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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有灵》中的南瓜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所戴之玉，下凡感知人间的荒唐与辛酸。不同之处在于徐前岙并不是什么“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它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是徐海蛟透视中国人精神来路的一个窗口，这个身蕴灵气的南瓜在徐前岙的土地庙旁找到了“祖父”。
一个当代乡土寓言就此拉开帷幕。小说的叙事收放有度，就像“祖父”的农村生活一样精致，“十指不沾泥”，南瓜的人间历程在干净且内含调侃的笔调下舒展，譬如把“祖父”到土地庙拜神描述为“向土地爷汇报工作”，是俏皮而到位的。一点小清新并不能掩盖《南瓜有灵》的乡土质地，因为徐海蛟抓住了乡土的根，从蔑视写诗的金贵爹身上就可见一斑，他只相信能下雨的天和能长庄稼的地能作诗，看不惯拿笔杆子的“祖父”，再看金婆婆见到南瓜就下跪、上香、献祭品，整个乡土精神生活就坐实了。不需要依赖浓重的乡音，以自然的当代语言写出乡土的厚重是一项值得肯定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现在仍离不开乡土，以这样清而不浮的语言书写或许是一种探索的可能。
南瓜为什么非得降落在乡土之上，这可见出作家的“野心”。没人能背叛历史而存在，我们身上都流淌着历史的血液，当代文坛最大的历史就是乡土中国，所以每个抱负远大的作家都需要从乡土中走来，才能读懂当下的精神生活，才能看到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都有着长长的生命来路。甚至可以说，要理解任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最好有一个厚实的乡土底子。徐前岙在诉说着它以前的样子，“过去的徐前岙，是青草和树林的气味，是干草和牛粪的气味”，人们专注于秧苗的成色和田垄间的花草，汗水挥洒于耕地，乡情流溢于邻舍。这片土地孕育的人相信勤劳的双手，相信血浓于水，相信天地有正道。当星贵从西北回来以剁指相逼时，“祖父”只好把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功绩——显灵巨型南瓜拱手让给他;当星贵被放高利贷的黑帮害命之后，徐前岙村民自发带着劳具和棺材跟“祖父”进城要人……从这里出发，生活才是有“故乡”的，徐前岙的根基才是扎实的，后来发生的新变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乡土世界未曾间断的精神叩问迅速奔涌而至。“接下来到祖父院子里下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口中念念有词;有人扭曲了脸，涕泪横流;有人一脸敬畏，庄重得像一头石头塑像。”人世积压了多少苦闷、痛楚甚至绝望，才会让人们在一个南瓜面前涕泪交加、肃穆庄严？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乡土是有庄重的灵魂的，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活得是道德的，需要得到生命的理解和宽恕，需要有超越性的人间光照。这些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又将如何安身立命，去哪里获得心灵的安放？
一股“独特的气味”传到了徐前岙。天地因之易色，村民的心思从田地收成转向自己如何也搞一个奇珍异宝出来收费参观;兴办饭馆、旅店、赌场招徕游客以掏空他们的钱包;沉沦在赌场和毒品的虚幻极乐中无法自拔;青年男女开始犯病、身体溃烂……看到这番市场经济乱象，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庄重的乡土灵魂哪去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眼睛被蒙蔽了，鼻子被堵塞了，心智也偏瘫了，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而且坚韧顽强，我们今天也逃脱不了这追逐的漩渦。但我们比徐前岙的村民，比第一批经历改革浪潮的人有一段更长的审视距离，所以更能看清：尽情追逐后还是要面对灵魂和意义的苍白。遗憾的是，可能因为篇幅有限，中篇小说《南瓜有灵》在这方面没有充分发掘，没有哪个角色撑得起这样的精神厚度，“祖父”作为全村唯一一个诗人，从始至终承担着乡村伦理的义节，而星贵则由生到死都被物欲摁在地上，未曾见过站立起来的风景。面对以上种种追问，徐海蛟寄希望于“祖父”的惊蛰书院和南瓜叶水。惊蛰书院是一个典型的桃花源式交托，小孩免费上学，成人有偿识字，从根本上来说接续了现代启蒙的绕梁余音。这个未竟的事业仍在历史表面之下涓涓流淌，它悄无声息地存活，不敢轻易以其真面貌示人，这是它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它已被时代抛弃的证据。南瓜叶水能治男女之病也只是一时显灵，并非长久之计。小说末尾所言的“又一轮新的生命轮回即将开始”，或许意在“救救孩子”，他们还有生活的希望，而那些此在的、曾经庄重的、内心被击中过的乡土灵魂确是轻易地沉沦了。
这些人本是最需要文学关照的，沧海桑田之后他们的内心是否恢复了道德的约束力？郁结的情绪是否得到了发泄与慰藉？是否在磨难之上穿越了某些生活的规限？抑或是生命的意志被彻底浇灭了，一切都是虚伪的？中国乡土要赶的路还很长，况且时代的潮流并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等待谁，大时代的强制性话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将把我们卷向前方，低估或抬高人的创造能动性都是不适宜的，一个分寸不差的距离是那么难以分辨，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时刻保有一份对生命与死亡的敬畏，即使在弯道超车的同时，生者也能平和，死者也能安详，灵魂也能庄重。
一场正在进行的乡土灵魂在市场经济中自省的可能性想象应该被更多地书写。《南瓜有灵》的力道多半在批判和讽刺市场铜臭和人性贪婪上，这是一条稳妥的路子，但不妨向我们已经跑步进入的后现代社会坦露心胸，向它生命的现场敞开，以前的不可能或许可以变成现在的可能——自由。自由是当代文坛的存在内驱，它现代性的可能性还蕴藏着巨大的潜量，因为万千乡土灵魂仍渴望得到它的青睐。
在市场的多元搅拌后，人们应该不再满足于向南瓜下跪，而是踏过悲凉与苍白，自行回归到生活与存在的本质，于庞杂的混合世界中选择看到事物的美好。这种选择就是自由，是尼采所说的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家形而上学，“你也许会把这整个艺术家形而上学说成很随意、多余、富于幻想——但是，本质问题在于，这种艺术家形而上学已经流露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有一天将冒任何危险来抵制关于生存的道德解释和道德意味。”①当道德的虚伪的面具被撕裂，生活便充满了可能性。星贵完全可以拥抱另一种人生，假如被抢救过来了，“死过一回”的他从滥赌的悬崖边上勒马回头是符合现实逻辑的，当他的商业思维使用在正确的地方，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也就浮现出来了，或许他也可以接过“祖父”手中的接力棒，让惊蛰书院一代代办下去，让“钻进人的心里”“企图真正引发变化的”文字长久照耀徐前岙的夜空。于是乎，金婆婆们便有更多机会识见天地正道不是在南瓜里，而是在人心里，她不需要跪着祈求，她可以站立起来与伟大、宽广的灵魂对话，在天地间的温存里汲取精神养分，在与苍茫俗世的来回试探中积攒面对世界的底气。并不是说有了这种对话、养分和底气，金婆婆们就彻底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或存在的本质，因为对存在的本质的追问本来就是个无底洞，但能够感知到这个无底洞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学方式的满足。文学以它包罗万有的强大统摄力让我们触摸到这个无底洞，这就足以体现出它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恒久的、超越历史规限的存在，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脉充盈的人间心力，这样的人生虽然承担着生活的悲凉与苍白，但他们依旧可以在顷刻间与世界的美好一见钟情。
徐海蛟的《南瓜有灵》对我来说是一种发问：放眼新时代，那些曾经庄重的乡土灵魂哪去了？靠自由更近了吗？乡土精神来路的脚印已渐渐清晰，接下来隆重登场的应该是生命的出路。
注释：
①[德]尼采著，杨恒达等译：《悲剧的诞生》，《尼采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
一个当代乡土寓言就此拉开帷幕。小说的叙事收放有度，就像“祖父”的农村生活一样精致，“十指不沾泥”，南瓜的人间历程在干净且内含调侃的笔调下舒展，譬如把“祖父”到土地庙拜神描述为“向土地爷汇报工作”，是俏皮而到位的。一点小清新并不能掩盖《南瓜有灵》的乡土质地，因为徐海蛟抓住了乡土的根，从蔑视写诗的金贵爹身上就可见一斑，他只相信能下雨的天和能长庄稼的地能作诗，看不惯拿笔杆子的“祖父”，再看金婆婆见到南瓜就下跪、上香、献祭品，整个乡土精神生活就坐实了。不需要依赖浓重的乡音，以自然的当代语言写出乡土的厚重是一项值得肯定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现在仍离不开乡土，以这样清而不浮的语言书写或许是一种探索的可能。
南瓜为什么非得降落在乡土之上，这可见出作家的“野心”。没人能背叛历史而存在，我们身上都流淌着历史的血液，当代文坛最大的历史就是乡土中国，所以每个抱负远大的作家都需要从乡土中走来，才能读懂当下的精神生活，才能看到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都有着长长的生命来路。甚至可以说，要理解任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最好有一个厚实的乡土底子。徐前岙在诉说着它以前的样子，“过去的徐前岙，是青草和树林的气味，是干草和牛粪的气味”，人们专注于秧苗的成色和田垄间的花草，汗水挥洒于耕地，乡情流溢于邻舍。这片土地孕育的人相信勤劳的双手，相信血浓于水，相信天地有正道。当星贵从西北回来以剁指相逼时，“祖父”只好把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功绩——显灵巨型南瓜拱手让给他;当星贵被放高利贷的黑帮害命之后，徐前岙村民自发带着劳具和棺材跟“祖父”进城要人……从这里出发，生活才是有“故乡”的，徐前岙的根基才是扎实的，后来发生的新变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乡土世界未曾间断的精神叩问迅速奔涌而至。“接下来到祖父院子里下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口中念念有词;有人扭曲了脸，涕泪横流;有人一脸敬畏，庄重得像一头石头塑像。”人世积压了多少苦闷、痛楚甚至绝望，才会让人们在一个南瓜面前涕泪交加、肃穆庄严？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乡土是有庄重的灵魂的，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活得是道德的，需要得到生命的理解和宽恕，需要有超越性的人间光照。这些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又将如何安身立命，去哪里获得心灵的安放？
一股“独特的气味”传到了徐前岙。天地因之易色，村民的心思从田地收成转向自己如何也搞一个奇珍异宝出来收费参观;兴办饭馆、旅店、赌场招徕游客以掏空他们的钱包;沉沦在赌场和毒品的虚幻极乐中无法自拔;青年男女开始犯病、身体溃烂……看到这番市场经济乱象，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庄重的乡土灵魂哪去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眼睛被蒙蔽了，鼻子被堵塞了，心智也偏瘫了，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而且坚韧顽强，我们今天也逃脱不了这追逐的漩渦。但我们比徐前岙的村民，比第一批经历改革浪潮的人有一段更长的审视距离，所以更能看清：尽情追逐后还是要面对灵魂和意义的苍白。遗憾的是，可能因为篇幅有限，中篇小说《南瓜有灵》在这方面没有充分发掘，没有哪个角色撑得起这样的精神厚度，“祖父”作为全村唯一一个诗人，从始至终承担着乡村伦理的义节，而星贵则由生到死都被物欲摁在地上，未曾见过站立起来的风景。面对以上种种追问，徐海蛟寄希望于“祖父”的惊蛰书院和南瓜叶水。惊蛰书院是一个典型的桃花源式交托，小孩免费上学，成人有偿识字，从根本上来说接续了现代启蒙的绕梁余音。这个未竟的事业仍在历史表面之下涓涓流淌，它悄无声息地存活，不敢轻易以其真面貌示人，这是它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它已被时代抛弃的证据。南瓜叶水能治男女之病也只是一时显灵，并非长久之计。小说末尾所言的“又一轮新的生命轮回即将开始”，或许意在“救救孩子”，他们还有生活的希望，而那些此在的、曾经庄重的、内心被击中过的乡土灵魂确是轻易地沉沦了。
这些人本是最需要文学关照的，沧海桑田之后他们的内心是否恢复了道德的约束力？郁结的情绪是否得到了发泄与慰藉？是否在磨难之上穿越了某些生活的规限？抑或是生命的意志被彻底浇灭了，一切都是虚伪的？中国乡土要赶的路还很长，况且时代的潮流并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等待谁，大时代的强制性话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将把我们卷向前方，低估或抬高人的创造能动性都是不适宜的，一个分寸不差的距离是那么难以分辨，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时刻保有一份对生命与死亡的敬畏，即使在弯道超车的同时，生者也能平和，死者也能安详，灵魂也能庄重。
一场正在进行的乡土灵魂在市场经济中自省的可能性想象应该被更多地书写。《南瓜有灵》的力道多半在批判和讽刺市场铜臭和人性贪婪上，这是一条稳妥的路子，但不妨向我们已经跑步进入的后现代社会坦露心胸，向它生命的现场敞开，以前的不可能或许可以变成现在的可能——自由。自由是当代文坛的存在内驱，它现代性的可能性还蕴藏着巨大的潜量，因为万千乡土灵魂仍渴望得到它的青睐。
在市场的多元搅拌后，人们应该不再满足于向南瓜下跪，而是踏过悲凉与苍白，自行回归到生活与存在的本质，于庞杂的混合世界中选择看到事物的美好。这种选择就是自由，是尼采所说的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家形而上学，“你也许会把这整个艺术家形而上学说成很随意、多余、富于幻想——但是，本质问题在于，这种艺术家形而上学已经流露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有一天将冒任何危险来抵制关于生存的道德解释和道德意味。”①当道德的虚伪的面具被撕裂，生活便充满了可能性。星贵完全可以拥抱另一种人生，假如被抢救过来了，“死过一回”的他从滥赌的悬崖边上勒马回头是符合现实逻辑的，当他的商业思维使用在正确的地方，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也就浮现出来了，或许他也可以接过“祖父”手中的接力棒，让惊蛰书院一代代办下去，让“钻进人的心里”“企图真正引发变化的”文字长久照耀徐前岙的夜空。于是乎，金婆婆们便有更多机会识见天地正道不是在南瓜里，而是在人心里，她不需要跪着祈求，她可以站立起来与伟大、宽广的灵魂对话，在天地间的温存里汲取精神养分，在与苍茫俗世的来回试探中积攒面对世界的底气。并不是说有了这种对话、养分和底气，金婆婆们就彻底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或存在的本质，因为对存在的本质的追问本来就是个无底洞，但能够感知到这个无底洞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学方式的满足。文学以它包罗万有的强大统摄力让我们触摸到这个无底洞，这就足以体现出它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恒久的、超越历史规限的存在，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脉充盈的人间心力，这样的人生虽然承担着生活的悲凉与苍白，但他们依旧可以在顷刻间与世界的美好一见钟情。
徐海蛟的《南瓜有灵》对我来说是一种发问：放眼新时代，那些曾经庄重的乡土灵魂哪去了？靠自由更近了吗？乡土精神来路的脚印已渐渐清晰，接下来隆重登场的应该是生命的出路。
注释：
①[德]尼采著，杨恒达等译：《悲剧的诞生》，《尼采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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