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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华路甲9号，世贸国际公寓。台湾《中国时报》在这个高档社区里买下一套房子，作为其北京特派员王铭义的驻地。中共十八大开幕以来，他每天就是从这里出发，直奔5公里外的人民大会堂。
“在这座棋盘式的北京城采访，熟悉地标与方位是必备的生活技能。”午后的风，迎面扬起王铭义的灰白头发，像要把他的声音吞没；他也不急，既不提高音量也不加快语速，一口台湾普通话，轻柔地传进风里：“光华路甲9号是个好地方哦。以这里为圆心，很多国家的大使馆都在1公里的半径内。到外交部1.5公里，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约5公里，到钓鱼台国宾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约10公里。”
他烂熟于心又脱口而出的，全是北京的政治地标。采访两岸新闻22年，经常往返于大陆、台湾之间，他是这些政治地标的常客，在其中见过不少大陆领导人，见证了两岸“破冰”、“结冰”、“再融冰”的全过程。他在新书《北京·光华路甲9号：驻京采访札记》里披露的两岸政治内情，连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看了都直呼：“好多事我都不知道！”
“朱镕基让人热血沸腾，温家宝感性与理性并存”
今天看来，选择赴京，是王铭义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1985年，我从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就投身新闻界，一直跑政治新闻，主要是‘立法院’的新闻，很快就熟悉了台湾‘立委’的一套做法。他们开会时会吵架，也会打架，政见不合冲上去抓住你领带先给你一下。但是散会后，挨打的笑嘻嘻地拽住打人的：‘喂，你刚才拉我领带拉得太紧哦！’‘哎呀不好意思，走走走吃饭去。’两个人又坐到一起谈了。我就想，大陆的两会是怎么开的呢？正好，1987年我在《自立晚报》的同事李永得、徐璐，突破台湾的禁令，取道日本，进入大陆采访，轰动一时。第二年，台湾就开放了赴大陆采访。”
1990年3月，王铭义首次来到北京采访全国两会。走进人民大会堂，他的第一感觉是，“哇，好大啊！几千人的大场面，仪式感很强，这会要怎么开呢？”当时媒体采访区设在一层，允许记者进入会场采访，王铭义就和其他记者一道，紧追代表们提问，从大会堂门外一直跟到一层会场里。代表想入座，他们一把拦住，把代表拉到合适的位置：“等等，请您拍张照。”立刻就有无数“长枪短炮”拥上来，“咔擦咔擦”拍个不停。代表们不适应这种采访方式，在镜头前拘谨而立，表情严肃。王铭义立刻感受到了两岸政治气氛的差异，“在台湾，你可以把麦克风堵到领导人嘴边；在大陆，不要说领导人，普通人都没法接受你这样做”。
从那以后，两会成为王铭义观察大陆的一个重要窗口。驻京22年，他参加了16次两会，一言以蔽之，“气氛越来越开放”。1998年3月，王铭义得到了向新任总理朱镕基提问的机会。“那是朱总理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一开口就是短句子、大实话，有激情，跟我们接触过的习惯用长句、讲政策性语言的大陆官员截然不同。俄罗斯记者问了一个中俄关系的问题，朱镕基马上回答‘外交我管得很少’，接着说‘是不是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做一些补充呢’。一个总理在自己的记者招待会上，请副总理回答问题，这表明朱镕基的胸怀很大呀，不懂就是不懂，敢承认，够坦率。所以那天现场气氛很活跃，每个记者都热血沸腾。我一直在举手，直到快结束时得到一个提问机会，问的是当年台湾最关心的第二次汪辜会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两岸关系进行的会谈）何时举行。”
再次得到和总理对话的机会，已是14年后，即今年两会上。这次也是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其实今年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特别多，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守好本分，只问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问题，顺便也问问温总理退休后有没有可能去台湾自由行。”结果，“大家都没想到温总理会那么真情流露。在我看来，他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人。”
“跟两任总理都对过话了，明年呢？还打算向新总理提问吗？”“当然。”王铭义毫不犹豫，“我还会问两岸问题。”
和国民党高层聊中共总书记
查看1998年和2012年两次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录像，会发现王铭义有一个显著变化：乌丝成了白发。其实，出生于1960年的王铭义今年只有52岁，但出生于1932年、今年已70岁的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敬重地说：“王铭义先生在两岸关系的资历上比我还深。”
王铭义采访两岸事务，起于1990年台湾海峡的两起悲剧——7月，台湾当局用船舱被钉死的小渔船遣返26名大陆偷渡渔民，其中25人被活活闷死；8月，又改用军舰押送大陆偷渡渔船，行驶到海峡中线时，军舰掉头返航，一下子把渔船撞沉了，21人淹死。46条人命促使两岸红十字会坐到一起，紧急商议遣返事宜，9月即签署《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分别授权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当年的会议并未公开进行，但王铭义事后深入采访两岸红十字会的谈判代表，完整记录了这个“破冰时刻”。
这次事情之后，台湾成立了海基会，大陆随后也成立了海协会，两岸通过民间机构开始了比较稳固的协商交流。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即“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香港会谈，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1998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王銘义都全程参加了采访。
李登辉、陈水扁两人10余年的折腾，使两岸关系进入“结冰期”。2005年开始，国民党大佬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相继踏上“融冰之路”。王铭义不仅参加了各次重要会谈的采访，还仗着自己和连战、吴伯雄及其幕僚们的私交够铁，“打个电话约好了，随时可以去他们的办公室”，从台湾高层嘴里，王铭义挖出不少他们与总书记交往的内幕。
2008年4月29日，正好是连战和胡锦涛总书记首次见面后第三年的同一天，又恰好是国民党重获台湾地区执政地位、马英九还有21天就上任的时候，两人选在这个日子会面很有意义。那天，总书记在钓鱼台宴请连战和夫人、幕僚。晚宴结束后，总书记神采奕奕，热情地说：“连主席，我陪你们在园子里走一段吧！”于是他们两人在前，国共两党的要员跟随在后，在夜色中散步。“我一听到这里就想，餐后散步，这是很少见的高规格接待呀，两人边散步边说些什么呢？连战告诉我，当时总书记有感而发地对他讲：‘3年前，我们排除万难达成五项愿景，如今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新形势，你我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为了我们两岸后代子孙啊。’” “吴伯雄跟总书记也有很多互动。”王铭义说，“2009年5月26日，农历五月初三，总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他。主菜上桌后，总书记示意服务员将一个蛋糕从侧门推进宴会厅，自己起身举杯向他致意。这时候国民党一些陪同人员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吴伯雄的农历70岁生日！几天后，吴伯雄登机前往上海访问，国台办主任王毅又亲手把生日宴的巨幅照片送给他。吴伯雄说起这些就很感叹：‘真是体验到了共产党人细致的工作作风。’”
在王铭义的讲述中，蹦出来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总书记”。显然，这个称呼对他来说已经很自然了。
“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跟总书记交往的内情告诉您？”“因为他们认识我十几二十年了，信得过我，知道我会如实写。我总跟他们说：‘不行，你不能这么笼统地讲，把照片拿出來，给我还原那个画面。’我会逼他们好好回忆每个细微的肢体语言、每句关键的话语。”
是“北漂”，也是“老北京”
看着把政治新闻做得风生水起的王铭义，记者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您是蓝营的还是绿营的？”
王铭义迟疑片刻：“我……不是蓝也不是绿。”
“加入过国民党吗？”
“台湾男生要服兵役。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开放党禁，有国民党的身份在部队里会好过一点，所以就加入了。服完兵役上大学，就没再要这个身份，没再跟党部联系，变成‘失联党员’，自然脱党。”
每当台湾选战正酣时，王铭义就会回台湾投票，他在书中说，自己是“投完选票，再赶往北京驻地采访的‘北漂一族’”。不过，2011年，在一次与北京市副市长吉林的餐会上，他却戏称：“我是一个‘老北京’了。”一个祖籍福建漳州、生在台湾台中、加入过国民党、给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投过票的人，如今认同自己是“老北京”，这让我们在莞尔之余，又忍不住探究他的心路历程。
刚来北京时，王铭义住在王府井一带的酒店里。那时的王府井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真正是“天子脚下皇城根”的模样。这个古都一角最寻常的日出日落、起风飘雪，都能叫他流连忘返。王铭义还设法找到了在北京的姻亲，他岳父在国共内战时去了台湾，而岳父的堂兄妹一家留在北平。后来，受岳父之托，他组织一大家子人办了场聚会，互相了解对方这几十年来的生活，补回被割裂的亲情和记忆。可以想象，王府井凝聚了他来大陆之初的印象和温情。
“王府井一年变一个样，老房子拆了，胡同消失了，马路宽了，新楼盖起来了，人多了，到现在，完全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20多年，北京发展得如此之快，现代与传统交错，我们这些驻京记者是亲眼看见的，是感受最深、最强烈的。但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的王府井，想起老北京城。”
事实上，王铭义和台湾驻京记者这个特殊群体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也构成了中国变化里鲜活的一部分。
他们接触到的人的状态变了。“1990年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时，只要我一举手，说我是台湾记者，很多人就围着我看，甚至还反过来采访我。”如今，王铭义结识了很多两岸三地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他会请他们去台湾看看；听说他的书出版了，国台办主任王毅会笑着问他：“怎么不送一本给我？”
他们的工作方向调整了。2000年，取消了台湾记者必须住涉外酒店的规定，台湾媒体开始在北京寻找固定驻地。“我们先是租房子住，扎堆搬到西城区。因为那时候做的都是政治新闻，离国家机关越近越好。最近几年，各个媒体开始在北京买房子，大家慢慢地往东边搬，集中到朝阳区的商业中心，跑经济新闻或者媒体自己搞商业活动都方便些。”从政治中心向商业中心的搬家过程，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他们的工作环境变了。最初来大陆时，台湾记者最多只能待一个月。2005年开始，延长至3个月，还可以申请延期一次。2008年，相关规定进一步放宽。王铭义向记者展示他在西藏拍的照片，“我们可以自由前往大陆的任何地方，唯一的例外是西藏，但也就是多了一道申请手续，或者直接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西藏采访活动。”
台湾驻京记者也在逐步适应大陆。2008年5月28日，当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握住吴伯雄的手时，现场一片安静，只听见快门声和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寒暄声。台湾记者不再高声喊叫要求提问，或是闯过警戒线要求拍张更近的照片。他们，也在变。
“记者，应该作为两岸沟通桥梁中的桥梁。”这是王铭义对两岸媒体同行最常分享的工作体验。一位台湾记者驻京的22年，也是大陆的风物人情影响台湾记者的22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两岸的水乳交融。
“在这座棋盘式的北京城采访，熟悉地标与方位是必备的生活技能。”午后的风，迎面扬起王铭义的灰白头发，像要把他的声音吞没；他也不急，既不提高音量也不加快语速，一口台湾普通话，轻柔地传进风里：“光华路甲9号是个好地方哦。以这里为圆心，很多国家的大使馆都在1公里的半径内。到外交部1.5公里，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约5公里，到钓鱼台国宾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约10公里。”
他烂熟于心又脱口而出的，全是北京的政治地标。采访两岸新闻22年，经常往返于大陆、台湾之间，他是这些政治地标的常客，在其中见过不少大陆领导人，见证了两岸“破冰”、“结冰”、“再融冰”的全过程。他在新书《北京·光华路甲9号：驻京采访札记》里披露的两岸政治内情，连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看了都直呼：“好多事我都不知道！”
“朱镕基让人热血沸腾，温家宝感性与理性并存”
今天看来，选择赴京，是王铭义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1985年，我从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就投身新闻界，一直跑政治新闻，主要是‘立法院’的新闻，很快就熟悉了台湾‘立委’的一套做法。他们开会时会吵架，也会打架，政见不合冲上去抓住你领带先给你一下。但是散会后，挨打的笑嘻嘻地拽住打人的：‘喂，你刚才拉我领带拉得太紧哦！’‘哎呀不好意思，走走走吃饭去。’两个人又坐到一起谈了。我就想，大陆的两会是怎么开的呢？正好，1987年我在《自立晚报》的同事李永得、徐璐，突破台湾的禁令，取道日本，进入大陆采访，轰动一时。第二年，台湾就开放了赴大陆采访。”
1990年3月，王铭义首次来到北京采访全国两会。走进人民大会堂，他的第一感觉是，“哇，好大啊！几千人的大场面，仪式感很强，这会要怎么开呢？”当时媒体采访区设在一层，允许记者进入会场采访，王铭义就和其他记者一道，紧追代表们提问，从大会堂门外一直跟到一层会场里。代表想入座，他们一把拦住，把代表拉到合适的位置：“等等，请您拍张照。”立刻就有无数“长枪短炮”拥上来，“咔擦咔擦”拍个不停。代表们不适应这种采访方式，在镜头前拘谨而立，表情严肃。王铭义立刻感受到了两岸政治气氛的差异，“在台湾，你可以把麦克风堵到领导人嘴边；在大陆，不要说领导人，普通人都没法接受你这样做”。
从那以后，两会成为王铭义观察大陆的一个重要窗口。驻京22年，他参加了16次两会，一言以蔽之，“气氛越来越开放”。1998年3月，王铭义得到了向新任总理朱镕基提问的机会。“那是朱总理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一开口就是短句子、大实话，有激情，跟我们接触过的习惯用长句、讲政策性语言的大陆官员截然不同。俄罗斯记者问了一个中俄关系的问题，朱镕基马上回答‘外交我管得很少’，接着说‘是不是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做一些补充呢’。一个总理在自己的记者招待会上，请副总理回答问题，这表明朱镕基的胸怀很大呀，不懂就是不懂，敢承认，够坦率。所以那天现场气氛很活跃，每个记者都热血沸腾。我一直在举手，直到快结束时得到一个提问机会，问的是当年台湾最关心的第二次汪辜会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两岸关系进行的会谈）何时举行。”
再次得到和总理对话的机会，已是14年后，即今年两会上。这次也是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其实今年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特别多，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守好本分，只问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问题，顺便也问问温总理退休后有没有可能去台湾自由行。”结果，“大家都没想到温总理会那么真情流露。在我看来，他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人。”
“跟两任总理都对过话了，明年呢？还打算向新总理提问吗？”“当然。”王铭义毫不犹豫，“我还会问两岸问题。”
和国民党高层聊中共总书记
查看1998年和2012年两次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录像，会发现王铭义有一个显著变化：乌丝成了白发。其实，出生于1960年的王铭义今年只有52岁，但出生于1932年、今年已70岁的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敬重地说：“王铭义先生在两岸关系的资历上比我还深。”
王铭义采访两岸事务，起于1990年台湾海峡的两起悲剧——7月，台湾当局用船舱被钉死的小渔船遣返26名大陆偷渡渔民，其中25人被活活闷死；8月，又改用军舰押送大陆偷渡渔船，行驶到海峡中线时，军舰掉头返航，一下子把渔船撞沉了，21人淹死。46条人命促使两岸红十字会坐到一起，紧急商议遣返事宜，9月即签署《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分别授权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当年的会议并未公开进行，但王铭义事后深入采访两岸红十字会的谈判代表，完整记录了这个“破冰时刻”。
这次事情之后，台湾成立了海基会，大陆随后也成立了海协会，两岸通过民间机构开始了比较稳固的协商交流。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即“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香港会谈，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1998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王銘义都全程参加了采访。
李登辉、陈水扁两人10余年的折腾，使两岸关系进入“结冰期”。2005年开始，国民党大佬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相继踏上“融冰之路”。王铭义不仅参加了各次重要会谈的采访，还仗着自己和连战、吴伯雄及其幕僚们的私交够铁，“打个电话约好了，随时可以去他们的办公室”，从台湾高层嘴里，王铭义挖出不少他们与总书记交往的内幕。
2008年4月29日，正好是连战和胡锦涛总书记首次见面后第三年的同一天，又恰好是国民党重获台湾地区执政地位、马英九还有21天就上任的时候，两人选在这个日子会面很有意义。那天，总书记在钓鱼台宴请连战和夫人、幕僚。晚宴结束后，总书记神采奕奕，热情地说：“连主席，我陪你们在园子里走一段吧！”于是他们两人在前，国共两党的要员跟随在后，在夜色中散步。“我一听到这里就想，餐后散步，这是很少见的高规格接待呀，两人边散步边说些什么呢？连战告诉我，当时总书记有感而发地对他讲：‘3年前，我们排除万难达成五项愿景，如今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新形势，你我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为了我们两岸后代子孙啊。’” “吴伯雄跟总书记也有很多互动。”王铭义说，“2009年5月26日，农历五月初三，总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他。主菜上桌后，总书记示意服务员将一个蛋糕从侧门推进宴会厅，自己起身举杯向他致意。这时候国民党一些陪同人员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吴伯雄的农历70岁生日！几天后，吴伯雄登机前往上海访问，国台办主任王毅又亲手把生日宴的巨幅照片送给他。吴伯雄说起这些就很感叹：‘真是体验到了共产党人细致的工作作风。’”
在王铭义的讲述中，蹦出来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总书记”。显然，这个称呼对他来说已经很自然了。
“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跟总书记交往的内情告诉您？”“因为他们认识我十几二十年了，信得过我，知道我会如实写。我总跟他们说：‘不行，你不能这么笼统地讲，把照片拿出來，给我还原那个画面。’我会逼他们好好回忆每个细微的肢体语言、每句关键的话语。”
是“北漂”，也是“老北京”
看着把政治新闻做得风生水起的王铭义，记者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您是蓝营的还是绿营的？”
王铭义迟疑片刻：“我……不是蓝也不是绿。”
“加入过国民党吗？”
“台湾男生要服兵役。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开放党禁，有国民党的身份在部队里会好过一点，所以就加入了。服完兵役上大学，就没再要这个身份，没再跟党部联系，变成‘失联党员’，自然脱党。”
每当台湾选战正酣时，王铭义就会回台湾投票，他在书中说，自己是“投完选票，再赶往北京驻地采访的‘北漂一族’”。不过，2011年，在一次与北京市副市长吉林的餐会上，他却戏称：“我是一个‘老北京’了。”一个祖籍福建漳州、生在台湾台中、加入过国民党、给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投过票的人，如今认同自己是“老北京”，这让我们在莞尔之余，又忍不住探究他的心路历程。
刚来北京时，王铭义住在王府井一带的酒店里。那时的王府井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真正是“天子脚下皇城根”的模样。这个古都一角最寻常的日出日落、起风飘雪，都能叫他流连忘返。王铭义还设法找到了在北京的姻亲，他岳父在国共内战时去了台湾，而岳父的堂兄妹一家留在北平。后来，受岳父之托，他组织一大家子人办了场聚会，互相了解对方这几十年来的生活，补回被割裂的亲情和记忆。可以想象，王府井凝聚了他来大陆之初的印象和温情。
“王府井一年变一个样，老房子拆了，胡同消失了，马路宽了，新楼盖起来了，人多了，到现在，完全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20多年，北京发展得如此之快，现代与传统交错，我们这些驻京记者是亲眼看见的，是感受最深、最强烈的。但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的王府井，想起老北京城。”
事实上，王铭义和台湾驻京记者这个特殊群体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也构成了中国变化里鲜活的一部分。
他们接触到的人的状态变了。“1990年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时，只要我一举手，说我是台湾记者，很多人就围着我看，甚至还反过来采访我。”如今，王铭义结识了很多两岸三地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他会请他们去台湾看看；听说他的书出版了，国台办主任王毅会笑着问他：“怎么不送一本给我？”
他们的工作方向调整了。2000年，取消了台湾记者必须住涉外酒店的规定，台湾媒体开始在北京寻找固定驻地。“我们先是租房子住，扎堆搬到西城区。因为那时候做的都是政治新闻，离国家机关越近越好。最近几年，各个媒体开始在北京买房子，大家慢慢地往东边搬，集中到朝阳区的商业中心，跑经济新闻或者媒体自己搞商业活动都方便些。”从政治中心向商业中心的搬家过程，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他们的工作环境变了。最初来大陆时，台湾记者最多只能待一个月。2005年开始，延长至3个月，还可以申请延期一次。2008年，相关规定进一步放宽。王铭义向记者展示他在西藏拍的照片，“我们可以自由前往大陆的任何地方，唯一的例外是西藏，但也就是多了一道申请手续，或者直接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西藏采访活动。”
台湾驻京记者也在逐步适应大陆。2008年5月28日，当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握住吴伯雄的手时，现场一片安静，只听见快门声和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寒暄声。台湾记者不再高声喊叫要求提问，或是闯过警戒线要求拍张更近的照片。他们，也在变。
“记者，应该作为两岸沟通桥梁中的桥梁。”这是王铭义对两岸媒体同行最常分享的工作体验。一位台湾记者驻京的22年，也是大陆的风物人情影响台湾记者的22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两岸的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