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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中国人，不能不关注儒家。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衰落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态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5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
其时也，对社会产生钜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吒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能回避的种种社会变革。那时，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的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鲜明而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圭臬。
这就是那个时代浓烈的社会风尚———“贵士”。
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实践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的曾经有过游说诸侯，预言邦国命运，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置国家兴亡于不顾、置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狗苟蝇营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大格局。
孔子的政治主张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未来走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归周礼，回归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等等。总体上说，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孔子对社会架构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是完全回归西周严格的礼制社会。孔子主张的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到礼制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孔子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维护已经消逝了的礼制社会的构成基础。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到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
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孔子的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但是，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上述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种种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其政治主张。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实践其政治主张。孔子以政治主张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在抽象意义上“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一定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的狼狈，却又在后来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儒家的完全复古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的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尊奉一个已经消亡的时代，并将那个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地返回到礼制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完全复古，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以及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构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主张变革的各个学派，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尤其是上古圣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时而变。”变革学派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
儒家却是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却完全肯定。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的这种完全复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的彻底的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
这个举世惟一的彻底复古学派，后来却不可思议地霸权加身，实在值得深加揣摩。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衰落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态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5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
其时也，对社会产生钜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吒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能回避的种种社会变革。那时，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的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鲜明而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圭臬。
这就是那个时代浓烈的社会风尚———“贵士”。
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实践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的曾经有过游说诸侯，预言邦国命运，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置国家兴亡于不顾、置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狗苟蝇营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大格局。
孔子的政治主张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未来走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归周礼，回归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等等。总体上说，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孔子对社会架构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是完全回归西周严格的礼制社会。孔子主张的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到礼制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孔子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维护已经消逝了的礼制社会的构成基础。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到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
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孔子的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但是，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上述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种种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其政治主张。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实践其政治主张。孔子以政治主张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在抽象意义上“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一定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的狼狈，却又在后来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儒家的完全复古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的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尊奉一个已经消亡的时代，并将那个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地返回到礼制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完全复古，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以及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构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主张变革的各个学派，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尤其是上古圣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时而变。”变革学派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
儒家却是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却完全肯定。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的这种完全复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的彻底的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
这个举世惟一的彻底复古学派，后来却不可思议地霸权加身，实在值得深加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