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清政府派往驻德使馆的二等参赞徐建寅，将其任职期间的日记题作《欧游杂录》(见何守真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走向世界丛书》本)，那是以别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自谦之词。其实，它专记西方的“形而下者谓之器”，一点也不杂；而且充分体现出一个中国科技专家的务实精神和学习西方工业化经验的认真态度，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界，是很难得的。
　　徐建寅的《杂录》不象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津津乐道于西方的奇风异俗，也不象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孜孜于外交的捭阖纵横；他专心致志于工矿企业的参观访问，机器船械的质量、价格，同他作为科技专家的身分完全一致。初读此书，似乎枯燥乏味，但如果透过这些对工具、工艺流程、检验标准和管理方法的描绘，联系当时国内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看到新的一代中国专家正在兴起，仍能使百年后的读者为之神往。不错，徐建寅的顶头上司、驻德公使李凤苞也是曾在江南制造局搞过编译的专家，后来到欧洲监督中国留学生，也曾写过《使德记略》。可是，由于他做官以后，官僚习气越来越重，专家作风——特别是中国专家的作风丧失殆尽。在同德国厂商订购机器时，竟被对方所绍，“故许价较昂”，虽经徐建寅“再三言而不听”，结果经过实验证明，合同所订“二万”的标准“又成画饼矣”！从这里可以概见，同属专家，由于精神面貌、工作态度的不同，将产生多么不同的后果；同时也可想而知，徐建寅对李凤苞“重洋仆而轻华员”的批评，不仅仅是指公使离任后不叫参赞代办署务的权利之争，而更为重要的是指他盲目崇拜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专家，代表着一种恶劣的倾向：从轻洋、仇洋的一个极端走向崇洋、媚洋的另一极端，致使国家的建设事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与李风苞恰恰相反，徐建寅通过购买铅字铜模的单价忽高忽低，验收机器的不能合用，提出了“可见西人言语亦不尽无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来源于他父亲徐寿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也是有迹可寻的。一九○八年(宣统元年)杨寿枢等十四人联名上学部请求表彰“锡、金四哲”的公呈里提到徐寿：“又以锡邑植桑育蚕，有天然水利而不知兴，民生日蹙，爰自治田植桑数十亩，躬为倡导，复‘筑灶烘茧’，制机缫丝，以防利源之外溢，而蚕业大昌，邑民食无穷之利焉。……以洋人入内地购买鲜茧，既违公法，兼夺民利，乃倡立‘烘灶’以为抵制，人争仿效。”
　　徐建寅在法国里昂“往观丝厂，器具及工人甚多，法亦甚繁。但染成之丝皆脆而易断，且不能成艳色，不如中国简法之佳”。这就是儿子继承发扬父亲在无锡“烘茧缫丝”的简法，对西方缫丝繁法的批判。在肯定西方各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徐建寅指出：“不精备的器具反而可以生产出较良的产品”，在于掌握，科学试验的法则，“尽心竭力，有弊即改，随时消息于无形，无他秘法也”，这就更加显示了中国科技专家的特色。
　　徐建寅费尽心力为清廷向德国订造的两艘铁甲舰，于一八八五年下水回国，取名“定远”、“镇远”。它俩在设计上兼采英德两国之长；在质量上，选用钢材经过严格检验；在制造上，派有中国留学生驻守监督；无疑应属当代最新式的海军利器。可是，由于清帝国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加上日本侵略者的凶猛狡诈，甲午中日战役，这两条船就随同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刘步蟾，“镇远”号署管带(代理舰长)杨用霖以下官兵同时殉难，徐建寅的心力被葬送在朝鲜海里去了。但是，他不气馁，继续埋头苦干，直到一九○一年在一次试验纤维火药的爆炸事故中不幸牺牲。他的精神是不朽的，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