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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学与安徒生童话
儿童文学，是专们为少年儿童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感染力，吸引力，其主要性质是教育性，形象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文学中不乏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准确到位的景物描写，温馨感人的情感表达，发人深省的现实揭露，具有可观的文学价值。
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催生了对儿童的认识，强调要注重儿童的人格，发展儿童的独立性，意识到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读物。18世纪末期被西方界定为儿童文学的发端期。19世纪，丹麦安徒生等童话问世标志着世界儿童文学进入第一个繁荣期。
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长期不受重视，儿童文学也因此出现较迟。为孩子们创作的诗、小说、戏剧等直到晚清才陆续出现。然而，儿童文学的独立则要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创作并发表于20年代初的童话《稻草人》和随后几年冰心的书信体儿童散文《寄小读者》。1949～1966年为第一个黄金时代，新老作家佳作层出不穷，如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等，不胜枚举。后经10年文化大革命摧残，凋零的儿童文学在1976年10月之后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称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其中郑渊洁的童话最有代表性。
然而当今中国，虽然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在不断扩大，儿童文学研究在逐步形成体系，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可是仍然存在质量得不到保证，娱乐气息过于浓厚，缺乏精神力量与人性光辉，缺乏英雄和典型，缺乏文学批评等不良现象。在这样的状态下，有必要借鉴外国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促进国内儿童文学界的健康发展。安徒生童话是儿童文学史上最夺目的光环之一。李红叶（2005：81，84）说：“安徒生童话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源！……成为新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想范式。”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闪烁着无穷人性主义光芒，散发着正面的精神力量，又不乏童趣与浪漫色彩值得中国儿童文学借鉴。
虽然安徒生童话在民国初年就被翻译到中国，但是它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部儿童读物却是在经历了两位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之后。1919年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童话第一次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从儿童天真浪漫的视角和寓教于乐的精神需求出发，比较忠实于原文语言风格、内容、儿童化艺术色彩和民族情调的翻译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安徒生童话最著名的译者是叶君健。他是安徒生翻译的集大成者；他的翻译直接从丹麦文入手，并对照了英、法、德等译本，阅读了安徒生的其他著作和材料。他的译文准确优美，保留了安徒生的语言特点，抓住了童话的特性与灵魂，切合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与情感需求。
这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都在竭力实现安徒生童话的功能对等，也就是内容意义、语言写作风格、文化内涵，教育启发功能的对等。本论文将以奈达的功能对等论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在把安徒生童話视为纯粹儿童文学的情况下，从其不同的译本中选取典型的例子进行对比，找出最适合为儿童读者群服务的翻译策略。
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和现代翻译理论之父。他的翻译理论在80年代风靡中国，并成为了当代中国最早的，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奈达（Nida& Charles 1982：12）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在接受语（receptor language）中寻找和原语（sourcelanguage）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 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 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这个定义可以投射到奈达的译论核心，也就是“功能对等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上。这一理论是奈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对他之前提出的“动态对等论”的修正而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点是将原文文本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与译文文本的接受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加以比较，并将其分为两个层次——最小功能等值和最大功能等值，认为译文读者在理解译本时至少应该达到能感知原文文本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文本的程度。（Nida 1964： 159）由此可见，相对于注重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奈达（1964： 159）把“动态对等”推崇为“最自然的对等”，也更符合他对翻译的定义。其实，从最大、最小功能对等值就能看出，他所下的定义并没有强调这种对等关系的绝对性， 只是表明了寻找尽可能接近的对等话语的重要性。假如译文文本能与原文文本在内容，风格与形式上都对等，既接近又自然，无疑是最佳的；倘若不能，就要在内容和意义对等的基本原则下，调整字面意思和语句结构，以保证内容的对等。
奈达十分重视译文读者的指导作用；从儿童到专家学者，不同人群的认知能力与阅读需求必定是翻译过程需要参考的指标。本论文研究的儿童群就是奈达的第一类译文文本读者。奈达的理论换而言之就是好的翻译必须是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一致。不过，这实际上好比一座翻译乌托邦，其设想的成立必须建立在每个读者的反应都相同的基础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的认知能力，文学造诣，诗学观，审美能力，文化背景，意识形态都会让他们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的解读。正如诺德（2005/2006：17）指出，哪怕是同一个读者，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同一个文本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所以更不用说文本接受过程一般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及其中的同构现象（Isomorphs）（奈达： 1993： 122） 确实存在译文文本读者针对性过强的问题，为了扫除理解与欣赏的障碍，使译本在文化交流层面有所缺失，具有较高阅读需求的译文文本接受者无法得到求知、求新、求奇的满足；从长远看，不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儿童文学本身就是针对性很强的文本类型；在儿童文学界早就提出了“儿童本位观”的原则，并且得到了公认。所以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是首先考虑儿童特点的儿童本位翻译。由于儿童生活经验不足，理解能力有限，因此儿童文学的内容也相对简洁直白，要从儿童的视角，依据儿童的性格写起，情节简单，且要融合现实与想象（儿童文学编写组，1990）。这并不是否定儿童文学里的诗学美，而是否定把诗学美过多放在陌生的表达和异域的文化里；用自然生动，活泼有张力，有趣有感情，优美积极的语言传达出作者想要叙述给小读者的故事，想要告诉他们的道理和想要赋予他们的精神力量，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的同时，可以为他们打开一个小小的了解异域文化和未知世界窗口的翻译，才是尽量做到意义与风格对等的翻译。 要想把原文信息传达给目标读者，就需要译者作为媒介，帮译文读者来阅读原文文本，他们是沟通原文创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一座桥。勒菲弗尔（Lefevere：2004： 78）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一段歌德对翻译的见解：“翻译有两种准则：一种是要求把外国作者请到我们面前来，让我们看待他就像看待我们自己一样；另一种是要求我们到异域去，我们自己适应那儿的条件、那儿的语言运用、那儿的奇风异俗。”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把原文作者推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能了解作者的意图，体会原文读者的感受。当然其中“推”的重任就落到了译者身上。有学者提出（徐琦，2010：90）：“作为译者，既是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又是儿童文学译著的创作者。”所以译者必须站在儿童的角度，用儿童的心灵去看待去揣摩一部作品，暂时摒弃成人的世界观。
以上论据初探了奈达功能论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适用性和指导性；下面的部分将以列举并分析安徒生童话中文译文实例和译本的对比的方式，进一步诠释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安徒生童话实例分析
1.语意对等
根据奈达意义对等先于风格对等的观点，传达准确的语意是翻译过程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语意对等，不仅要清楚词汇的意思，更要联系语境落实一个词汇是否有它在文中特殊的含义与作用。虽然中英语法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但是一个语法中要体现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物体状态等等必须在译文中有准确的对应关系。简而言之，作者所要表达的语意应该完整地在原文中再现，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语意失误。
例1（摘自《丑小鸭》）：The country was lovely just then， it was summer. The heat was golden and the oats still green， the hay was stacked in the rich low-lying meadows， where the stork was marching about on his long red legs……（纪飞，2006：246）
译文1：在一美丽的夏天，绿色的牧场上有一群鸭子摆开可爱的鸭脚在散步……（钟辉，1998：422）
译文2：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叶君健，1994：34）
译文1改译和编译得很明显。编译者的动机可能是想简化文本，使之适合更年幼的儿童阅读。但是，抛其删减不论，既然图书是“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中的一册，就应该把原文中的实词准确地呈现给读者看。而译文却把“the stork”——“一只鹳鸟”改译成了“一群鸭子”，虽然译者的目的性很强，为小读者扫清文字与物体的陌生，却剥夺了他们认识新事物的权利。这里作者可以照原文把鹳鸟译出来，加以注释，告知鹳鸟的读音，并稍加描述其样子；如出版允许还可以搭配图片，给以小读者更直观的认识。
译文2是叶君健的翻译版本。第一句再现了原文本的语法结构，采用两个短剧，使得行文顿时有生机黯然之感。形容词使用得贴切，而且“绿油油的”一类“ABB”形式叠字词，很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但译者没有把“still green”的“still”译出来。原文描述了两种植物成熟之际的状态，“still”强调了燕麦成熟时仍然是绿色的属性，形成了一种对比。再者，“low-lying meadow”的搭配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不是很常见，想必作者是根据生活环境勾勒出了“低洼的草场”。译者大可不必为了减少对儿童读者造成误解，而删译“low-lying”这个形容词，向他们适当展示异域风情的画面，也是儿童文学译作的功能之一。
例2（摘自《皇帝的新裝》）：…… and they took him round the waist， and seemed to fasten on something； that was then train； ……（纪飞，2006：94）
译文：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①。（叶君健，1994：146）
①后裾就是托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
以上就是对生僻的概念加注的例子。“后裾”是一个比较“服饰专业”的词汇，中文自古就有“前襟后裾”一词。但是这个词汇不仅对儿童来说很陌生，对一般成人来说也不熟悉。译文保留了原文准确的词意，没有译成“衣服后摆”或者比喻为“衣服的长尾巴”等。这样除了体现了用词的准确性之外，也符合原文的语境。分号前的部分描述了他们发生的动作，分好后用了一个简单句，点出了他们捣鼓的东西叫“train”，颇有平地一声雷的效果。译文在结构上与原文相似，冒号能引起人的注意，后裾一词专业而简短有力，用在一件不存在的新衣上，又有几分讽刺之趣。
2.风格对等
安徒生童话《树精》讲了一只住在栗子树里面的树精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被人们带到了城中之城，她化作蜉蝣生命，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一切，原来并不是如她想象的那样。从故事梗概中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充满着奇幻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寓意深刻。这个故事的风格就是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用拟人的手法赋予生命和生存的哲理。
例1（摘自《树精》）：Spring lives down there； it has come to Paris， and arriv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us.
译文1：春天就住在那上面。它是和我们乘车子同时到来的。（叶君健，1994：205）
译文2：春天就在那里。它是和我们同时乘车子到来的。（衷健琳，2001：1127）
译文中能不能把“住”字呈现出来，对译文风格的影响不小。“住”使整个画面都活了过来，充满着生机与朝气，可以带给儿童读者无限的瞎想。而原文中用了“live”一词包含了两层意思：存在，生存；生活，居住。考虑到本文的拟人风格，而且春天又是刚刚来到巴黎的，用“住”这层意思更能突出这个故事的意境。看到“春天就住在那上面”，也许小读者就可以拿起画笔，在自己的图画中和春天做起了邻居。 例2（摘自《打火匣》）：Ugh！ There sat the dog with the eyes as big as teacups，
staring at him.（纪飞，2006： 5）
Aha！ There sat the dog with eyes as big as mill-wheels.
Then he went into the third chamber. Oh， but that was really horrid！ The dog there really had eyesas big as the round tower and they turned round and round in his head like wheels.
译文1：哎呀！果然有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随后他就走进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吓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塔”那么大！它们的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叶君健，1994：463）
译文2：……果然在第一间屋子里看到一只像小牛一样大的狗。
……这里有一只比小马还大的狗守着一只大箱子。（钟辉，1998：249）
译文2为了让小读者能更直观的读懂作品，改译了原文对大狗眼睛部分的描寫，直接用其他动物与之相比。这样的描写手法，首先在准确度上有失偏颇。马和牛在体型上并没有相差太多，读者并不能明显的感受到三只狗的大小在逐渐递增，越来越可怕的画面。此外，原文用眼睛的局部来表现狗的整体的描写方法非常别致，充满了童趣。读者只要和日常生活中的狗对比，就能得知为什么士兵取打火匣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而且困难程度的递增关系被狗的眼睛彰显得非常传神。小读者在看到第一只狗后，就会开始猜测后面会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后面的狗会是什么样子的。虽然除了茶杯之外，水车轮和圆塔对儿童而言比较陌生，尤其是“圆塔”的画面很难想象，小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效果比起原文读者的反应来说，会差一些，难以对等，但是译文仍然做到了意义对等，风格上也同样充满惊异，把递增的关系完整地呈现出来。稍微“异化”的表达，也不失一个给小读者自由探索和想象的空间。译文1还把原文中的语气词用中文惯用的对应词汇表达出来，还有“乖乖”等口语化的语言，更贴近孩童的表达习惯和他们平时从家长口中听到的话语；这些虚词也能起到警示读者，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虽然在奈达的对等理论中，风格对等跟随意义对等之后，但风格好比一部作品的“灵魂”，不能为了让文本“肉体”——意思更加能迎合读者的口味，达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理解能力，而剥夺他们欣赏一部作品的权利；反之，就算读者原模原样地理解了文本的意思，也不会有原文接受者那样享受作为读者的“快感。”
3.文化元素的处理
一部译作，如果完全遵循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那么在文化层面上也应该是对等的，这也就印证了前文所提的功能对等论会造成文化交流缺失一说。这样的缺失在实用型文本，如，广告词、说明书、标示语等上影响不大，但在文学类文本上确实弊端重重，尤其对启蒙阶段的孩童而言，可以为他们开辟理解与认识的捷径，但不能封死他们认识新鲜事物与文化的蹊径。所以在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化处理上要尤为注意。
安徒生童话中的《夜莺》就是一个把场景设置在中国的故事。叶君健所翻译的《安徒生选集》一书在《夜莺》的标题旁标注：“这是安徒生虚构的故事。其中关于我国的事情都不是事实。”由于儿童的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认识与辨知能力有限，这样的标注能够引导小读者不要把故事当作历史事件来对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译者如果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把被故事地点随意更换到其他地方，就违背了文学作品的初衷。
在《蓟的遭遇》中，有这样一句话：“There was great company at the manor-house——some very noble people from the capital……（纪飞，2006：1148）”。大部分译者都翻译为：“公馆里的客人很多——有从京城里来的高贵的客人……”。虽然故事发生在两百年前，但这样“复古”的处理容易让儿童读者误解为外国的首都也叫“京城”；更甚者，他们把所有首都都当做“北京”也不无可能。然而，在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中，意义与风格的对等凌驾于文化之上，所以既不能误译“capital”的意思，也不能散失百年前的古朴风格，笔者认为，用相对笼统又不失古韵的“都城”一词与之对应，更加妥当。
平衡功能对等与文化保留是译者在奈达理论视角下工作的难点，尤其是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文化元素既要保留“韵味”又要与时俱进，既要贴合原文又要考虑读者的特殊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较全面的回顾与评述，并在其指导下以安徒生童话中的代表性童话为例，分析了译本对意义对等和风格对等的把握，阐释了该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完全的对等翻译对于来源于不同文化的作品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致的对等是可以实现的。在翻译儿童作品时，译者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充分考虑小读者的心理特征、欣赏取向，接受能力，精神需求和认知水平。再充分地，准确的传达文本语意的同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突出原文的文学价值，表现原文的风格特点，尽量让译文读者也能达到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王佐良（1989：34）先生也曾经说过：“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对本国读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这也说明完全的对等翻译想在原语与译语所在的两个文化背景下实现是几乎不可能的。对于儿童文学翻译，一味脱离原语文化，向译语文化靠近的“归化”翻译，或者一味不顾译语文化，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化”翻译都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译者在大致做到功能对等的翻译同时，给孩子带去一份来自未知世界的问候。 儿童文学相对一般文学来说，比较浅显易懂，容易分析，但是想做到译文效果上佳也需要成熟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笔者在例子分析中，对实际操作层面的翻译技巧与策略涉及不深，分析与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分析层面上。笔者在今后要加强实际翻译操作，完善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Nida， 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3]Nida， E.A. & Taber， C.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 E.J. Brill， 1982.
[4]Nida， 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64.
[5]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2006.
[6]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in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Oy Finn LecturaAb， 1989.
[7]紀飞编译 （Ji F. ed.），《安徒生童话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8]李红叶 （Li H. Y.），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81-84.
[9]茅盾 （Mao D.），关于“儿童文学”，《文学》，1935：4.
[10]王东风 （Wang D. F.），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映论。郭建中主编，《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34-255.
[11]王佐良（Wang Z. L.），《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2]徐琦 （Xu Q.），从功能对等角度谈儿童文学翻译，《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十卷第四期，2010：89-94.
[13]叶君健译 （Ye J. J. Trans.），《安徒生童话选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14]钟辉编译 （Zhong H. ed.），《安徒生童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5]赵健编著 （Zhao J. ed.），《安徒生童话选粹》。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16]衷健琳译 （Zhong H. ed.），安徒生童话全集（四），《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百部》。通辽：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杨雅思旋， 女 ，云南省昆明市人 ，工作于云南开放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职称：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与实践。
儿童文学，是专们为少年儿童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感染力，吸引力，其主要性质是教育性，形象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文学中不乏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准确到位的景物描写，温馨感人的情感表达，发人深省的现实揭露，具有可观的文学价值。
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催生了对儿童的认识，强调要注重儿童的人格，发展儿童的独立性，意识到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读物。18世纪末期被西方界定为儿童文学的发端期。19世纪，丹麦安徒生等童话问世标志着世界儿童文学进入第一个繁荣期。
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长期不受重视，儿童文学也因此出现较迟。为孩子们创作的诗、小说、戏剧等直到晚清才陆续出现。然而，儿童文学的独立则要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创作并发表于20年代初的童话《稻草人》和随后几年冰心的书信体儿童散文《寄小读者》。1949～1966年为第一个黄金时代，新老作家佳作层出不穷，如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等，不胜枚举。后经10年文化大革命摧残，凋零的儿童文学在1976年10月之后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称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其中郑渊洁的童话最有代表性。
然而当今中国，虽然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在不断扩大，儿童文学研究在逐步形成体系，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可是仍然存在质量得不到保证，娱乐气息过于浓厚，缺乏精神力量与人性光辉，缺乏英雄和典型，缺乏文学批评等不良现象。在这样的状态下，有必要借鉴外国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促进国内儿童文学界的健康发展。安徒生童话是儿童文学史上最夺目的光环之一。李红叶（2005：81，84）说：“安徒生童话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源！……成为新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想范式。”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闪烁着无穷人性主义光芒，散发着正面的精神力量，又不乏童趣与浪漫色彩值得中国儿童文学借鉴。
虽然安徒生童话在民国初年就被翻译到中国，但是它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部儿童读物却是在经历了两位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之后。1919年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童话第一次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从儿童天真浪漫的视角和寓教于乐的精神需求出发，比较忠实于原文语言风格、内容、儿童化艺术色彩和民族情调的翻译版本。新中国成立后，安徒生童话最著名的译者是叶君健。他是安徒生翻译的集大成者；他的翻译直接从丹麦文入手，并对照了英、法、德等译本，阅读了安徒生的其他著作和材料。他的译文准确优美，保留了安徒生的语言特点，抓住了童话的特性与灵魂，切合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与情感需求。
这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都在竭力实现安徒生童话的功能对等，也就是内容意义、语言写作风格、文化内涵，教育启发功能的对等。本论文将以奈达的功能对等论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在把安徒生童話视为纯粹儿童文学的情况下，从其不同的译本中选取典型的例子进行对比，找出最适合为儿童读者群服务的翻译策略。
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和现代翻译理论之父。他的翻译理论在80年代风靡中国，并成为了当代中国最早的，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奈达（Nida& Charles 1982：12）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在接受语（receptor language）中寻找和原语（sourcelanguage）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 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 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这个定义可以投射到奈达的译论核心，也就是“功能对等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上。这一理论是奈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对他之前提出的“动态对等论”的修正而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点是将原文文本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与译文文本的接受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加以比较，并将其分为两个层次——最小功能等值和最大功能等值，认为译文读者在理解译本时至少应该达到能感知原文文本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文本的程度。（Nida 1964： 159）由此可见，相对于注重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奈达（1964： 159）把“动态对等”推崇为“最自然的对等”，也更符合他对翻译的定义。其实，从最大、最小功能对等值就能看出，他所下的定义并没有强调这种对等关系的绝对性， 只是表明了寻找尽可能接近的对等话语的重要性。假如译文文本能与原文文本在内容，风格与形式上都对等，既接近又自然，无疑是最佳的；倘若不能，就要在内容和意义对等的基本原则下，调整字面意思和语句结构，以保证内容的对等。
奈达十分重视译文读者的指导作用；从儿童到专家学者，不同人群的认知能力与阅读需求必定是翻译过程需要参考的指标。本论文研究的儿童群就是奈达的第一类译文文本读者。奈达的理论换而言之就是好的翻译必须是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一致。不过，这实际上好比一座翻译乌托邦，其设想的成立必须建立在每个读者的反应都相同的基础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的认知能力，文学造诣，诗学观，审美能力，文化背景，意识形态都会让他们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的解读。正如诺德（2005/2006：17）指出，哪怕是同一个读者，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同一个文本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所以更不用说文本接受过程一般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及其中的同构现象（Isomorphs）（奈达： 1993： 122） 确实存在译文文本读者针对性过强的问题，为了扫除理解与欣赏的障碍，使译本在文化交流层面有所缺失，具有较高阅读需求的译文文本接受者无法得到求知、求新、求奇的满足；从长远看，不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儿童文学本身就是针对性很强的文本类型；在儿童文学界早就提出了“儿童本位观”的原则，并且得到了公认。所以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是首先考虑儿童特点的儿童本位翻译。由于儿童生活经验不足，理解能力有限，因此儿童文学的内容也相对简洁直白，要从儿童的视角，依据儿童的性格写起，情节简单，且要融合现实与想象（儿童文学编写组，1990）。这并不是否定儿童文学里的诗学美，而是否定把诗学美过多放在陌生的表达和异域的文化里；用自然生动，活泼有张力，有趣有感情，优美积极的语言传达出作者想要叙述给小读者的故事，想要告诉他们的道理和想要赋予他们的精神力量，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的同时，可以为他们打开一个小小的了解异域文化和未知世界窗口的翻译，才是尽量做到意义与风格对等的翻译。 要想把原文信息传达给目标读者，就需要译者作为媒介，帮译文读者来阅读原文文本，他们是沟通原文创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一座桥。勒菲弗尔（Lefevere：2004： 78）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一段歌德对翻译的见解：“翻译有两种准则：一种是要求把外国作者请到我们面前来，让我们看待他就像看待我们自己一样；另一种是要求我们到异域去，我们自己适应那儿的条件、那儿的语言运用、那儿的奇风异俗。”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把原文作者推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能了解作者的意图，体会原文读者的感受。当然其中“推”的重任就落到了译者身上。有学者提出（徐琦，2010：90）：“作为译者，既是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又是儿童文学译著的创作者。”所以译者必须站在儿童的角度，用儿童的心灵去看待去揣摩一部作品，暂时摒弃成人的世界观。
以上论据初探了奈达功能论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适用性和指导性；下面的部分将以列举并分析安徒生童话中文译文实例和译本的对比的方式，进一步诠释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安徒生童话实例分析
1.语意对等
根据奈达意义对等先于风格对等的观点，传达准确的语意是翻译过程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语意对等，不仅要清楚词汇的意思，更要联系语境落实一个词汇是否有它在文中特殊的含义与作用。虽然中英语法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但是一个语法中要体现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物体状态等等必须在译文中有准确的对应关系。简而言之，作者所要表达的语意应该完整地在原文中再现，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语意失误。
例1（摘自《丑小鸭》）：The country was lovely just then， it was summer. The heat was golden and the oats still green， the hay was stacked in the rich low-lying meadows， where the stork was marching about on his long red legs……（纪飞，2006：246）
译文1：在一美丽的夏天，绿色的牧场上有一群鸭子摆开可爱的鸭脚在散步……（钟辉，1998：422）
译文2：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叶君健，1994：34）
译文1改译和编译得很明显。编译者的动机可能是想简化文本，使之适合更年幼的儿童阅读。但是，抛其删减不论，既然图书是“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中的一册，就应该把原文中的实词准确地呈现给读者看。而译文却把“the stork”——“一只鹳鸟”改译成了“一群鸭子”，虽然译者的目的性很强，为小读者扫清文字与物体的陌生，却剥夺了他们认识新事物的权利。这里作者可以照原文把鹳鸟译出来，加以注释，告知鹳鸟的读音，并稍加描述其样子；如出版允许还可以搭配图片，给以小读者更直观的认识。
译文2是叶君健的翻译版本。第一句再现了原文本的语法结构，采用两个短剧，使得行文顿时有生机黯然之感。形容词使用得贴切，而且“绿油油的”一类“ABB”形式叠字词，很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但译者没有把“still green”的“still”译出来。原文描述了两种植物成熟之际的状态，“still”强调了燕麦成熟时仍然是绿色的属性，形成了一种对比。再者，“low-lying meadow”的搭配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不是很常见，想必作者是根据生活环境勾勒出了“低洼的草场”。译者大可不必为了减少对儿童读者造成误解，而删译“low-lying”这个形容词，向他们适当展示异域风情的画面，也是儿童文学译作的功能之一。
例2（摘自《皇帝的新裝》）：…… and they took him round the waist， and seemed to fasten on something； that was then train； ……（纪飞，2006：94）
译文：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①。（叶君健，1994：146）
①后裾就是托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
以上就是对生僻的概念加注的例子。“后裾”是一个比较“服饰专业”的词汇，中文自古就有“前襟后裾”一词。但是这个词汇不仅对儿童来说很陌生，对一般成人来说也不熟悉。译文保留了原文准确的词意，没有译成“衣服后摆”或者比喻为“衣服的长尾巴”等。这样除了体现了用词的准确性之外，也符合原文的语境。分号前的部分描述了他们发生的动作，分好后用了一个简单句，点出了他们捣鼓的东西叫“train”，颇有平地一声雷的效果。译文在结构上与原文相似，冒号能引起人的注意，后裾一词专业而简短有力，用在一件不存在的新衣上，又有几分讽刺之趣。
2.风格对等
安徒生童话《树精》讲了一只住在栗子树里面的树精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被人们带到了城中之城，她化作蜉蝣生命，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一切，原来并不是如她想象的那样。从故事梗概中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充满着奇幻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寓意深刻。这个故事的风格就是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用拟人的手法赋予生命和生存的哲理。
例1（摘自《树精》）：Spring lives down there； it has come to Paris， and arriv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us.
译文1：春天就住在那上面。它是和我们乘车子同时到来的。（叶君健，1994：205）
译文2：春天就在那里。它是和我们同时乘车子到来的。（衷健琳，2001：1127）
译文中能不能把“住”字呈现出来，对译文风格的影响不小。“住”使整个画面都活了过来，充满着生机与朝气，可以带给儿童读者无限的瞎想。而原文中用了“live”一词包含了两层意思：存在，生存；生活，居住。考虑到本文的拟人风格，而且春天又是刚刚来到巴黎的，用“住”这层意思更能突出这个故事的意境。看到“春天就住在那上面”，也许小读者就可以拿起画笔，在自己的图画中和春天做起了邻居。 例2（摘自《打火匣》）：Ugh！ There sat the dog with the eyes as big as teacups，
staring at him.（纪飞，2006： 5）
Aha！ There sat the dog with eyes as big as mill-wheels.
Then he went into the third chamber. Oh， but that was really horrid！ The dog there really had eyesas big as the round tower and they turned round and round in his head like wheels.
译文1：哎呀！果然有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随后他就走进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吓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塔”那么大！它们的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叶君健，1994：463）
译文2：……果然在第一间屋子里看到一只像小牛一样大的狗。
……这里有一只比小马还大的狗守着一只大箱子。（钟辉，1998：249）
译文2为了让小读者能更直观的读懂作品，改译了原文对大狗眼睛部分的描寫，直接用其他动物与之相比。这样的描写手法，首先在准确度上有失偏颇。马和牛在体型上并没有相差太多，读者并不能明显的感受到三只狗的大小在逐渐递增，越来越可怕的画面。此外，原文用眼睛的局部来表现狗的整体的描写方法非常别致，充满了童趣。读者只要和日常生活中的狗对比，就能得知为什么士兵取打火匣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而且困难程度的递增关系被狗的眼睛彰显得非常传神。小读者在看到第一只狗后，就会开始猜测后面会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后面的狗会是什么样子的。虽然除了茶杯之外，水车轮和圆塔对儿童而言比较陌生，尤其是“圆塔”的画面很难想象，小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效果比起原文读者的反应来说，会差一些，难以对等，但是译文仍然做到了意义对等，风格上也同样充满惊异，把递增的关系完整地呈现出来。稍微“异化”的表达，也不失一个给小读者自由探索和想象的空间。译文1还把原文中的语气词用中文惯用的对应词汇表达出来，还有“乖乖”等口语化的语言，更贴近孩童的表达习惯和他们平时从家长口中听到的话语；这些虚词也能起到警示读者，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虽然在奈达的对等理论中，风格对等跟随意义对等之后，但风格好比一部作品的“灵魂”，不能为了让文本“肉体”——意思更加能迎合读者的口味，达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理解能力，而剥夺他们欣赏一部作品的权利；反之，就算读者原模原样地理解了文本的意思，也不会有原文接受者那样享受作为读者的“快感。”
3.文化元素的处理
一部译作，如果完全遵循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那么在文化层面上也应该是对等的，这也就印证了前文所提的功能对等论会造成文化交流缺失一说。这样的缺失在实用型文本，如，广告词、说明书、标示语等上影响不大，但在文学类文本上确实弊端重重，尤其对启蒙阶段的孩童而言，可以为他们开辟理解与认识的捷径，但不能封死他们认识新鲜事物与文化的蹊径。所以在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化处理上要尤为注意。
安徒生童话中的《夜莺》就是一个把场景设置在中国的故事。叶君健所翻译的《安徒生选集》一书在《夜莺》的标题旁标注：“这是安徒生虚构的故事。其中关于我国的事情都不是事实。”由于儿童的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认识与辨知能力有限，这样的标注能够引导小读者不要把故事当作历史事件来对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译者如果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把被故事地点随意更换到其他地方，就违背了文学作品的初衷。
在《蓟的遭遇》中，有这样一句话：“There was great company at the manor-house——some very noble people from the capital……（纪飞，2006：1148）”。大部分译者都翻译为：“公馆里的客人很多——有从京城里来的高贵的客人……”。虽然故事发生在两百年前，但这样“复古”的处理容易让儿童读者误解为外国的首都也叫“京城”；更甚者，他们把所有首都都当做“北京”也不无可能。然而，在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中，意义与风格的对等凌驾于文化之上，所以既不能误译“capital”的意思，也不能散失百年前的古朴风格，笔者认为，用相对笼统又不失古韵的“都城”一词与之对应，更加妥当。
平衡功能对等与文化保留是译者在奈达理论视角下工作的难点，尤其是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文化元素既要保留“韵味”又要与时俱进，既要贴合原文又要考虑读者的特殊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较全面的回顾与评述，并在其指导下以安徒生童话中的代表性童话为例，分析了译本对意义对等和风格对等的把握，阐释了该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完全的对等翻译对于来源于不同文化的作品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致的对等是可以实现的。在翻译儿童作品时，译者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充分考虑小读者的心理特征、欣赏取向，接受能力，精神需求和认知水平。再充分地，准确的传达文本语意的同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突出原文的文学价值，表现原文的风格特点，尽量让译文读者也能达到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王佐良（1989：34）先生也曾经说过：“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对本国读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这也说明完全的对等翻译想在原语与译语所在的两个文化背景下实现是几乎不可能的。对于儿童文学翻译，一味脱离原语文化，向译语文化靠近的“归化”翻译，或者一味不顾译语文化，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化”翻译都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译者在大致做到功能对等的翻译同时，给孩子带去一份来自未知世界的问候。 儿童文学相对一般文学来说，比较浅显易懂，容易分析，但是想做到译文效果上佳也需要成熟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笔者在例子分析中，对实际操作层面的翻译技巧与策略涉及不深，分析与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分析层面上。笔者在今后要加强实际翻译操作，完善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Nida， 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3]Nida， E.A. & Taber， C.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 E.J. Brill， 1982.
[4]Nida， 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64.
[5]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2006.
[6]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in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Oy Finn LecturaAb， 1989.
[7]紀飞编译 （Ji F. ed.），《安徒生童话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8]李红叶 （Li H. Y.），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81-84.
[9]茅盾 （Mao D.），关于“儿童文学”，《文学》，1935：4.
[10]王东风 （Wang D. F.），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映论。郭建中主编，《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34-255.
[11]王佐良（Wang Z. L.），《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2]徐琦 （Xu Q.），从功能对等角度谈儿童文学翻译，《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十卷第四期，2010：89-94.
[13]叶君健译 （Ye J. J. Trans.），《安徒生童话选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14]钟辉编译 （Zhong H. ed.），《安徒生童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5]赵健编著 （Zhao J. ed.），《安徒生童话选粹》。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16]衷健琳译 （Zhong H. ed.），安徒生童话全集（四），《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百部》。通辽：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杨雅思旋， 女 ，云南省昆明市人 ，工作于云南开放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职称：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