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恶势力犯罪 特征 对策
　　恶势力犯罪作为社会的毒瘤，极大地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利，影响了地方政权建设和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为扫除黑恶势力犯罪，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下称“通知”），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此拉开。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协同作战，于2018年1月16日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文件对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认定。“恶势力”能够出现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上，肯定了“恶势力”作为一种半正式刑法制度的地位。本文试对恶势力犯罪70份随机案例样本进行分析，揭示其主要表现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恶势力犯罪的样本分析

　　恶势力犯罪有其自身的特征。笔者在无讼案例网上进行检索，以“恶势力”为搜索条件，案由为“刑事”，文书性质为“判决书”。，检索到各级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例文书共2766份，对这2766份判决书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共抽取100份，剔除二审中认定的犯罪事实与一审一致的判决书、被告人信息缺失较多的判决书，共得到70份有效的判决书。以这70份判决书为分析对象，可以发现目前恶势力犯罪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涉嫌恶势力犯罪案由以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居多
　　在70份刑事判决书中，以寻衅滋事罪为案由的判决书共有22份，为最多;其次是以开设赌场罪为案由的判决书，共有11份。接下来依次是聚众斗殴罪案由的有8份、强迫交易罪案由的有7份、敲诈勒索罪案由的有6份、故意伤害罪案由的有3份、组织卖淫罪和诈骗罪的案由均各有2份。而挪用资金罪、强迫劳动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虚假诉讼罪的案由只有1份。由此可见，恶势力多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较容易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在黄武宏、花中祥寻衅滋事一案中，虽然被告人犯罪的起因不同，但都有在公众场所起哄闹事、纠集多人殴打他人的情况。
　　（二）恶势力被告人大多无固定职业
　　在70份判决书中，共有508位被告人，其中被告人无固定职业的有197人，被告人工作信息缺失的有96人，有固定职业的有101人。比较来看，无固定职业的被告人数量是有固定职业被告人数量的近1倍。这表明，恶势力犯罪的主体以社会闲散人员为主，其中一部分从事临时性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这类人员因收入不稳定，便会倾向于采取非法手段来弥补物质的匮乏，当他们身边熟悉的人存在同样的状况时，便会结成团伙，形成贪利性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例如蔡某等13人敲诈勒索、诈骗罪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三）惡势力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
　　通过对70份刑事判决书中的508位被告人的文化程度进行统计，发现文盲有6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1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19人、高中文化程度有46人、中专文化程度有31人、大专文化程度有10人、大学本科有6人，另有75名被告人文化程度信息缺失。由此可见，被告人的文化程度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文盲最少，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文化程度的人数依次减少，这说明在当前中国的义务教育下，不识字的人已经很少，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的发生。而其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也反映了恶势力犯罪人员整体文化素质程度低，并不会实施如白领犯罪等职务犯罪、网络犯罪，从而造成跨区域、跨行业的严重社会影响。

二、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随着我国司法机关一轮又一轮打击黑恶势力专项行动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黑恶势力人现象有所收敛，其中少部分恶势力的活动方式由公开转为地下，甚至进行合法包装，以开办公司等方式进行非法活动。例如在任某等寻衅滋事罪案件中，被告人任某与李某合伙成立公司，该公司的业务为网络小额高利贷款，并以“借一押一”（即借款客户的借条金额为约定借款金额的二倍）、人为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设定7天还款期限、事先以手续费名义收取借款金额20%至30%的费用、要求逾期客户支付高额续期费等方式赚取高额利润。并且专门成立催讨子公司，与该子公司在运营期间组成较为严密和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由母公司通过网络进行高利放贷，由子公司对逾期借款客户使用辱骂、恐吓等手段进行催讨。
　　（二）向基层渗透明显，寻求“保护伞”
　　为规避扫黑除恶带来的打击，恶势力开始从中心城区向治理较薄弱的基层或农村转移。与此同时，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客观上给农村地区的群众带来了颇为丰厚的补偿。赌博、嫖娼等恶势力操纵的不良行业也开始盯上农民手中的资金，在农村、社区等地开设赌场、容留卖淫等。这使得基层政权建设不稳固的地方，就更容易受到恶势力的侵蚀，出现恶势力的“保护伞”。例如，被告人杨某等7人开设赌场一案中，被告人杨某等人，纠集被告人覃某等人，分别在怀化市下乡村多地多次开设赌场，从中抽头渔利，巨额敛财。。还如被告人李某在2011年底、2014年底两次当选为南二营村村主任后，为了回报王某某等人的帮助，通过把持基层政权，以暴树威，帮助该团伙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明显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特征。
　　（三）恶势力违法犯罪手段走向“软暴力”
　　近年来，恶势力团伙使用的犯罪手段一改过去“打打杀杀”式的硬暴力手段，而转为以滋扰、尾随、威胁等软暴力方式较为常见。例如，被告人张某纠集上诉人夏某等人，自2017年12月份，张某等人交叉作案，采取拉白色横幅、用喇叭喊话、用油漆在墙上写字、扔砖头、摔酒瓶、语言恐吓等方式多次到任某的美容店和其父亲家中要账，实施恶势力犯罪。二审时上诉人张某提出其“没有组织，没有分工，没有过激行为，也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应被视为恶势力。”法院最终以“采取拉白色条幅、用喇叭喊话、语言恐吓等手段参与犯罪，属共同犯罪中的部分行为，其行为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4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明确了“软暴力”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以及《指导意见》第14条“恶势力”概念中的“其他手段”，这为惩处“软暴力”型恶势力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