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新动力在何处?在投资与出口动力源已开始出现边际效应下降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源要从结构调整中寻找，但这种结构不仅仅在于产业结构，也在空间布局、城乡布局、收入布局上的结构调整及结构优化重新产生的经济增长动能上。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由此而论，如果推出就业与福利上交税收减免的奖励规划，或能在解决农村居民城市就业及福利问题上提供一个方向，也为城乡统筹提供了解决的途径，从而调动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企业雇佣农民工的积极性，将本来转移支付的部分预算安排于农民工的就业和福利，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然，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资源税等形式筹集社会经济发展资金，根据当地的文化、资源特点，设立各有特色的开发区、振兴区，将有利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减少农民工全国大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因此，打破户口制度下的城乡隔离壁垒，重构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释放中国农民的消费潜力，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先通过补偿农民工，进而增进全社会的大效益，打开并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