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青花瓷器上的世俗情趣与文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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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曰益发达,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市民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摒弃了农耕社会的简朴生活,开始崇尚精致与奢华.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普遍沉浸在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致生活中,除了参加琴、棋、书、画等各种高雅活动,他们还鉴赏绘画和艺术品,同时介入了戏曲、园林、家具和瓷器的创作,使得17世纪的瓷器艺术在审美情趣上得以提升,呈现出兼具世俗情趣和文人气质的独特韵味。
  一、世俗情趣
  在17世纪的中国,以传奇、小说、绣像与戏剧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十分发达。当时的白话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戏剧市场十分繁荣,观看戏剧演出成为市民娱乐的重要内容之一,最常上演的剧目是《三顾茅庐》《汉宮秋》《西厢记》等。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代杂剧的杰作,有诸多刊木流行,明刊本的《西厢记》至少有14种,光是万历时期就有金陵富堂春刊本、李卓吾批评本、金陵罗懋校本等。
  由于戏剧在民间的盛行,1了世纪戏剧版画十分流行。徽州版画中,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大雅堂刊印的《大雅堂杂剧》;武林版画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峰草堂刊本《原本牡丹亭记》都是该时期戏剧版画中令人瞩目的作品。与此同时,瓷器上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纹饰,给该时期的青花瓷增添了生动活泼的世俗情趣。
  明崇祯青花借东风图花觚(图1)
  花觚纹饰取自三国演义故事《借东风》。《三国演义》是晚明時期吴越地区节令演出的保留剧目。每逢过节,吴越地区民众都会聚集在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三国演义》在演出剧目中所占比例高达55%。明代中叶到崇祯年间,书坊的刻版印刷非常盛行,《三国演义》的刻本很多,现在能见到的还有十多种,刻于约1640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至今仍然流传于世(图2)。
  “借东风”是小说中最经典的故事之一。东汉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挥师南下,意图统一中国。孙刘两家联合抗曹。两军赤壁对垒。鲁肃、诸葛亮、周瑜共定下火攻之计.周瑜军在江南,曹军在江北,时值隆冬,只刮西北风、不刮东南风。没有东风,火攻战术无法实施。诸葛亮在南屏山设坛“作法”,借得东风,黄盖带20只火船火烧赤壁曹军,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
  花觚分三段装饰,上部为诸葛亮设坛施法借东风,中部为诸葛亮出使东吴,下部为诸葛亮施法后借着月色乘船而归。“诸葛亮设坛施法借东风”,坛台筑成,旗幡已布,诸葛亮身披道衣,赤足散发,一手仗剑,来到坛前开始施法。旁边的旗幡已经飘扬起来,表明诸葛亮已经借得东风,将曹操军队火烧于赤壁之上(图3)。顺治甲申元年(1644)金人瑞(圣叹)作序、大魁堂藏版《三国演义》刻本中,“七星坛诸葛祭风”与花觚所绘场景十分相似(图4)。
  清康熙唐明皇游月宫图观音瓶(图5)
  “唐明皇游月宮”是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唐人小说集《龙城录》《逸史》都记录了唐明皇李隆基的一件逸事:唐开元年间的一个中秋之夜,唐朗皇在道士的引导下游览月宫景色,并欣赏了仙女们表演的霓裳羽衣舞。唐明皇游月宮故事自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流传至清代。元代自朴写了“唐明皇游月宫”杂剧,明代居隆的《彩毫记》传奇第15出,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7,清初杂剧《唐明皇游月宮》也都写了这个故事。
  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5记载了唐明皇游月宫的舞台演出情况:道士叶法善上场,舞台上漆黑
  片,随着道士手起剑落、一声惊雷响起、黑色帷幕收起,一轮圆月升起。嫦娥仙子端坐五色祥云之中,在她的旁边,吴刚砍伐桂花树、玉兔捣药。在轻纱帷幔之内,十几人手提舞灯、忽隐忽现,舞台效果美轮美奂。
  唐明皇游月宮图观音瓶正是描绘了唐明皇游月宮的场景.画面上,朵朵祥云绕月宮升腾,玉兔正捣炼仙药、仙女们环侍在嫦娥身边,嫦娥衣着华丽、高贵典雅;一片祥云从人间升腾而起,载着唐明皇和道士等人来到月宮前。
  观音瓶图案粉本,应为明末清初版画。竹溪主人重选、忘忧居士审定、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精选百家珠玑联》中,唐明皇游月宮构图与观音瓶非常接近,在画面右上方绘月亮轮廓,月中有衣着华丽的嫦娥、执羽扇侍女及玉兔,在画面左下方绘唐明明皇和道士(图6)。只不过观音瓶所绘嫦娥和侍女具有典型的康熙绘画风格。
  与观音瓶相似图案者,有1966年出土于江苏金坛元代窖藏的明皇游月宮图银盘(图7)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明代万历青花明皇游月宫图瓷塑砚滴(图8)。
  明崇祯青花红拂记笔筒(图9)
  节令演剧是晚明时期吴越地区常见的娱乐方式,《红拂记》就是这种民众集会的常见剧目。张凤翼《红拂记》以唐人《虬髯客传》和孟桀《本事诗》中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为蓝本,塑造了慧眼识英雄、敢于追求爱情、具有非凡才华与政治远见的红拂女这一侠女形象。红拂女原为隋朝大司空杨素的侍妾张氏。布衣书生李靖向隋朝大司空杨素献策,立于杨素一旁、手持红拂的侍妾张氏见李靖才华出众,当夜就与李靖二人私奔逃往太原。二人在客栈投宿时,正在梳头的红拂女被一个闯入房间、满脸虬髯的人窥看,红拂女看出虬髯客的不凡,立即决定与虬髯客结为兄妹,并将虬髯客引见给丈夫相识。
  青花红拂记笔筒的一面所描绘的正是李靖二人私奔途中投宿客栈、虬髯公窥看红拂对镜梳妆的场景。笔筒的另面则描绘在屋外喂马的李靖。
  现存的《红拂记》有明万历二十九年金陵继志斋刻《汤海若批评红拂记本》、明万历虎林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本》、明末汲古阁初印本《红拂记定本》等版本。朗万历二十九年金陵继志斋刻《汤海若批评红拂记本》版画描绘了红拂女看出虬髯客的不凡、立即决定与虬髯客结为兄妹,并将虬髯客引见给丈夫相识的场景(图10)。清代任颐所绘《风尘三侠》则与笔筒画面则更为接近(图11)。   二、文人气质
  唐宋以降,文人士大夫寻求精神享受,创造了一种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被明代文人发挥到极致,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容是:“读义理书,学法贴子,澄心静坐,益友清淡,小酌半醺,浇花种竹,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等等。受文人影响,商人与普通市民阶层也形成了清玩和清赏的风气。附会风雅使得士大夫和市民阶层的书画、古董的鉴赏收藏等活动流行起来,董其昌和吴门画派的文徵明等人的字画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
  该时期表现文人优雅生活场景的纹饰在瓷器上十分流行;瓷笔筒、瓷砚滴、瓷笔架等文房用品也被生产出来被置放在书斋里;用于插花的瓷花瓶被陈设在厅堂和卧室里、式样优美的绣墩被置放在庭院里。
  明万历青花高逸图罐(图12)
  罐身通景绘高士图。松林间,高士们或携琴访友,或围坐清谈,神情悠闲自得。这一时期的瓷器上有很多表现文人优雅生活场景的画面。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早在16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流行。住在苏州的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创作了许多描绘文人居住环境和雅集活动的作品,画中的文人高士或游山览水、或品茶听泉、或赋诗饮酒、或访友别。文徵明《人日诗话图》描绘文徵明與文友和门生在自家停云馆雅集,竹林掩映、溪水新涨之处,二三好友正圖案清话并乘兴各自赋诗抒怀,表现了挚友雅集的恰然心情(图13)。
  明天启青花赤壁赋图碗(图14)
  碗一面以青花绘东坡赤壁夜游图,描绘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苏轼与朋友乘坐
  叶扁舟,饮酒而歌的美好场景。另面用小楷书全篇《赤壁赋》。《赤壁赋》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苏轼虽然官场失意,但在赤壁泛舟的文人雅集中充分体会到人生之乐,人生境界也得到升华。这种既入世又出世的哲学智慧,对后世中国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代书画名家常常以苏轼《赤壁赋》为题材创作书画作品,文徵明《赤壁赋图并书》卷,描绘了苏子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的典型场面(图15)。17世纪以《赤壁赋图》为题材的青花瓷很多,主要有碗和笔筒。
  笔筒是明代文人书房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清顺治十七年(1660)胡念翌、黃顺吉、刘孝先等刻《续金瓶梅后集》第46回《鬼门生亲拜女房师》,书房条案上的陈设品便有笔筒。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代崇祯到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笔筒上常常绘画花鸟、高士与博古纹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与诗意生活。
  明崇祯青花花鸟纹笔筒(图16)
  明代中后期以沈周为代表的文人写意花鸟画兴起,自然界的玉兰、辛夷、海棠、荷花、桂花和牡丹等四时花卉都是文人画家所描绘的对象。这一时期,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这些画家的花鸟画被刊印成画册。明黃凤池等辑、天启元年(1621)集雅斋刊本《新镌花乌谱》卷便是这样的作品(图17)。瓷器工匠们将这些文人画家的花鸟画册作为摹本搬到瓷器上,制作出许多具有文人风格的作品,其时的瓷笔筒上常常装饰具有文人画风的花鸟纹饰。
  明崇祯青花花鸟笔筒一面以大写意手法描绘姿态各异的花鸟,画风逸放质朴、意境深远,给人平淡天真之感。笔筒另面绘辛夷花。辛夷花是吴门画派画家描绘的对象,沈周绘有《辛夷墨菜图》,文徵明也绘有《辛夷图》。特别是文徵明《辛夷图》(图18),其双勾和晕染的手法与笔筒所绘辛夷如出一辙,从而使描绘的花卉显得浑厚沉着、颇具笔墨意趣。
  清康熙博古图笔筒(图19)
  金石学开始于宋代,搜集与鉴赏古物文玩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雅好。明代更是如此。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开创了古物赏鉴类著作的先河,书中简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进行点评,让人们能较为系统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文物鉴赏知识。明代嘉靖年间画家仇英《人物故事图册》第5开《竹院品古》描绘了文人品鉴古玩的场景(图20)。古器物的鉴赏之风在17世纪十分流行,品鉴古物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学识和品位的标志。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和屠隆的《考槃馀事》中都有专门论述文物鉴赏的篇幅,反映出文物鉴赏已经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燕闲清赏式的时尚生活。
  康熙朝是博古图纹样的盛行时期,表现文人士大夫鉴赏文物和描绘古物的博古图在该时期的陶瓷、砖雕、漆器上得到广泛应用。清康熙时期天下平定,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文化逐步兴盛起来,加之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汉文化,于是博古图在该时期的瓷器上流行起来,官窑、民窑和外销瓷器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博古纹饰。2005年福建平潭碗礁一号出水青花瓷器中,有相当一部装饰的是博古图纹饰(图21)。
  清代康熙博古图笔筒在外壁绘万字纹锦地,其上有9个不同形状的开光,分别绘山水、松鹤、松鼠、葡萄、荷花和草虫等,配以行、楷、篆体诗文,并在开光外万字纹锦地上绘画鼎、磐、扇等博古图。“诗、书、画”配合的形式在17世纪的瓷器上普遍流行,到清代康熙时期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此笔筒纹饰诗、书、画合一,具有十分浓厚的文人气息,反映了该时期文人画对瓷器装饰的影响。
  17世纪随着艺术化生活方式的流行,文人士大夫普遍注重古朴清雅的居住环境,居室和园林的陈设用品十分讲究,除了在书斋中分置文房用品、在厅堂和卧室陈设花瓶香炉,还在庭院里置放式样优美的绣墩。
  明万历青花雉鸡牡丹纹绣墩(图22)
  “绣墩’又名坐墩,是古代的一种坐具。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说明:“腰鼓形坐墩,是战国以来妇女为熏香取暖专用的坐具”。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7有“坐墩”条:“冬月用蒲草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编束细密坚实,内用木车作板,以柱托顶,外用锦饰;暑曰可置藤墩。”
  瓷绣墩烧制年代开始于元代。据明代谷应泰《博古要览》记载,明宣德绣墩最为精美。绣墩在明清代宮中流行。2014年景德镇考古所在珠山御窑正统至天顺时期底层中发现了斗彩和青花绣墩,证明在明中期以前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开始烧造绣墩。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清代乾隆时期佚名宮廷画家所绘《清宮生活图册》第5开,皇帝和后妃们在宮中庭院宴饮,庭院中摆放了一个青花瓷绣墩(图23)。
  瓷绣墩因夏季凉爽也颇受文人青睞,大多置放于文人士大夫书房、卧室、庭院中,是具有清雅风韵的陈设用品。明代嘉靖年间画家仇英《人物故事图册》第5开《竹院品古》,文人们正忙着品鉴古玩,竹林中一个书童正在往石桌摆放围棋,石桌旁有三只绣墩。
  明万历青花雉鸡牡丹纹绣墩,腹部绘画雉鸡牡丹。雉鸡又称“华虫”,有着华丽的羽毛与长尾。根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华虫”在周代即为皇帝冕服十二章纹之一,晋代沿袭周制,明代以后成为二品文官官服补子上的纹饰。明代是文官政治,很多人从读书开始走向仕途,因此雉鸡牡丹纹饰在晚明瓷器上十分流行。明万历青花雉鸡牡丹纹绣墩上装饰代表文官的雉鸡纹饰,为典型的明代文人士大夫所用陈设用品。
  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生活更加精致奢华。晚明清初的制瓷工匠将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版画、书法、绘画等元素与文人的审美情趣融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有别子前代的艺术表现手法,使青花瓷呈现出兼有世俗趣味与文人气质的两个特质。这种特质,在后来的清代雍正和乾隆两代继续发扬光大,生产出色彩丰富、形式多样的兼有世俗情趣与文人气质的优秀瓷器作品。中国古代制瓷工匠从来都不乏创新精神,他们不断推出新的瓷器品种,不仅在中国、还在海外贏得了广泛的市场。
  (责任编辑:田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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