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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抢占了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接受和收编大批日伪军，获得美国军火和物资的巨额援助，接收大量的敌产等，一时貌似强大得很，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资本十分雄厚。然而，全国人民饱受多年战乱的痛苦，渴望和平建设国家，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很高，许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宣言和谈话。美国政府出于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人民和平愿望的考虑，也希望中国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设计的方案是：促使蒋介石让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解放区政权，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来，使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可靠伙伴。鉴于内外形势，又因为发动全面内战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蒋介石一时也就主动表示要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以彰显自己的强大优势，迫使中共屈服。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周恩来到重庆来商谈，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其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说“已准备飞机迎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日经过反复商讨，并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于8月28日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重庆。蒋介石原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自己谈判，事前未有充分准备，毛泽东来到重庆的当天中午，才匆匆召集五院院长会商谈判的方针，表示要以“诚挚”的姿态对待毛泽东，但提出的谈判方针则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他把这个方针归纳为三点：“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一时给国人带来了和平建国的希望。这期间，蒋介石同毛泽东直接进行了几次会晤和谈判。同时，派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四人作为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会谈。在会谈中王世杰、张群等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来，只是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9月4日，蒋介石在听了张群等人的汇报后，针对毛泽东于2日提出的八项原则意见以及3日周恩来提出的十一项方案，拟定《对中共谈判要点》：“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蒋介石把《要点》交给张群等人，责成他们据此拟出回答中共的复案。
国共双方谈判的焦点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上。蒋介石是欲在谈判桌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十九个解放区政权和一百二十万正规军、二百二十万民兵，只给几个官职了事。他始终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他甚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着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嗣后毛泽东当面回答蒋介石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为了谋取国内和平，中共在谈判中作出较大让步，表示解放区的军队，可以从初先提出的四十八个师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以至二十个师；解放区可以让出八个。但双方仍然有很大距离，谈判旷日持久。
此时，蒋介石为了给谈判施加压力，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武装力量自卫反击，在晋东南长治、豫西等地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的军事施压没有成功，谈判仍然继续进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于9月末10月初去西昌“休息”时，曾动念要扣留和“审治”毛泽东。他在9月29日的日记中，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十一条“罪恶”。只是他盱衡国际形势，“俄是否因此借口毁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还想到国内各界必然会产生强烈反应，何况赫尔利对毛泽东的安全作出了保证。经过反反复复的“郑重考虑”，10月6日他醒悟到“不敢稍有孟浪”。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几天后的10月10日，蒋介石在发布国民政府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的名单中，不仅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还加进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他在日记中说：“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把勋章挂在内心认为有“滔天罪恶”的政敌身上，正是蒋介石这位政治人物复杂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的强大浪潮推动之下，双方经过前后四十三天的商谈，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中共方面承认“蒋主席领导”。在《纪要》中规定了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政府代表在《纪要》中表示：“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自由，“废止或修正”不合此原则之现行法令；“即行承认”“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严禁特务机关“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等。
但是，前后四十三天谈判中反复争论的解放区军队和政权两大问题，仍未获得解决，蒋介石仍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对于中共先后提出的四个方案，均予拒绝，只是在《纪要》中载明“继续商谈”。
在《会谈纪要》签订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多次会晤，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甚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但是10月11日晨蒋介石与毛泽东离渝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又强硬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两天前与毛泽东的会晤中，蒋已经彻底道出了心声：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同国民党）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这还是当年“溶共”的基本思路。
更严重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个《会谈纪要》放在眼里。就在《纪要》签字的第三天，他发出密电，下令国民党将领“遵照中正所定《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出动进攻解放区，在津浦、平汉、同蒲、平绥各路沿线展开广泛的攻击，力图控制华北平原，夺取通向东北的道路。11月9日至16日，蒋在重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军队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纷纷发出呼吁，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党争。各界代表于11月19日组成“反内战联合会”。成都各大学二十一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昆明六千余师生11月26日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包围和开枪威胁。12月1日罢课的学生被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
（选自《蒋介石传》，中华书局）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周恩来到重庆来商谈，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其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说“已准备飞机迎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日经过反复商讨，并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于8月28日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重庆。蒋介石原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自己谈判，事前未有充分准备，毛泽东来到重庆的当天中午，才匆匆召集五院院长会商谈判的方针，表示要以“诚挚”的姿态对待毛泽东，但提出的谈判方针则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他把这个方针归纳为三点：“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一时给国人带来了和平建国的希望。这期间，蒋介石同毛泽东直接进行了几次会晤和谈判。同时，派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四人作为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会谈。在会谈中王世杰、张群等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来，只是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9月4日，蒋介石在听了张群等人的汇报后，针对毛泽东于2日提出的八项原则意见以及3日周恩来提出的十一项方案，拟定《对中共谈判要点》：“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蒋介石把《要点》交给张群等人，责成他们据此拟出回答中共的复案。
国共双方谈判的焦点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上。蒋介石是欲在谈判桌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十九个解放区政权和一百二十万正规军、二百二十万民兵，只给几个官职了事。他始终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他甚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着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嗣后毛泽东当面回答蒋介石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为了谋取国内和平，中共在谈判中作出较大让步，表示解放区的军队，可以从初先提出的四十八个师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以至二十个师；解放区可以让出八个。但双方仍然有很大距离，谈判旷日持久。
此时，蒋介石为了给谈判施加压力，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武装力量自卫反击，在晋东南长治、豫西等地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的军事施压没有成功，谈判仍然继续进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于9月末10月初去西昌“休息”时，曾动念要扣留和“审治”毛泽东。他在9月29日的日记中，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十一条“罪恶”。只是他盱衡国际形势，“俄是否因此借口毁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还想到国内各界必然会产生强烈反应，何况赫尔利对毛泽东的安全作出了保证。经过反反复复的“郑重考虑”，10月6日他醒悟到“不敢稍有孟浪”。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几天后的10月10日，蒋介石在发布国民政府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的名单中，不仅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还加进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他在日记中说：“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把勋章挂在内心认为有“滔天罪恶”的政敌身上，正是蒋介石这位政治人物复杂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的强大浪潮推动之下，双方经过前后四十三天的商谈，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中共方面承认“蒋主席领导”。在《纪要》中规定了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政府代表在《纪要》中表示：“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自由，“废止或修正”不合此原则之现行法令；“即行承认”“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严禁特务机关“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等。
但是，前后四十三天谈判中反复争论的解放区军队和政权两大问题，仍未获得解决，蒋介石仍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对于中共先后提出的四个方案，均予拒绝，只是在《纪要》中载明“继续商谈”。
在《会谈纪要》签订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多次会晤，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甚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但是10月11日晨蒋介石与毛泽东离渝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又强硬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两天前与毛泽东的会晤中，蒋已经彻底道出了心声：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同国民党）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这还是当年“溶共”的基本思路。
更严重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个《会谈纪要》放在眼里。就在《纪要》签字的第三天，他发出密电，下令国民党将领“遵照中正所定《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出动进攻解放区，在津浦、平汉、同蒲、平绥各路沿线展开广泛的攻击，力图控制华北平原，夺取通向东北的道路。11月9日至16日，蒋在重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军队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纷纷发出呼吁，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党争。各界代表于11月19日组成“反内战联合会”。成都各大学二十一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昆明六千余师生11月26日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包围和开枪威胁。12月1日罢课的学生被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
（选自《蒋介石传》，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