头，然而2001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又回落到了0.3％，2002年进一步下跌为-0.5％。”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道路或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是坚持独立自主创新还是依赖国外的理论或模式?以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按照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正如“北京共识”的创立者雷默所说：中国的改革进程“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部因素推动”。
1、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地区曾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拉美独立运动并没有废弃殖民地时代的上层建筑，因此。依附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拉美主要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债台高筑。由于西方国家强加的“华盛顿共识”以及来自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强大的政治压力，拉美主要国家的右翼政府放弃了民族主义发展模式，几乎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向型自由市场经济。由于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主要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1998－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导致了各国经济严重衰退，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收入分配恶化，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可以说，“拉美陷阱”主要根源于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并形成了对于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拉美模式的失败表明：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不能依赖外国，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要失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说来，中国在改革理论的选择上，避免了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开放道路的选择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总之，中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要“走自己的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7年10月，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2、在解放思想基础上不断推进体制创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㈣中国改革之路不仅没有照搬外国模式，而且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进行体制创新。
第一，进行经济体制创新。与拉美主要国家几乎照搬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但又坚持了本国的社会性质，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正是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主义所宣扬的完全私有化、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消极影响的。在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使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将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宏观调控在范围和力度上大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二，进行政治体制创新。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拉美地区20个主要国家中有19个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还不巩固和完善。由于实行多党制，拉美各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政党的主要政治基础经常在不同群体之间摆来摆去，思想意识不统一，政治思想混乱。这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拉美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更加稳定，更易保持改革方向和政策的稳定性。它强调以协商、合作代替竞争、冲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拉美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更加民主，也更加高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能够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与利益，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真正奥秘所在。
关键词：中国道路；独立自主；拉美国家；对外依赖；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2－0045－05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我们仅仅赞叹“中国奇迹”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探究这一奇迹背后的中国经验。将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30多年前的中国无论是在自然资源还是在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不如拉美主要国家，但是，今天的中国则大大缩小了同拉美主要国家的差距，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们。不少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深陷泥沼。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差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而拉美主要国家则过度依赖西方，照搬新自由主义改革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拉美陷阱”表明。国外任何所谓“成功”的模式或“先进”的理论，只有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走上迷途或落入陷阱。
一、中国与拉关主要国家改革开放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美主要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以1990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即“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名词。先后被强加给许多拉美国家。在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改革指导思想不一样，形成了不同的改革发展模式。改革结果也截然不同。
(一)中国与拉美国家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比较
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体系及其主张的改革开放模式的基本分歧，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不同立场。从国家与市场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可以衍生出其他三对矛盾：在经济政策层面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放任的矛盾；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层面是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在国际关系层面是主权(自主)与霸权(依附)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处理上述三对矛盾时主要有以下不同：
1、处理国家干预与市场自发调节矛盾的观点不同
指导拉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他们反对国家干预，提倡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拉美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是以建立“小政府、大市场”为目标的全面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造成拉美主要国家政府融资渠道不畅，政府手中的资金严重短缺，从而导致拉美国家的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拉美经济也出现了令政府尴尬的恶性循环：政府财政投入持续紧缩——政府作用不断收缩——经济持续衰退(失业增加)。拉美国家政府职能的弱化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领域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按本国实际制定政策的自主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计划调节的优势，又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调节的经验，融合了计划与市场两个长处，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能同时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能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经济波动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能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在保障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内在地要求中国政府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温家宝所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2、处理公正与效率矛盾时观点不同
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和所谓的效率。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并不是因为它“忽视”了平等和公正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平等、公正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换言之，“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目标是由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就提倡“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不承认“分配公正”的存在。他认为公正只有成为人类行为规则时才有意义。“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形式公平，即规则公平(如等价交换的规则)和程序的公正，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质正义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结果的平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拉美主要国家放弃了先前对社会公平优先的强调，开始追求单纯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率。忽视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
中国既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又注重社会发展公正目标，追求效率与公平兼顾，甚至更加强调公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温家宝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这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改革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北京共识”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最大的社会公正和经济高质增长作为两大目标。在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2008年，胡锦涛指出：“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显然，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并很好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
3、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的观点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对外开放，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拉美模式的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开放过程中过分依赖国外的援助，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20世纪9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转向外向型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受到“华盛顿共识”放松管制、自由化等主张 的影响，过快地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听任国际资本在各国的生产和贸易中畅通无阻，外国资本趁机大量流人，拉美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明显地滞后于进口贸易增长，从而形成了拉美单向开放市场的趋势。同时，各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样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严重依赖于外国，导致了各国经济主权的丧失，也大大限制了各国经济的自主增长潜力。
中国直面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十分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正确把握了对外开放的“度”。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的自主性表现十分显著。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国内外专家、世界银行都力主中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而中国政府坚守不放，结果，中国平稳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也被控制在较小程度。同时，我国还善于利用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提高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民族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之，正如胡锦涛所说：“对外开放的30年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比较
1、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逐步从小康水平迈入全面小康水平。中国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末的1479万人，以至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第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第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不断完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谐社会的建设初见成效。
2、拉美主要国家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果
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呈现出矛盾特点，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了“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依附性加重，经济主权弱化。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安全威胁。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许多竞争力弱的民族企业陷入了困境：在降低贸易壁垒后，进口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处于不利的地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放弃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等的控制，造成经济主权的弱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加重。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工具。
第二，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全面彻底地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国有资产，使少数精英暴富。私有化也降低了国家再分配能力，这是导致拉美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拉美经济体系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占地区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占20％，失业率高达11％。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3年的10.6％，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44.4％，整个地区2.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
第三，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严重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认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被严重的债务危机所困扰，“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当时的政府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贷款过多，采取了依靠外国资本来促进进口、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随着利率的急剧升高，贷款的成本也跟着升高，最终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出现了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严重滑坡”。
第四，严重的依附性造成经济增长缓慢、不稳定。自墨西哥货币危机之后，拉美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加快了。“1995年拉美经济年增长率为1.1％，1996年出现恢复性增长，1997年增长率达到5.1％，接近1994年的水平。但是，1998年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回落到2.2％，次年进一步降到0.5％，接近零增长。2000年之后，拉美经济增长的曲线变化进一步加快，2000年拉美经济增速达到3.8％，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势头，然而2001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又回落到了0.3％，2002年进一步下跌为-0.5％。”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道路或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是坚持独立自主创新还是依赖国外的理论或模式?以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按照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正如“北京共识”的创立者雷默所说：中国的改革进程“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部因素推动”。
1、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地区曾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拉美独立运动并没有废弃殖民地时代的上层建筑，因此。依附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拉美主要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债台高筑。由于西方国家强加的“华盛顿共识”以及来自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强大的政治压力，拉美主要国家的右翼政府放弃了民族主义发展模式，几乎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向型自由市场经济。由于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主要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1998－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导致了各国经济严重衰退，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收入分配恶化，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可以说，“拉美陷阱”主要根源于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并形成了对于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拉美模式的失败表明：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不能依赖外国，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要失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说来，中国在改革理论的选择上，避免了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开放道路的选择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总之，中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要“走自己的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7年10月，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2、在解放思想基础上不断推进体制创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㈣中国改革之路不仅没有照搬外国模式，而且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进行体制创新。
第一，进行经济体制创新。与拉美主要国家几乎照搬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但又坚持了本国的社会性质，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正是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主义所宣扬的完全私有化、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消极影响的。在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使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将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宏观调控在范围和力度上大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二，进行政治体制创新。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拉美地区20个主要国家中有19个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还不巩固和完善。由于实行多党制，拉美各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政党的主要政治基础经常在不同群体之间摆来摆去，思想意识不统一，政治思想混乱。这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拉美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更加稳定，更易保持改革方向和政策的稳定性。它强调以协商、合作代替竞争、冲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拉美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更加民主，也更加高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能够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与利益，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真正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