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潜存着一种强烈的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实质上又是近现代以来“救亡意识”的一种变奏。弥漫于学术界的“创新”思潮与这种“主体意识”的挺立是相互联系的。创新必基于不同思想文化之要素的整合，“整合性创新”体现为思想创新的普遍原理。冯友兰、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应在历史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关于中国哲学的“整合性创新”活动，并实际上改变了哲学与宗教的世界地图。“主体性”只能在“主体间”的交往之中才能显现出来，中国哲学也只有突破“地方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