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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贯穿于从古希腊至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以及近代以来对于理性精神反思的展开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述费耶阿本德对于理性的反思与批判，阐述其对具体科学理论原则的批驳，进一步整合概述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内涵及其所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综合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评估这种理论对于传统科学发展的解构与建构意义。
关键词：理性;科学技术;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反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77-03
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思维的基本方法，长久以来引导着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在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强调理性是认识真理的逻辑通路，是“存在”和“统一性”，而人的感觉、感性认识只是“非存在”和“多样性”，是由从变化万千的现象而生的具体经验统摄的非理性道路。进入中世纪，尽管统领着人们思想文化领域的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但教父和经院哲学家们实际上仍然是打着理性精神和绝对真理的旗号维护神学纲领和教会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圣经》即是绝对的理性权威。即使牛顿具有科学精神的自然哲学也难以跨越宗教神学的边界，“在牛顿看来，从事研究必须依据两个来源：上帝的劳作、宏大的宇宙以及上帝的言辞、圣经”[1]63。
一、反思理性精神的进路
进入近代，欧洲大陆哲学家笛卡尔依然高扬理性主义旗帜，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可以说，欧陆唯理论哲学家将理性谨慎推到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学”高度。启蒙运动时期，康德以其三大批判为基础构建的哲学体系，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理性精神作为哲学思辨的指导方针，始终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直到现代，理性的、逻辑的思辨始终是哲学的基本信念。
理性精神引导人们寻找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普遍真理。然而在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批判。休谟问题的提出，动摇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造成了认识论领域的恐慌和迷惑。人们对于理性精神的可靠性和知识的有效性，以及理性是否能够引领我们获得真理产生了怀疑。理性精神不再是人们的绝对信仰，寻找确定性认识的方法也开始变得模糊——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逐步显现出来。
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下，理性精神的崇高地位遭到了动摇。后现代哲学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后现代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倡导多元论，这与他们对本体论平等概念的信仰是密切联系的。他们强调一切存在都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主张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2]序言6-7。人们对于存在的事物不应存在歧视，而应该平等对待差异。由此来看，我们应当弱化理性精神的绝对地位，以及其与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精神的差异和不平等关系。
女性主义认为理性精神不过是几千年来男权制思想的代言。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从性别气质差异的角度反思和批判理性精神的合理性，认为抽象逻辑思维、理性思考精神是典型的男性气质，追求秩序和确定性、可预见性、控制性等等是来源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的定型化观念，而女性气质中则包含着与之对立的感性、非逻辑、阴柔、模糊不清等特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女性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受歧视的“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以至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认知、伦理等领域女性始终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即“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男权制将男性的活动置于绝对的权威地位，赋予其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形，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男性气质为标准，这也就不难理解，理性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摄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性基本信条的原因。总体上来说，女性主义者从肯定女性的角色和活动地位与价值的角度，对理性精神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正批驳。而这仅仅是对于理性精神众多反思和批判的沧海一粟。
总而言之，在哲学发展的进路中，为理性精神祛魅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在长期由理性思维模式统领的科学领域无疑是十分显著的。事实上，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在选择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猜想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正是这种为理性精神祛魅的最具有说服力的代表。
二、对理性与科学的批判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将科学划入了意识形态的范围之中，认为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方式，是不可能超然独立于人类之外达到绝对的客观中立的，科学只是一种被选择出来成为真理的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因而其中也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种观点其实开启了当代关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技能”问题的讨论。
而在科学哲学领域，对于科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展开则拥有深入的内部视角。费耶阿本德将这种外部的批判传统推向了对于科学自身的批判。从波普尔的自由批判精神到马赫对于科学的批判理论、与其理论对立的拉卡托斯的哲学理论、穆勒的自由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学者乃至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证理论等，费耶阿本德在进行对科学的理论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综合借鉴和参考了多种多元的、大量的其他学者的理论与方法。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也是从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着手。在费耶阿本德看来，长久受到崇拜的理性精神主要有三条重大缺陷。
第一，立场的排他性。理性精神要求一种立场鲜明的确定态度，换言之，我们肯定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正确性，就不能够同时接受与之对立的另一种观点。中世纪以后，科学经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革命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枷锁，并将宗教划归为谬误和非理性的一部分，费耶阿本德批判这种盲目理性绝对化思维，认为科学在高扬理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理性固有的弱点。“那与日俱增的科学确立期间的竞争以及对科学家的表态所给予的日益增加的关注，都倾向于鼓励自私、自负和对人民的蔑视”。在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今天，科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了科学和国家的奴隶[1]63。 第二，规则的教条性。科学发展的模式总是寻求和遵循着固定的程序或者规则，而任何试图偏离既定程序，或试图运用新的证据对其进行修正的“非理性”行为都受到质疑甚至嘲笑。费耶阿本德认为，依据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将理性和非理性进行划界对于推动人类认识和科学地发展是毫无意义的，正相反，事实上很多重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正是由于它们对于固定教条地突破而成型;在理论选择过程中，许多非理性因素例如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科学家的宣传等等，实际上发挥着巨大影响作用。理性规律因其自身绝对化的、教条化的弱点，一定情况下甚至会阻碍科学。
第三，普遍的齐一化。理性思维成了统一的标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倾向于统一、单调和普遍。然而，我们必须要看到，存在着多种文化，它们之间没有对错高下之分，而是对于特定环境的适应产物，我们不可能排除掉主观性因素运用纯粹客观理性精神，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也不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对于理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取消理性，而是反对把理性作为一种绝对信仰;与此相对应，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的批判，是批判作为一种绝对信仰的科学。科学本来应当是启蒙力量，然而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有浓烈普遍主义色彩的、裹挟着浓厚优越感的至上信仰。费耶阿本德指出，普遍性地信仰束缚了科学的自由创新和进步。
在《反对方法》中，费耶阿本德论证了他对于一致性条件的批判。一致性条件要求新的理论符合且不偏离旧的理论：“一致性条件排除一个理论或一个假说，不是因为它同事实不一致;排除它是因为它同另一个理论不一致，而且它同后者有着共同的确证事例”[3]13。换言之，先存在的理论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了执掌新理论生杀大权的绝对权威。一个公认理论的可替换观点被置于忽视地位，既不表明它可以被接受，抑或可以被利用。除非理论出现了同事实不相符、不一致的情形，否则不应当去改变和替换理论。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科学家们除了检验采集事实便再没有别的事情要做。
费耶阿本德以布朗粒子为例进一步说明了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布朗粒子属于唯象理论第二定律的事实领域，其存在反驳了唯象理论。费耶阿本德指出，在二者的检验关系中，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通过唯象理论的考察发现布朗粒子的相关性，也不能够利用布朗粒子反驳第二定律。因为如果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不一致，需要高度精确地测量热传递和粒子径迹，而这超出了实验的可能性。因而，要“直接”地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而其实际反驳是通过在利用分子运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3]16。
这一事例较为典型地揭示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对事实的相关性和反驳性的检验都只能够借助一些其他的理论来进行。因而在进行检验之前，相关的理论和观点已经存在。但是一致性原则却排除了可替代理论观点的存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个条件是无法与科学事实和经验原则保持一致的。
在一致性原则指导下，科学理论一旦超出了其出发点就转化成为一种固定僵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被固定下来，并非因为它同事实一致性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它不去解释能够与之构成检验关系的事实，甚至直接取消了这些事实。在这里，理论成功摆脱了经验事实的检验和校对，成了一种“人为”的成就。从这种角度来看，这种理论绝对不是任何真理的代表，而不过是与神话无二的蹩脚解释。一致性条件限制了多元化，试图成为绝对的真理。但是如果试图发展科学，探索客观知识，那么意见多样性则是必需的。
三、多元主义与反对方法
基于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和科学发展状况的批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包容看待不同的理论，融合哲学、科学以及其自身历史。费耶阿本德主张用反归纳来克服理性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即引进同现有理论相违反的新假说，不要用事实来判决假说，要保留甚至发明被事实所反驳的假说，发现和推翻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自然解释，以一种新的自然解释取而代之，引进一种新的自然语言，从而推动科学进步。但费耶阿本德同时也说明，反归纳并不是绝对的、唯一正确的规则，他的目的并非要以自己的规则去取代别的普遍规则，而是要让人们相信“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3]10。硬性规定只会阻碍科学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如果我们想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隘的挑选”[3]76。在这里，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与非科学的明确划界，提倡科学发展与哲学、历史、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
由此来看，费耶阿本德绝不是要反对一切方法，而恰恰是肯定一切方法，即主张多元主义方法论，实质上是倡导使用一切可适用的方法。例如费耶阿本德曾以列宁在政治斗争领域的辩证法主张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在《反对方法》中，他还多次谈论传统医学在中国的复活并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推行，中医学才得以继续发展。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进展与革命一般并非按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方法”而发生。恰恰相反，是靠突破某种固定、僵化的方法而获得的结果。我们既不能把任何方法论看成普遍有效的东西，也不能把某种方法视为毫无价值和用处而加以排斥。一切方法，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法，甚至是荒谬的神话，总有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利用的东西。
四、解构与重构
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多元主义认识论，将传统科学从意识形态的神坛上换置到恰当的位置上来，并提倡人们正确地审视神话、宗教、传统技艺甚至巫术，换言之，科学应当是供人们选择的众多信仰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其绝对地位的确立不过是由于科学与国家、政府绑定。甚至可以认为，科学实际上也可以划归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形式的一种。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学又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应当提倡的是科学民主化和思想自由化，推动科学与政府、教育的分离，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一种可接受的信仰实现自身存在的自由。这也就是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沙文主义的反对。 在多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费耶阿本德重新建构了他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以韧性原理和扩散原理为核心。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们应当从众多的理论中挑选出一种最有希望取得成效的理论，无论遇到再大困难也要坚持。此外，当理论遇到反例时，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理论，而只是表明其仍存在不适应的部分，应当提出可以维持和改进的方法。扩散原理是加速科学革命的有效手段，费耶阿本德提出，理论的扩散应当越早越好，“理论的扩散对某一理论的反常有放大作用，并促使科学革命的发生。”[4]134
费耶阿本德认为，韧性原理能够有力地促进理论多元化，而扩散原理贯彻于科学发展全过程，二者互通共存、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科学的辩证发展。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具有思辨精神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为了达到求取客观知识的目的，不拘于僵化和固有方法论传统，而是综合比较多种方法和途径，具有合理性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路似乎陷入了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形式中，尽管《反对方法》提出了有力批驳与反思，然而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思维造成了混乱，换言之，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究竟如何区分，如果方法是多元的，那么我们的理论选择是否也不再具有确定的标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学的发展似乎会陷入盲目、极端的多元之中，造成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混乱。对于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尽管费耶阿本德提出了科学的基于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证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够完善的。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关注重点在于对于理性和科学的解构，而解构之后的重建，仍然有待于科学哲学家们的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基于这种情况，当前我们的确需要排除现代性科学的狭隘和限制，但是重要的并不是一味解构，而是建构起体系化的后现代科学模式。尽管费耶阿本德提出“多元主义方法论”，解构了科学的普遍性和优越性，但是我们仍肩负着探寻科学未来走向和发展方法的重大责任。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张保留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即科学活动和理论仍然应以获得真理为根本基础，尤其是那些涉及事实经验证明或理论假设的科学，必须具有可证实性或是可重复性，能够经受得住多方检验。科学永远是也应该是一种追寻真理的尝试性活动。正是由此，大卫·格里芬倡导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以修正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思路：费耶阿本德取消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别，甚至有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界限的危险。然而，如果科学和其余任何的文化形式并无差别，那么当然就不存在协调和统一的问题，也就没有区分和区别的必要。而事实是，不同文化形式、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别依然真实存在。故此，费耶阿本德的这一主张必然导致科学与人文进一步分裂对立。
尽管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的深刻影响难以弱化，但我们还是始终有必要坚定地探寻科学的本质和方法论，推动科学发展。因而，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不应当是以解构科学为走向，而是要始终致力于建设性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寻，再现科学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3][美]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杨寿堪.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理性;科学技术;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反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77-03
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思维的基本方法，长久以来引导着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在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强调理性是认识真理的逻辑通路，是“存在”和“统一性”，而人的感觉、感性认识只是“非存在”和“多样性”，是由从变化万千的现象而生的具体经验统摄的非理性道路。进入中世纪，尽管统领着人们思想文化领域的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但教父和经院哲学家们实际上仍然是打着理性精神和绝对真理的旗号维护神学纲领和教会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圣经》即是绝对的理性权威。即使牛顿具有科学精神的自然哲学也难以跨越宗教神学的边界，“在牛顿看来，从事研究必须依据两个来源：上帝的劳作、宏大的宇宙以及上帝的言辞、圣经”[1]63。
一、反思理性精神的进路
进入近代，欧洲大陆哲学家笛卡尔依然高扬理性主义旗帜，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可以说，欧陆唯理论哲学家将理性谨慎推到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学”高度。启蒙运动时期，康德以其三大批判为基础构建的哲学体系，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理性精神作为哲学思辨的指导方针，始终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直到现代，理性的、逻辑的思辨始终是哲学的基本信念。
理性精神引导人们寻找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普遍真理。然而在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批判。休谟问题的提出，动摇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造成了认识论领域的恐慌和迷惑。人们对于理性精神的可靠性和知识的有效性，以及理性是否能够引领我们获得真理产生了怀疑。理性精神不再是人们的绝对信仰，寻找确定性认识的方法也开始变得模糊——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逐步显现出来。
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下，理性精神的崇高地位遭到了动摇。后现代哲学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后现代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倡导多元论，这与他们对本体论平等概念的信仰是密切联系的。他们强调一切存在都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主张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2]序言6-7。人们对于存在的事物不应存在歧视，而应该平等对待差异。由此来看，我们应当弱化理性精神的绝对地位，以及其与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精神的差异和不平等关系。
女性主义认为理性精神不过是几千年来男权制思想的代言。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从性别气质差异的角度反思和批判理性精神的合理性，认为抽象逻辑思维、理性思考精神是典型的男性气质，追求秩序和确定性、可预见性、控制性等等是来源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的定型化观念，而女性气质中则包含着与之对立的感性、非逻辑、阴柔、模糊不清等特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女性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受歧视的“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以至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认知、伦理等领域女性始终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即“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男权制将男性的活动置于绝对的权威地位，赋予其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形，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男性气质为标准，这也就不难理解，理性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摄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性基本信条的原因。总体上来说，女性主义者从肯定女性的角色和活动地位与价值的角度，对理性精神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正批驳。而这仅仅是对于理性精神众多反思和批判的沧海一粟。
总而言之，在哲学发展的进路中，为理性精神祛魅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在长期由理性思维模式统领的科学领域无疑是十分显著的。事实上，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在选择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猜想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正是这种为理性精神祛魅的最具有说服力的代表。
二、对理性与科学的批判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将科学划入了意识形态的范围之中，认为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方式，是不可能超然独立于人类之外达到绝对的客观中立的，科学只是一种被选择出来成为真理的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因而其中也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种观点其实开启了当代关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技能”问题的讨论。
而在科学哲学领域，对于科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展开则拥有深入的内部视角。费耶阿本德将这种外部的批判传统推向了对于科学自身的批判。从波普尔的自由批判精神到马赫对于科学的批判理论、与其理论对立的拉卡托斯的哲学理论、穆勒的自由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学者乃至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证理论等，费耶阿本德在进行对科学的理论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综合借鉴和参考了多种多元的、大量的其他学者的理论与方法。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也是从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着手。在费耶阿本德看来，长久受到崇拜的理性精神主要有三条重大缺陷。
第一，立场的排他性。理性精神要求一种立场鲜明的确定态度，换言之，我们肯定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正确性，就不能够同时接受与之对立的另一种观点。中世纪以后，科学经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革命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枷锁，并将宗教划归为谬误和非理性的一部分，费耶阿本德批判这种盲目理性绝对化思维，认为科学在高扬理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理性固有的弱点。“那与日俱增的科学确立期间的竞争以及对科学家的表态所给予的日益增加的关注，都倾向于鼓励自私、自负和对人民的蔑视”。在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今天，科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了科学和国家的奴隶[1]63。 第二，规则的教条性。科学发展的模式总是寻求和遵循着固定的程序或者规则，而任何试图偏离既定程序，或试图运用新的证据对其进行修正的“非理性”行为都受到质疑甚至嘲笑。费耶阿本德认为，依据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将理性和非理性进行划界对于推动人类认识和科学地发展是毫无意义的，正相反，事实上很多重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正是由于它们对于固定教条地突破而成型;在理论选择过程中，许多非理性因素例如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科学家的宣传等等，实际上发挥着巨大影响作用。理性规律因其自身绝对化的、教条化的弱点，一定情况下甚至会阻碍科学。
第三，普遍的齐一化。理性思维成了统一的标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倾向于统一、单调和普遍。然而，我们必须要看到，存在着多种文化，它们之间没有对错高下之分，而是对于特定环境的适应产物，我们不可能排除掉主观性因素运用纯粹客观理性精神，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也不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对于理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取消理性，而是反对把理性作为一种绝对信仰;与此相对应，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的批判，是批判作为一种绝对信仰的科学。科学本来应当是启蒙力量，然而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有浓烈普遍主义色彩的、裹挟着浓厚优越感的至上信仰。费耶阿本德指出，普遍性地信仰束缚了科学的自由创新和进步。
在《反对方法》中，费耶阿本德论证了他对于一致性条件的批判。一致性条件要求新的理论符合且不偏离旧的理论：“一致性条件排除一个理论或一个假说，不是因为它同事实不一致;排除它是因为它同另一个理论不一致，而且它同后者有着共同的确证事例”[3]13。换言之，先存在的理论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了执掌新理论生杀大权的绝对权威。一个公认理论的可替换观点被置于忽视地位，既不表明它可以被接受，抑或可以被利用。除非理论出现了同事实不相符、不一致的情形，否则不应当去改变和替换理论。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科学家们除了检验采集事实便再没有别的事情要做。
费耶阿本德以布朗粒子为例进一步说明了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布朗粒子属于唯象理论第二定律的事实领域，其存在反驳了唯象理论。费耶阿本德指出，在二者的检验关系中，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通过唯象理论的考察发现布朗粒子的相关性，也不能够利用布朗粒子反驳第二定律。因为如果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不一致，需要高度精确地测量热传递和粒子径迹，而这超出了实验的可能性。因而，要“直接”地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而其实际反驳是通过在利用分子运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3]16。
这一事例较为典型地揭示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对事实的相关性和反驳性的检验都只能够借助一些其他的理论来进行。因而在进行检验之前，相关的理论和观点已经存在。但是一致性原则却排除了可替代理论观点的存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个条件是无法与科学事实和经验原则保持一致的。
在一致性原则指导下，科学理论一旦超出了其出发点就转化成为一种固定僵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被固定下来，并非因为它同事实一致性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它不去解释能够与之构成检验关系的事实，甚至直接取消了这些事实。在这里，理论成功摆脱了经验事实的检验和校对，成了一种“人为”的成就。从这种角度来看，这种理论绝对不是任何真理的代表，而不过是与神话无二的蹩脚解释。一致性条件限制了多元化，试图成为绝对的真理。但是如果试图发展科学，探索客观知识，那么意见多样性则是必需的。
三、多元主义与反对方法
基于对于理性精神的反思和科学发展状况的批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包容看待不同的理论，融合哲学、科学以及其自身历史。费耶阿本德主张用反归纳来克服理性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即引进同现有理论相违反的新假说，不要用事实来判决假说，要保留甚至发明被事实所反驳的假说，发现和推翻隐藏于观察语言中的自然解释，以一种新的自然解释取而代之，引进一种新的自然语言，从而推动科学进步。但费耶阿本德同时也说明，反归纳并不是绝对的、唯一正确的规则，他的目的并非要以自己的规则去取代别的普遍规则，而是要让人们相信“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3]10。硬性规定只会阻碍科学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如果我们想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隘的挑选”[3]76。在这里，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与非科学的明确划界，提倡科学发展与哲学、历史、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
由此来看，费耶阿本德绝不是要反对一切方法，而恰恰是肯定一切方法，即主张多元主义方法论，实质上是倡导使用一切可适用的方法。例如费耶阿本德曾以列宁在政治斗争领域的辩证法主张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在《反对方法》中，他还多次谈论传统医学在中国的复活并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推行，中医学才得以继续发展。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进展与革命一般并非按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方法”而发生。恰恰相反，是靠突破某种固定、僵化的方法而获得的结果。我们既不能把任何方法论看成普遍有效的东西，也不能把某种方法视为毫无价值和用处而加以排斥。一切方法，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法，甚至是荒谬的神话，总有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利用的东西。
四、解构与重构
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多元主义认识论，将传统科学从意识形态的神坛上换置到恰当的位置上来，并提倡人们正确地审视神话、宗教、传统技艺甚至巫术，换言之，科学应当是供人们选择的众多信仰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其绝对地位的确立不过是由于科学与国家、政府绑定。甚至可以认为，科学实际上也可以划归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形式的一种。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学又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应当提倡的是科学民主化和思想自由化，推动科学与政府、教育的分离，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一种可接受的信仰实现自身存在的自由。这也就是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沙文主义的反对。 在多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费耶阿本德重新建构了他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以韧性原理和扩散原理为核心。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们应当从众多的理论中挑选出一种最有希望取得成效的理论，无论遇到再大困难也要坚持。此外，当理论遇到反例时，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理论，而只是表明其仍存在不适应的部分，应当提出可以维持和改进的方法。扩散原理是加速科学革命的有效手段，费耶阿本德提出，理论的扩散应当越早越好，“理论的扩散对某一理论的反常有放大作用，并促使科学革命的发生。”[4]134
费耶阿本德认为，韧性原理能够有力地促进理论多元化，而扩散原理贯彻于科学发展全过程，二者互通共存、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科学的辩证发展。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具有思辨精神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为了达到求取客观知识的目的，不拘于僵化和固有方法论传统，而是综合比较多种方法和途径，具有合理性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路似乎陷入了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形式中，尽管《反对方法》提出了有力批驳与反思，然而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思维造成了混乱，换言之，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究竟如何区分，如果方法是多元的，那么我们的理论选择是否也不再具有确定的标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学的发展似乎会陷入盲目、极端的多元之中，造成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混乱。对于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尽管费耶阿本德提出了科学的基于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证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够完善的。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关注重点在于对于理性和科学的解构，而解构之后的重建，仍然有待于科学哲学家们的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基于这种情况，当前我们的确需要排除现代性科学的狭隘和限制，但是重要的并不是一味解构，而是建构起体系化的后现代科学模式。尽管费耶阿本德提出“多元主义方法论”，解构了科学的普遍性和优越性，但是我们仍肩负着探寻科学未来走向和发展方法的重大责任。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张保留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即科学活动和理论仍然应以获得真理为根本基础，尤其是那些涉及事实经验证明或理论假设的科学，必须具有可证实性或是可重复性，能够经受得住多方检验。科学永远是也应该是一种追寻真理的尝试性活动。正是由此，大卫·格里芬倡导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以修正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思路：费耶阿本德取消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别，甚至有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界限的危险。然而，如果科学和其余任何的文化形式并无差别，那么当然就不存在协调和统一的问题，也就没有区分和区别的必要。而事实是，不同文化形式、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别依然真实存在。故此，费耶阿本德的这一主张必然导致科学与人文进一步分裂对立。
尽管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与科学哲学的理论中的深刻影响难以弱化，但我们还是始终有必要坚定地探寻科学的本质和方法论，推动科学发展。因而，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不应当是以解构科学为走向，而是要始终致力于建设性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寻，再现科学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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