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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构成了中东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转型之难和动荡之痛交互影响，使中东地区秩序与地区格局处在艰难的重建过程之中。
在2013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已进入更加艰难的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的矛盾异常尖锐。埃及“二次革命”废黜穆尔西政权构成了转型国家动荡的风向标；其他尚未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也在谋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的扩大、利比亚战争后遗症频繁发作、国际恐怖主义的强势反弹、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的泛滥，都使中东地区局势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
从地区格局变化的角度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是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深刻根源之一，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从高度紧张、一触即发到趋于缓和的转向，俄罗斯中东外交亮点频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位变化与政策调整，都与美国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阿拉伯国家艰难转型之苦
在政权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四国已相继建立民选政权或过渡政权，在政治上大多实行了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选举，但普遍面临宗教与世俗矛盾加剧、经济与民生问题严重恶化、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等问题的严峻挑战。
埃及的政治过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发生严重冲突，围绕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和对立严重，街头政治泛滥和教俗分裂使埃及仍然面临着发生“三次革命”的危机。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执政的突尼斯同样动荡不安，反对党领袖两次遭暗杀，民众抗议浪潮频仍，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利比亚和也门，国家政权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扩大影响，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国家和约旦、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对内谋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外谋求海合会扩容，形成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以图联合自保，但它们仍然面对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曾陷入动荡的巴林和约旦。苏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动荡。
恐怖主义强势反弹之猛
在西亚地区，在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并积极利用叙利亚内战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基地”组织与来自全球的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在北非及其周边区域，盘踞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与近年来崛起的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利用北非阿拉伯国家动荡、利比亚战争、马里内战等地区性危机，大肆进行恐怖活动，并已经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形成鼎足之势。
恐怖主义在中东强势反弹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转型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力图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第三，美国中东战略和反恐战略收缩使极端势力面临的压力下降，而美国在中东变局中执行双重标准，频频违反国际法越境打击极端势力，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反美情绪的高涨，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区格局复杂变动之快
2013年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变动依然是阿拉伯大变局以来地区力量消长与重组的继续，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使中东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从总体上看，在阿拉伯大变局持续三年后，地区国家中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恒定的受益者。
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衰落在持续加深，内部分化更趋明显，即使是一度被视为受益者的海合会国家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国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叙利亚和伊朗政策的调整而陷入尴尬，并无奈地通过拒绝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举动来表达对美国的抗议。
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试图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但已明显力不从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废黜、叙利亚局势变化及难民冲击、推广“土耳其模式”受阻、库尔德问题反弹、国内民众抗议等事态，都限制了土耳其成为地区领袖的抱负。
伊朗地位的变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和衰落曾令伊朗处于有利地位；不久后叙利亚陷入危机，伊朗的地区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使其陷入重压之下；但鲁哈尼当选总统后，美伊关系回暖、叙利亚危机相对缓和、伊核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都使伊朗周边战略环境出现大为改善的迹象。
对于阿拉伯大变局，以色列只能继续延续静观其变的政策，但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美国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的改变、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恢复尚待时日、巴以和谈的僵局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持续施压，都使以色列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当然最根本问题在于美以关系裂痕加大。
中东地区格局复杂变动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以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引发的联动效应，而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两大热点问题则以更直接的方式，牵动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之困
奥巴马任职以来，已经接近完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撤军的目标，这实属来之不易。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东而掣肘重振经济和重返亚太等内外战略，战略收缩构成了2013年美国中东战略的典型特征，这在本质上源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战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战略意愿的不足。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特点包括：
在2013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已进入更加艰难的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的矛盾异常尖锐。埃及“二次革命”废黜穆尔西政权构成了转型国家动荡的风向标；其他尚未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也在谋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的扩大、利比亚战争后遗症频繁发作、国际恐怖主义的强势反弹、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的泛滥，都使中东地区局势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
从地区格局变化的角度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是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深刻根源之一，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从高度紧张、一触即发到趋于缓和的转向，俄罗斯中东外交亮点频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位变化与政策调整，都与美国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阿拉伯国家艰难转型之苦
在政权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四国已相继建立民选政权或过渡政权，在政治上大多实行了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选举，但普遍面临宗教与世俗矛盾加剧、经济与民生问题严重恶化、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等问题的严峻挑战。
埃及的政治过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发生严重冲突，围绕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和对立严重，街头政治泛滥和教俗分裂使埃及仍然面临着发生“三次革命”的危机。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执政的突尼斯同样动荡不安，反对党领袖两次遭暗杀，民众抗议浪潮频仍，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利比亚和也门，国家政权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扩大影响，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国家和约旦、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对内谋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外谋求海合会扩容，形成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以图联合自保，但它们仍然面对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曾陷入动荡的巴林和约旦。苏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动荡。
恐怖主义强势反弹之猛
在西亚地区，在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并积极利用叙利亚内战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基地”组织与来自全球的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在北非及其周边区域，盘踞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与近年来崛起的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利用北非阿拉伯国家动荡、利比亚战争、马里内战等地区性危机，大肆进行恐怖活动，并已经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形成鼎足之势。
恐怖主义在中东强势反弹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转型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力图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第三，美国中东战略和反恐战略收缩使极端势力面临的压力下降，而美国在中东变局中执行双重标准，频频违反国际法越境打击极端势力，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反美情绪的高涨，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区格局复杂变动之快
2013年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变动依然是阿拉伯大变局以来地区力量消长与重组的继续，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使中东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从总体上看，在阿拉伯大变局持续三年后，地区国家中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恒定的受益者。
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衰落在持续加深，内部分化更趋明显，即使是一度被视为受益者的海合会国家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国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叙利亚和伊朗政策的调整而陷入尴尬，并无奈地通过拒绝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举动来表达对美国的抗议。
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试图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但已明显力不从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废黜、叙利亚局势变化及难民冲击、推广“土耳其模式”受阻、库尔德问题反弹、国内民众抗议等事态，都限制了土耳其成为地区领袖的抱负。
伊朗地位的变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和衰落曾令伊朗处于有利地位；不久后叙利亚陷入危机，伊朗的地区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使其陷入重压之下；但鲁哈尼当选总统后，美伊关系回暖、叙利亚危机相对缓和、伊核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都使伊朗周边战略环境出现大为改善的迹象。
对于阿拉伯大变局，以色列只能继续延续静观其变的政策，但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美国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的改变、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恢复尚待时日、巴以和谈的僵局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持续施压，都使以色列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当然最根本问题在于美以关系裂痕加大。
中东地区格局复杂变动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以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引发的联动效应，而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两大热点问题则以更直接的方式，牵动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之困
奥巴马任职以来，已经接近完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撤军的目标，这实属来之不易。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东而掣肘重振经济和重返亚太等内外战略，战略收缩构成了2013年美国中东战略的典型特征，这在本质上源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战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战略意愿的不足。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特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