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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实的生存压力,成为倒逼产交所扩张的直接动力。
目前,全国的320家产交所中,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地的产权交易所规模最大,被称为“国家队”。北交所集团和上海联合全产交易所的交易额占全行业交易额近50%。产交所赖以为生的最大法宝在于,2003年12月颁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必须进场阳光操作,使产权市场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必经通道。
但随着国有产权处置渐进尾声,产交所的生存压力空前巨大。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告诉本刊记者,有些交易所“总共三五个人,一年也就惨淡的几单交易”。
天津产权市场的参与设计者之一、天津商业大学经济系主任贾保文告诉记者,2004年后,产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市场,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其他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开始走入下坡路。“甚至出现了零交易。”
浙江产权交易所总裁姚上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因为资源有限,地市级交易所生存起来就更加困难,基本都是事业性的,“都是财政拨款来养活他们的”。
穷则谋变
早期的大量铺摊子、重复建设,加剧了交易所今天的生存困境。
记者了解到,1995年随着《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找到了发展的依据。截至1996年底,全国产权交易市场已经达到260多家。从省到地级市、甚至县,产交所层层设立,造成了交易平台拥挤而交易资源不足的现实。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有18家交易所,其中4家省级产权交易所,14家地级市产权交易所,这些产权交易所中大部分处于常年亏损状态。同为经济大省的浙江,产权交易所也达到30余家。广州产权交易所总裁李正希认为:“如果政府站在行政条块的角度,大家都搞,有意义吗?一个交易所都吃不饱,搞出来没有意义。”
这种重复建设,人为造成产权市场横向分割。不少地方政府发文,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只能在当地产权交易所挂牌。这进一步加剧了产权交易资源的稀缺。
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产交所不得不寻求新的业务扩张。突围的路线来自两方面,一是产权交易主体突破国有产权领域,而延伸进非上市公司和非股份公司产权领域;二是对交易市场进行细分。
以北交所为例,在其集团化转型战略下,旗下在原有的北京产权交易所和北京黄金交易中心之外,新建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国林权交易所、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多家交易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和上海。
尽管离北京只有120公里的距离,天津并不甘心落于北京之后。在天津市政府主导下,一个集团化的产权交易平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在滨海新区得以构建。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之下,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实物转让调剂市场、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逐一成立。
上海亦然。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下,包括了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和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技术、环境、农林、金融资产、文化等等,成为众多产交所重复铺摊子的重点。
地方推动
与产交所的诞生源自政府的强力推动一样,产交所在各类要素交易市场的新一轮扩张,也同样得力于政府的助推。而地方政府也在产交所的转型中,谋求到了布局地方金融的重要抓手。
“‘先搭平台,走在前面’,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心态。”北京市金融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北京市委在2008年就定位北京要发展成为国家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其中有一条就是聚集各类新型金融机构,“产权交易所肯定包含其中。”
他指出,北京市金融局从构建要素市场的层面来考量对产权交易所的建设。从大的范围来讲,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北京,北京总部经济效应明显,但是交易类要素市场是缺乏的。
而天津方面则希望通过构建产权交易的OTC(场外交易)市场,跻身资本市场的核心。“产权交易的OTC市场对天津太重要了。如果办成了,天津的金融体系将植入一个资本市场的核心,因为天津不可能争取主板或者二板,而创业板正是机会。”贾保文表示,深究各地大举兴建产权交易所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希望借此能够最大程度地汇集资源。
相同的扩张理念,造就了高度同质化的扩张。早在2007年,证监会研究中心就在一份名为《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现状分析》的调研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审批部门在设立时既缺乏统一的规划,又没有设置一定的“门槛”,其中不乏有些事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而随意设置。
然而,新一轮的同质化建设仍然在继续。
以保险交易所为例,北京保险交易所已经拿到了工商局的批文,不日将正式开始营业,而上海方面也意图在保险交易所方面有所动作。虽然二者在起步阶段的业务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同样“瞄准”了保险资产交易市场。
未来整合
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之下,贾保文认为,产权交易机构之间的整合、重组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趋势。“有些机构已经没法维持了,他们都是政府下属的企业性管理的事业单位,很少的一部分是公司制,所以政府开始想办法把他们重组。”
目前,这种整合已有迹象。去年10月,安徽的合肥、芜湖、蚌埠通过签署战略协议,实现统一信息发布,并表示要逐步建立以合肥、芜湖、蚌埠为中心,交易网络覆盖全省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2009年12月,原来四川省指定的两家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和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在被注销后整合成为一家新的机构——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这家新机构是产权市场首次实现跨省整合。除四川省内的国有产权交易之外,西藏自治区的国有产权交易也在此进行。
熊焰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业内基本就产交所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达成了一致。一个方向是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公有权益交易领域;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向中小企业投融资以及PE的流转。
熊焰认为,中国的公有权益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了企业国有产权、金融机构国有产权、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涉及诉讼的公有权益等。“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领域,包括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在探索的信贷资产转让,这些都将纳入我们的业务视野之内。”
除此之外,设立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共同体市场也已经在进行。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等多个区域市场。
(本刊记者冉学东、宋怡青、黎敏奇,对此文亦有贡献)
目前,全国的320家产交所中,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地的产权交易所规模最大,被称为“国家队”。北交所集团和上海联合全产交易所的交易额占全行业交易额近50%。产交所赖以为生的最大法宝在于,2003年12月颁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必须进场阳光操作,使产权市场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必经通道。
但随着国有产权处置渐进尾声,产交所的生存压力空前巨大。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告诉本刊记者,有些交易所“总共三五个人,一年也就惨淡的几单交易”。
天津产权市场的参与设计者之一、天津商业大学经济系主任贾保文告诉记者,2004年后,产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市场,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其他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开始走入下坡路。“甚至出现了零交易。”
浙江产权交易所总裁姚上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因为资源有限,地市级交易所生存起来就更加困难,基本都是事业性的,“都是财政拨款来养活他们的”。
穷则谋变
早期的大量铺摊子、重复建设,加剧了交易所今天的生存困境。
记者了解到,1995年随着《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找到了发展的依据。截至1996年底,全国产权交易市场已经达到260多家。从省到地级市、甚至县,产交所层层设立,造成了交易平台拥挤而交易资源不足的现实。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有18家交易所,其中4家省级产权交易所,14家地级市产权交易所,这些产权交易所中大部分处于常年亏损状态。同为经济大省的浙江,产权交易所也达到30余家。广州产权交易所总裁李正希认为:“如果政府站在行政条块的角度,大家都搞,有意义吗?一个交易所都吃不饱,搞出来没有意义。”
这种重复建设,人为造成产权市场横向分割。不少地方政府发文,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只能在当地产权交易所挂牌。这进一步加剧了产权交易资源的稀缺。
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产交所不得不寻求新的业务扩张。突围的路线来自两方面,一是产权交易主体突破国有产权领域,而延伸进非上市公司和非股份公司产权领域;二是对交易市场进行细分。
以北交所为例,在其集团化转型战略下,旗下在原有的北京产权交易所和北京黄金交易中心之外,新建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国林权交易所、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多家交易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和上海。
尽管离北京只有120公里的距离,天津并不甘心落于北京之后。在天津市政府主导下,一个集团化的产权交易平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在滨海新区得以构建。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之下,天津股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实物转让调剂市场、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逐一成立。
上海亦然。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下,包括了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和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技术、环境、农林、金融资产、文化等等,成为众多产交所重复铺摊子的重点。
地方推动
与产交所的诞生源自政府的强力推动一样,产交所在各类要素交易市场的新一轮扩张,也同样得力于政府的助推。而地方政府也在产交所的转型中,谋求到了布局地方金融的重要抓手。
“‘先搭平台,走在前面’,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心态。”北京市金融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北京市委在2008年就定位北京要发展成为国家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其中有一条就是聚集各类新型金融机构,“产权交易所肯定包含其中。”
他指出,北京市金融局从构建要素市场的层面来考量对产权交易所的建设。从大的范围来讲,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北京,北京总部经济效应明显,但是交易类要素市场是缺乏的。
而天津方面则希望通过构建产权交易的OTC(场外交易)市场,跻身资本市场的核心。“产权交易的OTC市场对天津太重要了。如果办成了,天津的金融体系将植入一个资本市场的核心,因为天津不可能争取主板或者二板,而创业板正是机会。”贾保文表示,深究各地大举兴建产权交易所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希望借此能够最大程度地汇集资源。
相同的扩张理念,造就了高度同质化的扩张。早在2007年,证监会研究中心就在一份名为《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现状分析》的调研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审批部门在设立时既缺乏统一的规划,又没有设置一定的“门槛”,其中不乏有些事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而随意设置。
然而,新一轮的同质化建设仍然在继续。
以保险交易所为例,北京保险交易所已经拿到了工商局的批文,不日将正式开始营业,而上海方面也意图在保险交易所方面有所动作。虽然二者在起步阶段的业务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同样“瞄准”了保险资产交易市场。
未来整合
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之下,贾保文认为,产权交易机构之间的整合、重组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趋势。“有些机构已经没法维持了,他们都是政府下属的企业性管理的事业单位,很少的一部分是公司制,所以政府开始想办法把他们重组。”
目前,这种整合已有迹象。去年10月,安徽的合肥、芜湖、蚌埠通过签署战略协议,实现统一信息发布,并表示要逐步建立以合肥、芜湖、蚌埠为中心,交易网络覆盖全省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2009年12月,原来四川省指定的两家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和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在被注销后整合成为一家新的机构——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这家新机构是产权市场首次实现跨省整合。除四川省内的国有产权交易之外,西藏自治区的国有产权交易也在此进行。
熊焰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业内基本就产交所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达成了一致。一个方向是把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公有权益交易领域;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向中小企业投融资以及PE的流转。
熊焰认为,中国的公有权益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了企业国有产权、金融机构国有产权、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涉及诉讼的公有权益等。“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领域,包括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在探索的信贷资产转让,这些都将纳入我们的业务视野之内。”
除此之外,设立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共同体市场也已经在进行。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等多个区域市场。
(本刊记者冉学东、宋怡青、黎敏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