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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3日，河南某高中门前的标牌上播放着校方新学期学生管理“八条禁令”，内容包括：严禁打架斗殴，一经发现，勒令退学；严禁偷盗，一经发现，勒令退学；严禁在校内举行生日聚会，一经发现，勒令退学；严禁携带手机，首次留校察看，回家一周反思，第二次勒令退学；严禁谈情说爱（在校园男女拉手），首次留校察看，回家一周反思，第二次勒令退学；等等。
偌大的告示牌，将学校管理者的立场彰显无遗。而其内容，着实是诸多学校所关心的学生管理内容。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健康与发展，学校必然需要相关的行为规则。但无论是规则的内容，还是规则制定与实施的过程，都不能没有学校的特质，不能缺失教育的立场。
学校内的学生管理，不是法律法规的强制，而应是教育性的引导。诸如对“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的制裁与管教，有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形成学生校内生活或行为规则。对异性交往、手机携带等方面的规定，既不应该重复法律法规的内容，也不应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
学生管理规则的形成过程，不应该是学校管理者单方面的行动，而应通过多元主体协商而成。“八条禁令”这一决策，是否有家长参与？是否与教师代表参与？是否有学生代表参与？与每位学生利益息息相关的管理内容，如果没有上述重要利益主体的参与，是很难有“群众基础”的。更何况，参与上述决策过程，就是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交往的过程，就是学生发展的过程，是学校管理品质的直接体现。
学生管理规则的发布及其实施过程，不应该是靠一纸通告，而应是充分的交流、阐述、具体化。在合法性得以保障、合理决策得以实现的基础上，学校应通过丰富的教育活动，促进相关信息的传播。学校要特别明确每一条规则的界限，赋之以活生生的例证，清晰展示合理规则的价值。仅仅借助一个告示牌来传递重要的信息，不由得让人怀疑学校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及其理念。
学生违反规则的最终结果，不应是简单的“勒令退学”，而应多些教育的甚至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上述禁令中，每一条的最后，都是以“勒令退学”结尾。这应该是教育的终点或学生来学校的终点吗？且不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否合法，即便是根据相关教育法规可以“勒令退学”，学校教育的使命也依旧是“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反映的不是教育者的坚定，而是轻率与偏差。而且，“一经发现”的判断方式，不仅容易造成师生的对立，更可能培养出若干“学生奸细”——这将是学校和学生的灾难！
学生管理规则的废止、更新，同样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和协商的伦理进行。在“八条禁令”被曝光之后，或许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校方已经做了调整。但这依然隐藏祸患：学校内的规则更改，不可能不考虑社会的舆论；但如果依旧不考虑学生、家长、教师的利益，不请这些利益相关人直接参与，则废止、更改的程序与内在理念，依旧是让人怀疑和担忧的。学校领导者是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有所学习，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具体的校内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者应更多关注学生的自我教育，尤其是对于高中生。异性交往、学生庆祝生日等，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遇到。异性交往是人的正当需求，这不是靠一纸禁令就能禁止的，而应该是通过创造更多元的交往情境，引导学生学会交往。而庆祝生日是每个孩子都期待的，是教育工作者可以借助的教育资源。当教育工作者合理地引导、真诚地参与，孩子的生日就是他成长的节点。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以群体的方式，组织学生分别在小学、初中、高中过十岁、十四岁、十八岁集体生日！至于学生对信息空间的接触、接纳与参与，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不应该以“一纸禁令”迫使学生转向“地下”活动。
那么，校园内是否不应该有规则、禁令呢？当然不是。不过，在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应该有更多的提倡与欣赏，更多的引导与发展，更多的平台与空间。试想，当学校内有更多的社团、更多的岗位、更多的班级主题活动、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当学生的日常生活为积极、健康、高雅、创造而吸引、感召、充满时，学校领导还会为学生违反“八条禁令”而烦神吗？与出台更多、更严的禁令相比，如何建设更为丰满、多彩、充满活力、基于学生成长需要的学生活动体系是不是更重要一些呢？
主管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事实上是学生学校生活最重要的影响者，他们直接参与创造学生们的生活世界，进而影响学生的人格、素养、能力等。他们是能彰显中国教育特色的教育工作者，更是学生身心健康、精神世界发育的成长导师。当缺乏教育情怀和智慧时，教育工作者就会自我降格为监听者、监视者、惩罚者。而这不仅仅是学生之悲，更是教育之痛。
教育工作者的行为方式，应该充满教育的理性。在学生的交往、活动中，充满着学生学习的情境与资源。就在这些交往、活动中，学生实践着做中学、服务学习、榜样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等。在当前学校变革背景下，学生管理应该更明确地转型为学生发展工作，并坚定地扎根于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教育工作者，责任大于天。无论初衷如何，教育者的智慧，就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之中；教育者的立场，就渗透在每一条学生管理规则之中。因此，莫以“好心”替代理性的思考，莫以“无奈”替代积极的行为，莫以“权威”替代教育的力量。■
责任编辑/刘 烨
偌大的告示牌，将学校管理者的立场彰显无遗。而其内容，着实是诸多学校所关心的学生管理内容。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健康与发展，学校必然需要相关的行为规则。但无论是规则的内容，还是规则制定与实施的过程，都不能没有学校的特质，不能缺失教育的立场。
学校内的学生管理，不是法律法规的强制，而应是教育性的引导。诸如对“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的制裁与管教，有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形成学生校内生活或行为规则。对异性交往、手机携带等方面的规定，既不应该重复法律法规的内容，也不应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
学生管理规则的形成过程，不应该是学校管理者单方面的行动，而应通过多元主体协商而成。“八条禁令”这一决策，是否有家长参与？是否与教师代表参与？是否有学生代表参与？与每位学生利益息息相关的管理内容，如果没有上述重要利益主体的参与，是很难有“群众基础”的。更何况，参与上述决策过程，就是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交往的过程，就是学生发展的过程，是学校管理品质的直接体现。
学生管理规则的发布及其实施过程，不应该是靠一纸通告，而应是充分的交流、阐述、具体化。在合法性得以保障、合理决策得以实现的基础上，学校应通过丰富的教育活动，促进相关信息的传播。学校要特别明确每一条规则的界限，赋之以活生生的例证，清晰展示合理规则的价值。仅仅借助一个告示牌来传递重要的信息，不由得让人怀疑学校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及其理念。
学生违反规则的最终结果，不应是简单的“勒令退学”，而应多些教育的甚至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上述禁令中，每一条的最后，都是以“勒令退学”结尾。这应该是教育的终点或学生来学校的终点吗？且不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否合法，即便是根据相关教育法规可以“勒令退学”，学校教育的使命也依旧是“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反映的不是教育者的坚定，而是轻率与偏差。而且，“一经发现”的判断方式，不仅容易造成师生的对立，更可能培养出若干“学生奸细”——这将是学校和学生的灾难！
学生管理规则的废止、更新，同样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和协商的伦理进行。在“八条禁令”被曝光之后，或许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校方已经做了调整。但这依然隐藏祸患：学校内的规则更改，不可能不考虑社会的舆论；但如果依旧不考虑学生、家长、教师的利益，不请这些利益相关人直接参与，则废止、更改的程序与内在理念，依旧是让人怀疑和担忧的。学校领导者是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有所学习，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具体的校内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者应更多关注学生的自我教育，尤其是对于高中生。异性交往、学生庆祝生日等，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遇到。异性交往是人的正当需求，这不是靠一纸禁令就能禁止的，而应该是通过创造更多元的交往情境，引导学生学会交往。而庆祝生日是每个孩子都期待的，是教育工作者可以借助的教育资源。当教育工作者合理地引导、真诚地参与，孩子的生日就是他成长的节点。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以群体的方式，组织学生分别在小学、初中、高中过十岁、十四岁、十八岁集体生日！至于学生对信息空间的接触、接纳与参与，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不应该以“一纸禁令”迫使学生转向“地下”活动。
那么，校园内是否不应该有规则、禁令呢？当然不是。不过，在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应该有更多的提倡与欣赏，更多的引导与发展，更多的平台与空间。试想，当学校内有更多的社团、更多的岗位、更多的班级主题活动、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当学生的日常生活为积极、健康、高雅、创造而吸引、感召、充满时，学校领导还会为学生违反“八条禁令”而烦神吗？与出台更多、更严的禁令相比，如何建设更为丰满、多彩、充满活力、基于学生成长需要的学生活动体系是不是更重要一些呢？
主管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事实上是学生学校生活最重要的影响者，他们直接参与创造学生们的生活世界，进而影响学生的人格、素养、能力等。他们是能彰显中国教育特色的教育工作者，更是学生身心健康、精神世界发育的成长导师。当缺乏教育情怀和智慧时，教育工作者就会自我降格为监听者、监视者、惩罚者。而这不仅仅是学生之悲，更是教育之痛。
教育工作者的行为方式，应该充满教育的理性。在学生的交往、活动中，充满着学生学习的情境与资源。就在这些交往、活动中，学生实践着做中学、服务学习、榜样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等。在当前学校变革背景下，学生管理应该更明确地转型为学生发展工作，并坚定地扎根于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教育工作者，责任大于天。无论初衷如何，教育者的智慧，就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之中；教育者的立场，就渗透在每一条学生管理规则之中。因此，莫以“好心”替代理性的思考，莫以“无奈”替代积极的行为，莫以“权威”替代教育的力量。■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