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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全社会都在变动。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导致党的执政基础复杂化。在阶级阶层多样化的背景下加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是当前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文章从新的阶级阶层出现给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挑战出发，寻找对策，为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阶级阶层 新变化 执政基础 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变得多元化，利益主体也变得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阶级阶层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变得更为迫切。
一、执政基础的内涵
执政基础是指政党在执掌政权的过程中获得拥护、支持并借以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力量。一般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等。狭义上，从政党的本质去解释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指社会基础，就是执政党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必须具有的自身优势及其赖以存在的诸多社会因素的总和。
简而言之，执政基础实际上指执政党依靠谁执政。包括三个方面因素：主体，即依靠谁来执政，如阶级、阶层、群众等，这些都是主体性因素；客体，即依靠什么来执政，如经济、文化、法律等，这些都是客体性因素；还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到长期执政。
二、社会阶级阶层变化下，党执政基础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全球化的冲击，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多元化，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涌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给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新挑战。
（一）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度降低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作为工人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两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同质性越来越弱，异质性越来越强，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1]当时工人阶级范围广，概念模糊。当今人们无法从这个概念中明确其阶级。现如今工农两大阶级各自的阶级内部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比如，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应该被看作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下岗工人转为无业或半失业人员，这些人的阶级成分又该如何界定？承担了很多改革的风险，被征地后变为无业游民，这些从祖辈开始就从事农业生产，现今却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阶级成分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都是当前难以解决的难题。工农两大阶级异质性增强，同质性减弱，并且各自阶级内部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这些无疑都给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带来了挑战。
（二）一些阶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错位现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现今阶级位序排列与传统阶级位序排列有了比较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层位序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因此，人们习惯把工人阶级称为“老大哥”，把农民称呼为“工农联盟”框架内的“农民兄弟”“农二哥”。[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阶层位序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按照拥有或占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情况，把社会成员位序定位为：社会管理人员、经理人、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半失业、失业阶层。[2]从这一阶层定位，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比较少，因而其阶层位序比较低。而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由于占有三种资源最多，因而其社会阶层位序最高。[2]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政治地位应比较高，但是在当今的阶层经济地位排序中，这两大阶级排在了后面。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这种错位现象，会使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程度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进而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给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使人民内部矛盾变得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社会结构下利益格局单一且相对均等，人民内部矛盾较少。社会转型时期，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变得多样化，并伴随着利益差距拉大。不同阶层之间，即使同一阶层内部各成员间的利益差别也比较大，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和利益差距的不断拉大，进而造成利益冲突和利益摩擦的显性化与复杂化。[1]比如传统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下降，经济收人相对减少，工作环境、居住条件、福利待遇普遍下降等等。类似矛盾的存在，如不及时有效地处理，将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动摇党的执政基础。[3]
另一方面，阶层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使主体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不同阶层对执政党的认同程度不同，处理不好各阶层间关系，就会影响执政党的地位。阶层分化不但使原有的阶级基础在成员上出现流失，人心上也会出现流失的问题。在阶层分化中，如果执政党的政策不能满足原有的阶级基础的需要，原有的阶级基础自然流失。[3]同时，一个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把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到执政基础中来，得不到新兴阶层的认同、接受，就意味着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新兴阶层越多，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越严重。[3]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达到一定程度，党执政的基础就会越来越薄弱，后果不堪设想。
（四）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受到考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社会的外在表现上，是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必然导致各阶层诉求的多样化，进而导致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5]同时，在全球化背景的冲击下，各种思想文化及思潮相互激荡、冲突和碰撞，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想成长的现实背景，同时诱导社会个体价值观念的个体化和现实化，促使社会思想的多元化。这样就使以某种“元”思想来统一全社会意识的意图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践反映就是：人民对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多的质疑和漠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受到影响，使维系社会向心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受到削弱。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5] 三、当前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路径思考
（一）研究阶层分化规律，搞清阶层界限，尤其是工农两大阶级内部的各个具体阶层，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要对阶层分化进行科学有效的整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前提就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准确把握阶层分化的特点，深入研究阶层分化的规律。一方面要研究各国阶层分化的一般特点、一般规律，借鉴其他国家在此问题处理上的成功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我国阶层分化后出现的新情况，重视研究我国阶层分化的特殊规律，重点研究工农两大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现象。为此，要有专门机构定期对我国阶层分化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党执政基础的影响进行研究，及时准确把握这方面的新动向。[3]
（二）要大力发展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使各个阶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针对当前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地位比较低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维护好各阶层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最基本保障。
一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成效，不仅要看GDP指标和经济发展实绩，更要看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让经济发展给各阶层群众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4]
二是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选择基础条件好、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和产业关联度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实施重点突破，带动周边产业整体协调推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加快产业升级。[4]
三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决定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营造自由竞争的发展环境，使民营企业、民间资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是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维护和发展群众的生态利益作为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发展惠民和生态惠民的有机统一。[4]
（三）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增强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所引流出的价值取向多样化，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加重，无疑给党的思想文化基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应当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底蕴内涵，从而增强其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正确指导。[5]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和宣传，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有效地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巩固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基础。[5]
（四）吸收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分化，产生了一些新兴阶层、边缘阶层、交叉阶层、过渡阶层等。如果按照传统的阶层定位，那么许多新兴的社会阶层就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这样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缩小。[1]面对新的形势，十六大给予了新的定位，将新的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在党章中指出，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申请加人党组织。同时指出，我们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反映了我们党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个社会阶层，不断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变化的事实。这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6]
（五）要增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凝聚起来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力量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执政党应该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新形势下，增强利益整合功能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形成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执政党应充分发挥人大、群团组织和大众传媒等的利益表达功能，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合理、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把民声民意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使之能够制定符合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政策。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党和政府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格局。[6]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保障机制。通过完善各种保险制度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四是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解机制。通过健全法律调解机制、行政调解机制、自我调解机制等途径，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促使利益冲突的双方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利益的纠纷，缓和或避免直接冲突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7]
任何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不断涌现、各阶层利益矛盾碰撞多发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提高忧患意识，调查研究阶层分化的客观规律，预测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在阶层和谐中求共赢，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带领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
[1]王苏喜.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J].理论导刊，2007（12）.
[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社会阶层构成变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2）.
[3]陆传照.从社会阶层分化视角看执政风险及其防范[J].理论导刊，2010（3）.
[4]中共浙江湖州市委组织部课题组.社会阶层分化重构视角下党调整群众利益关系能力研究[J].领导科学，2013（9）.
[5]刘政湖，杨万君.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建设的影响研究[J].理论研究，2012（4）.
[6]彭遂宁.新阶段密切党群关系的运行机制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7]游龙波，张诺夫.社会阶级阶层变化下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阶级阶层 新变化 执政基础 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变得多元化，利益主体也变得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阶级阶层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变得更为迫切。
一、执政基础的内涵
执政基础是指政党在执掌政权的过程中获得拥护、支持并借以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力量。一般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等。狭义上，从政党的本质去解释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指社会基础，就是执政党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必须具有的自身优势及其赖以存在的诸多社会因素的总和。
简而言之，执政基础实际上指执政党依靠谁执政。包括三个方面因素：主体，即依靠谁来执政，如阶级、阶层、群众等，这些都是主体性因素；客体，即依靠什么来执政，如经济、文化、法律等，这些都是客体性因素；还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到长期执政。
二、社会阶级阶层变化下，党执政基础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全球化的冲击，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多元化，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涌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给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新挑战。
（一）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度降低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作为工人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两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同质性越来越弱，异质性越来越强，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1]当时工人阶级范围广，概念模糊。当今人们无法从这个概念中明确其阶级。现如今工农两大阶级各自的阶级内部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比如，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应该被看作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下岗工人转为无业或半失业人员，这些人的阶级成分又该如何界定？承担了很多改革的风险，被征地后变为无业游民，这些从祖辈开始就从事农业生产，现今却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阶级成分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都是当前难以解决的难题。工农两大阶级异质性增强，同质性减弱，并且各自阶级内部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这些无疑都给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带来了挑战。
（二）一些阶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错位现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现今阶级位序排列与传统阶级位序排列有了比较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层位序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因此，人们习惯把工人阶级称为“老大哥”，把农民称呼为“工农联盟”框架内的“农民兄弟”“农二哥”。[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阶层位序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按照拥有或占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情况，把社会成员位序定位为：社会管理人员、经理人、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半失业、失业阶层。[2]从这一阶层定位，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比较少，因而其阶层位序比较低。而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由于占有三种资源最多，因而其社会阶层位序最高。[2]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政治地位应比较高，但是在当今的阶层经济地位排序中，这两大阶级排在了后面。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这种错位现象，会使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程度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进而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给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使人民内部矛盾变得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社会结构下利益格局单一且相对均等，人民内部矛盾较少。社会转型时期，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变得多样化，并伴随着利益差距拉大。不同阶层之间，即使同一阶层内部各成员间的利益差别也比较大，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和利益差距的不断拉大，进而造成利益冲突和利益摩擦的显性化与复杂化。[1]比如传统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下降，经济收人相对减少，工作环境、居住条件、福利待遇普遍下降等等。类似矛盾的存在，如不及时有效地处理，将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动摇党的执政基础。[3]
另一方面，阶层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使主体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不同阶层对执政党的认同程度不同，处理不好各阶层间关系，就会影响执政党的地位。阶层分化不但使原有的阶级基础在成员上出现流失，人心上也会出现流失的问题。在阶层分化中，如果执政党的政策不能满足原有的阶级基础的需要，原有的阶级基础自然流失。[3]同时，一个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把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到执政基础中来，得不到新兴阶层的认同、接受，就意味着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新兴阶层越多，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越严重。[3]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达到一定程度，党执政的基础就会越来越薄弱，后果不堪设想。
（四）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受到考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社会的外在表现上，是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必然导致各阶层诉求的多样化，进而导致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5]同时，在全球化背景的冲击下，各种思想文化及思潮相互激荡、冲突和碰撞，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想成长的现实背景，同时诱导社会个体价值观念的个体化和现实化，促使社会思想的多元化。这样就使以某种“元”思想来统一全社会意识的意图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践反映就是：人民对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多的质疑和漠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受到影响，使维系社会向心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受到削弱。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5] 三、当前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路径思考
（一）研究阶层分化规律，搞清阶层界限，尤其是工农两大阶级内部的各个具体阶层，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要对阶层分化进行科学有效的整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前提就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准确把握阶层分化的特点，深入研究阶层分化的规律。一方面要研究各国阶层分化的一般特点、一般规律，借鉴其他国家在此问题处理上的成功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我国阶层分化后出现的新情况，重视研究我国阶层分化的特殊规律，重点研究工农两大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现象。为此，要有专门机构定期对我国阶层分化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党执政基础的影响进行研究，及时准确把握这方面的新动向。[3]
（二）要大力发展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使各个阶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针对当前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地位比较低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维护好各阶层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最基本保障。
一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成效，不仅要看GDP指标和经济发展实绩，更要看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让经济发展给各阶层群众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4]
二是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选择基础条件好、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和产业关联度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实施重点突破，带动周边产业整体协调推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加快产业升级。[4]
三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决定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营造自由竞争的发展环境，使民营企业、民间资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是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维护和发展群众的生态利益作为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发展惠民和生态惠民的有机统一。[4]
（三）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增强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所引流出的价值取向多样化，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加重，无疑给党的思想文化基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应当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底蕴内涵，从而增强其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正确指导。[5]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和宣传，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有效地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巩固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基础。[5]
（四）吸收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分化，产生了一些新兴阶层、边缘阶层、交叉阶层、过渡阶层等。如果按照传统的阶层定位，那么许多新兴的社会阶层就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这样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缩小。[1]面对新的形势，十六大给予了新的定位，将新的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在党章中指出，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申请加人党组织。同时指出，我们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反映了我们党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个社会阶层，不断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变化的事实。这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6]
（五）要增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凝聚起来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力量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执政党应该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新形势下，增强利益整合功能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形成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执政党应充分发挥人大、群团组织和大众传媒等的利益表达功能，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合理、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把民声民意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使之能够制定符合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政策。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党和政府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格局。[6]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保障机制。通过完善各种保险制度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四是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解机制。通过健全法律调解机制、行政调解机制、自我调解机制等途径，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促使利益冲突的双方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利益的纠纷，缓和或避免直接冲突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7]
任何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不断涌现、各阶层利益矛盾碰撞多发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提高忧患意识，调查研究阶层分化的客观规律，预测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在阶层和谐中求共赢，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带领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
[1]王苏喜.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J].理论导刊，2007（12）.
[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社会阶层构成变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2）.
[3]陆传照.从社会阶层分化视角看执政风险及其防范[J].理论导刊，2010（3）.
[4]中共浙江湖州市委组织部课题组.社会阶层分化重构视角下党调整群众利益关系能力研究[J].领导科学，2013（9）.
[5]刘政湖，杨万君.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建设的影响研究[J].理论研究，2012（4）.
[6]彭遂宁.新阶段密切党群关系的运行机制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7]游龙波，张诺夫.社会阶级阶层变化下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