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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并讲话。在听取国家行政学院和部分省市政府负责人发言后，李克强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现代化大趋势中思考。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研讨城镇化问题十分重要。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也是这次研讨班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专家点评研讨班学员的发言和主持研讨班专家论坛。《经济》记者围绕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
《经济》：9月2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有何重要意义？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哪？
张占斌：最近，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都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和观点。
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对中国而言，讨论城镇化问题应放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思考，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基本之策。无论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是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这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清晰的标准和界限。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人均收入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也必须协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这“三化协调”发展的格局中，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而城镇化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
另外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中国的重要城市作为一个和世界城市合作竞争的重要载体，它要发挥重要力量。这个平台对中国来讲非常有战略意义，为深度融入世界交流和吸收人类文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载体，对完善世界的治理结构也会非常有意义。
《经济》：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城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
张占斌：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意义来看，要把城镇化建设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才行，要站在社会现代化的大战略高度来考虑。下一步要保持中国经济20至30年的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可能会是我们手中最大一张“王牌”，用好这张“牌”对于我们争夺发展战略机遇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我国正好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国的城镇化率在51%左右，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
从国际战略来讲，城镇化是一张“大牌”。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要把握好这个趋势。西方社会有些人唱衰中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我们发展高端产业有警惕，对我们的资源需求有疑虑。与西方国家讲我国的城镇化，要让他们能够听得懂，也从中感悟到巨大的商机，这为我们在国际上争取发展的空间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城镇化建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一头牵着工业化，一头牵着农业现代化，它带动经济社会很多方面的发展。像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又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就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真正地提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
《经济》：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张占斌：现在看，我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是：
一是，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左右，但是有两亿人生活在城市或在城市流动而没有城市户口，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的市民化，农民工不仅户籍问题没有解决，由此而来的相应公共服务问题也是严重缺位，就业还存在歧视，租房成本高，子女上学也是非常难，医疗问题也有不少烦心事，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问题要解决，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去解决。
二是，从土地的意义上讲，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有些城市愿意扩大城市面积，但是人口的聚集上却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下的功夫也不大。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产业来做支撑，需要各层级的人，这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问题要解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也要解决，这是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但是角度不一样。
三是，城镇化建设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像有些地方追求表面政绩工程。
《经济》：您从专家角度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张占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比如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等等，我理解有这样几个问题比较急迫，需要关注：
一是城镇化的发展与转型。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确实可能到了一个需要转型、提升的阶段。过去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质量不算高，这个可能跟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口多等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保持速度的同时要保证质量，要把速度和质量这两个关系很好地协调起来，这两个事情要处理得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要把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并重，可能第一条就应该是农民工和农村人口市民化，这是讲人的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
二是加强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现在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做“十二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已经有一个雏形，如果搞得好的话，也许明年上半年能够出来，现在正广泛地征求意见。现在有一个矛盾，过去发改委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部门做城市规划，国土部们是做国土的发展规划，这之间有协调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不协调。如果规划都互相打架，很多地方做起来很困难，有些规划经常变，换一任领导就可以搞一次，没有权威性，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很大。
三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问题。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城市承载能力有限，比如硬件的市政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能说一下子淹死这么多人，不能用农民的水平管理现代化的城市，要用现代化的水平管理现代化的城市，包括现代的资源开发和与保护。当然，软件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公共服务。
四是农民社区问题。最近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考虑到城镇化是个过程，对农民怎么能够城镇化，他们搞新型社区，比如说河南，是五级城镇化，把农民社区也纳入城镇化体系，天津、成都我也都去看过。对地方这种探索，我觉得带着一种支持的眼光来看待。有些地方没有能力把很多农民都集中起来，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没改变，仍然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到五里以外种地去。像这样我担心可能出现太多的浪费。正确的办法是，鼓励探索，但需要注意约束条件，不能一刀切。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也是这次研讨班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专家点评研讨班学员的发言和主持研讨班专家论坛。《经济》记者围绕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
《经济》：9月2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有何重要意义？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哪？
张占斌：最近，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都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和观点。
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对中国而言，讨论城镇化问题应放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思考，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基本之策。无论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是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这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清晰的标准和界限。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人均收入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也必须协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这“三化协调”发展的格局中，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而城镇化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
另外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中国的重要城市作为一个和世界城市合作竞争的重要载体，它要发挥重要力量。这个平台对中国来讲非常有战略意义，为深度融入世界交流和吸收人类文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载体，对完善世界的治理结构也会非常有意义。
《经济》：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城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
张占斌：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意义来看，要把城镇化建设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才行，要站在社会现代化的大战略高度来考虑。下一步要保持中国经济20至30年的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可能会是我们手中最大一张“王牌”，用好这张“牌”对于我们争夺发展战略机遇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我国正好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国的城镇化率在51%左右，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
从国际战略来讲，城镇化是一张“大牌”。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要把握好这个趋势。西方社会有些人唱衰中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我们发展高端产业有警惕，对我们的资源需求有疑虑。与西方国家讲我国的城镇化，要让他们能够听得懂，也从中感悟到巨大的商机，这为我们在国际上争取发展的空间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城镇化建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一头牵着工业化，一头牵着农业现代化，它带动经济社会很多方面的发展。像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又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就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真正地提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
《经济》：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张占斌：现在看，我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是：
一是，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左右，但是有两亿人生活在城市或在城市流动而没有城市户口，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的市民化，农民工不仅户籍问题没有解决，由此而来的相应公共服务问题也是严重缺位，就业还存在歧视，租房成本高，子女上学也是非常难，医疗问题也有不少烦心事，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问题要解决，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去解决。
二是，从土地的意义上讲，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有些城市愿意扩大城市面积，但是人口的聚集上却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下的功夫也不大。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产业来做支撑，需要各层级的人，这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问题要解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也要解决，这是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但是角度不一样。
三是，城镇化建设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像有些地方追求表面政绩工程。
《经济》：您从专家角度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张占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比如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等等，我理解有这样几个问题比较急迫，需要关注：
一是城镇化的发展与转型。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确实可能到了一个需要转型、提升的阶段。过去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质量不算高，这个可能跟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口多等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保持速度的同时要保证质量，要把速度和质量这两个关系很好地协调起来，这两个事情要处理得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要把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并重，可能第一条就应该是农民工和农村人口市民化，这是讲人的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
二是加强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现在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做“十二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已经有一个雏形，如果搞得好的话，也许明年上半年能够出来，现在正广泛地征求意见。现在有一个矛盾，过去发改委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部门做城市规划，国土部们是做国土的发展规划，这之间有协调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不协调。如果规划都互相打架，很多地方做起来很困难，有些规划经常变，换一任领导就可以搞一次，没有权威性，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很大。
三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问题。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城市承载能力有限，比如硬件的市政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能说一下子淹死这么多人，不能用农民的水平管理现代化的城市，要用现代化的水平管理现代化的城市，包括现代的资源开发和与保护。当然，软件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公共服务。
四是农民社区问题。最近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考虑到城镇化是个过程，对农民怎么能够城镇化，他们搞新型社区，比如说河南，是五级城镇化，把农民社区也纳入城镇化体系，天津、成都我也都去看过。对地方这种探索，我觉得带着一种支持的眼光来看待。有些地方没有能力把很多农民都集中起来，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没改变，仍然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到五里以外种地去。像这样我担心可能出现太多的浪费。正确的办法是，鼓励探索，但需要注意约束条件，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