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暑期调查报告，他“卧底” 拾荒族30天，与都市拾荒人群同吃、同住、同拾荒，拿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此后，凭借《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以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社区为例》一文，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与此同时，学校也把“校长特别奖”颁给了他，这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次把该奖项颁给学生。
　　那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课上，赵莉老师讲述了一个关于都市搓澡工研究的案例，这引起了黄益彪的极大兴趣。他联想到自己远在老家拾荒的堂兄“三哥”。“‘拾荒者’这个群体离我并不远，我亲戚中就有人做这个，很多人觉得他们又脏又臭，我不清楚他们真实的生活是怎样，但我想让人们了解这个群体，改变人们的偏见。”
　　想到就去做，是黄益彪一贯的做事风格，他马上去找赵老师商量，在从各方面论证了研究的可行性后，他开始查阅相关资料。一番查找后，黄益彪发现，目前关于拾荒者群体的研究做得较少，且不够深入，除了对这一群体进行整体性的生活概况外，只有零星几篇小文章对拾荒者进行全天的跟踪报道，但时间太短，缺乏深入的田野研究。想到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做了个大胆而赋有创新精神的决定——利用三哥做牵头人，混入拾荒族，零距离观察他们，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
　　他给三哥打电话说想去体验生活，三哥爽快地答应了，假期一到，黄益彪迫不及待奔回了贵州老家。
　　敲开三哥家的门，眼前的一切让黄益彪惊着了，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废品堆积在房间一角，让本就不大的屋子显得凌乱而局促，一旁的三哥正带着嬉笑的江湖气与邻里交谈，时不时冒出几句脏话。黄益彪知道，坐在桌旁进行深度访谈的计划显然太不靠谱，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这里必被当成异类，“别说深度访谈，就是交流怕都有隔膜，我必须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同类人。”
　　黄益彪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计划。白天和大伙一起拾荒，晚上趁亲戚入睡，写体验日记，记录当日实况。
　　刚开始去拾荒，要挑着箩筐走街串巷，黄益彪觉得很难为情，后来在三哥的“培训下”他逐渐融入了角色，也会在收到好的电器时非常开心。“三哥告诉我，要放低姿态，摆正心态，凭力气挣钱。吆喝就要大声吆喝，喊多了就习惯了。”
　　由于个性开朗、随和，黄益彪很快和大伙打成一片。一有时间，他就在闲聊中见缝插针地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一个月下来，黄益彪记下了厚厚的体验日记。对拾荒者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捡破烂的”，按圈内的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街头流动的拾荒者处于底层，捡的东西最杂，收入也最少；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者则次之；废品收购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则最高。黄益彪调查的这一群体就是“运”的，不过，他们在收购生意不景气时，也偶尔会动手来捡。
　　黄益彪还发现，拾荒者除了工作时穿得破旧一些，其他时候和一般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不错的收入，他们并不是媒介和传统所认为的“弱势群体”。“他们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一个洗衣机收两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
　　最让黄益彪意外的是拾荒者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但都极力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校环境。很多拾荒者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辅导孩子的功课，条件好点的还会送孩子上辅导班，他们真心渴望孩子能够多学文化，有一个好的未来。
　　当然社会的一些偏见，也让拾荒者们颇为难堪。比如在一些高档小区，保安见拾荒者穿的不体面，会上前阻拦，甚至会恶语中伤。某些城管的执法中行为也让他们觉得无助。
　　一篇论文显然不足以帮拾荒者解决实际中的种种困难，但黄益彪觉得，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议论这个群体，也许这个调查就是有收获的，这次特殊的社会实践让黄益彪受益匪浅，为他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