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有一个自认为有趣的想法，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花的钱分解成很多个基金，他们的基金管理人分别是健康先生，欢乐先生、满足先生等等，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测算一下，哪个基金会最受追捧?
　　我先拿自己这些天的花销做个例子：
　　星期二——早饭花掉3块钱，打车上班花掉20块，中午饭花掉15块，晚上回家看到路上非常拥堵，而找到一条自以为会很顺畅的路打车，由于在一段狭窄路段的拥堵花掉35块，
　　星期三——早饭后上班，午饭与昨天一样，而在回家的时候到超市买东西，看到老年服装很便宜，决定为妈妈买一件我认为很漂亮的T恤，花掉120块，而回家妈妈却不领情——她不喜欢T恤上印的卡通大象，妈妈认为那个笑容可掬的大象有点像自己，而她买过一件同样质地的T恤，价钱只有20块。
　　统计一下，如果说早饭午饭是为了本能，打车是为了舒适，那么拥堵造成的出租车溢价和那件不讨人喜欢的大象T恤的花费应该算作哪项基金呢?暂时把它算作营业外不可预测支出，而在这两天中，我买进了36块的本能基金，60块的舒适基金，而“营业外不可预测支出”竟高达135块，当然这种所谓的“营业外不可预测支出”也有很多人把它归结为愚蠢。
　　当然，大象T恤事件对于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给愚蠢先生的登峰造极之作，应该算是我又一次在香山的行为。那次是我在中学的时候为了不花两元钱的公园门票，而跑到围墙边花五毛钱去租用当地农民的梯子跳墙，在跳下来的时候树枝把我最喜欢的那件夹克划了个很大的口子，而最令人丧气的是，我出公园门时发现那天由于是五一，公园根本不收门票。
　　看看我的行为，我肯定为愚蠢基金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也在为减少这项基金的份额而努力，而减少这项基金的定投数额好像并不是完全能由我个人决定，其中存在着很大的系统问题——当然，请相信我，不是在为我的愚蠢辩解——比如，如果，北京的交通高效，道路通畅，我就不会多花费15元的出租溢价，如果那个超市的促销员比较有职业操守不骗我说大象图案多么适合老年妇女，还有那个搬梯子的农民……总而言之，虽然我没有经过统计学的测算，但是可以感觉到，政府效率、社会治安、经济市场化程度和人们为愚蠢的资金投入存在着一定关系——我们这里虚拟一个指数，就叫做FPI(Fool Price Index)——FPI和整个社会的有序化存在着一定的反比关系。
　　但是，还有个问题，在社会有序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等地区，是不是人们的FPI就会很低呢?
　　我们拿美国老布什总统创立的zapata公司来举个例子，zapata原本是一个经营牛羊肉包装和鱼油的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疯狂的“网络时代”，1998年初，zapata公司管理层忽然宣布参与收购当时的美国第二大网络搜索公司Excite，同年七月，zapata管理层又宣布，他们正在创造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并收购了30余家网站。1998年12月23日，zapata管理层再次决定，该公司将创建zapata.com。在这一消息宣布后，zapata股价上涨了98％，而当时zapata十几美元的股价其每股的股息大概在8美元左右。当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中有100来家互联网，公司应运而生，而它们之前的业务和互联网几乎毫无联系，人们非常快乐地购买这些，鱼油com，猪肉，com和马桶.net，从而使这些股票的价格上升了90％甚至更多，当然结果显现，90％的投资都进了愚蠢先生的账户。而他们的被投资人，那些网络时代的精英们对愚蠢投资更是卖力气，那几桩又大又笨的收购几乎都出现在美国，例如AOL178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的杰出商业天才SteveCase简直可以做愚蠢基金的董事长。
　　社会的有序性增强减少了个人行为的不可知性，从个体来讲人们的FPI指数下降了，但是看来他并不能对群体行为的狂热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最发达的美国人的愚蠢程度并不比在非洲某个角落吃白蚁的土著人低，而因为财富，反而他们对愚蠢基金的贡献更为卓著，高效的社会愚蠢起来似乎也更加高效。但是似乎投资是不是愚蠢的并不那么重要，而谁比你蠢才是更重要的，于是产生了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不断地辩论“他比我蠢”，而这个行业就是“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