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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就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对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点——杂种文化论展开分析,旨在加深对日本文化论理解的同时,从中发掘值得当前借鉴之处。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传统 现代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几乎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文明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对待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共同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者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化问题的理解。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评论家,他学贯东西,对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尤其深刻。加藤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观点独到,在日本影响颇为深远。本文试图在文化论的范畴内对加藤周一及其文化理论进行剖析,阐述杂种文化论形成的背景、过程、意义及影响,并联系当前实际进行初步探讨。
二、杂种文化论的时代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宣告结束。在反法西斯同盟诸国欢庆胜利的同时,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本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的反思。二战的失败几乎粉碎了日本人固有的价值观,在此后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坂口安吾、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纷纷撰文,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旧文化,一边倒地展开了批判,甚至认为日本传统文化都是封建遗毒,是影响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思潮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化论的主流。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一改十年以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理解,对曾经遭受猛烈批判、几乎体无完肤的日本文化传统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杂种”论也形成于当时,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下面,本文将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展开分析。
1.政治动向
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甚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的方方面面都深受国际政治时局两大事件的影响。这两大事件分别是对日和约的缔结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冷战。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由美国主导,48国于旧金山共同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前苏联、印度等众多国家被排除在外。尽管旧金山条约只是西方国家片面的对日和约,但日本却藉此成功地在政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条约签署后第二年,日本被占领状态宣告终结,随着政治实现独立,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也重新趋向正常。而几乎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给日本提供了莫大的机遇,由于美国本土距朝鲜战场遥远,美军驻日基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日本的政治地位无形中得到了提高,这对日本进一步摆脱战后不利状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经济动向
朝鲜战争在提高了日本政治地位的同时,在经济上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战争过程中,日本作为美军补给基地,前后共计生产了约24亿美元的军需物资,日本经济得以从战后的萧条状态重建并逐步复兴。日本政府在1955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日本经济状况“已非战后”。此后,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政治独立、经济腾飞,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这种巨大的变化很自然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在日本文化论方面的体现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三、加藤周一及其文化观的内涵
按照日本的纪年方法,1955年为昭和三十年。正如前文所述,自昭和三十年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日趋安定,国际交往增多,日本知识阶层对于本国文化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藤周一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在当时而言颇为大胆,因此倍受瞩目,至今仍是日本文化论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
1.杂种文化论的形成
加藤周一1919年生于东京,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评论家,作为一名战后第一时间走出国门的旅欧学者,在法国、英国长年的留学生活经历使加藤较早地建立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以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体验与比较文化论的理论基础相结合,是最终促使加藤文化观形成的原因。
1955年,加藤周一在著名的《思想》杂志发表论文《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文中称,其留学归国后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有两点:其一,日本有着如同水墨画一般、与西欧风格迥异的古典美;其二,日本同时又是一个烟囱林立的工业化国家,这幅现代化的景象又使日本显得与其他亚洲国家格格不入。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无疑更为深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是,加藤指出,日本文化并非西方文化,更不是殖民地化的西方文化,而且,日本当时并未处于一味西化的过程中。加藤周一在文章中还指出,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是构成日本文化的两大要素,换言之,日本文化本身就是这两种要素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就这样,加藤以其一贯的明快文体敏锐地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宣告了“杂种文化论”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与汉语相比,日语的“杂种”一词较为纯粹,作为一个中性词,并不含有贬义,这一点加藤周一本人也曾言及,“杂种”也好,“纯种”也罢,都不含有褒贬之意。尽管如此,公开主张本国文化是“杂种文化”,仍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2.杂种文化论的内涵
历史上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近代以来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换言之,近代以来,一种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独立文化注定是不存在的。加藤周一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把文化界定为纯种文化与杂种文化的同时,对这两种文化的概念与标准作了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纯种文化,并不是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其与杂种文化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纯种文化具有外来文化无法撼动的根本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该国固有的、非外来的;外来文化对纯种文化的影响只限于细枝末节,或是锦上添花。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化很不幸地从本质上就被加藤界定为杂种文化。然而,按照加藤周一的观点,杂种文化与纯种文化之间似乎除了名分不同之外,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杂种文化自有其优秀之处,纯种文化也并非尽善尽美。因而,日本文化虽属杂种文化,但日本人大可安之若素,无需为此抱有劣等感。在加藤看来,部分学者自古以来想方设法否认甚至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试图为日本文化正名,使日本文化纯化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并无意义。
四、杂种文化论的意义及其引发的现实思考
加藤周一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其观点正是对前一段时期的日本文化论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修正。一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而加藤除了指出日本文化系杂种文化外,却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本身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可以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前人观点的一种反应。何况,我们按加藤文中的逻辑不难解读,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是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显然,这给当时正逐步走出困境的日本人重拾对本国文化的信心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当然,杂种文化论的意义绝对不止于此。对于过往的文化运动,加藤周一也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有如下一段评论:“明治①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正是知识阶层对于(日本)文化杂种性的反应,是一部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②日本文化之所以称为杂种文化,是因为其中同时存在两种要素,那么,漂白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并使之纯化,无外乎两种途径,其一是去除日本文化中传统文化的要素,其二则是去除日本文化中的西方要素,即现代化的要素。加藤周一明确表示,两者皆不可行,任何一种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后果。不难发现,前者将导致文化全盘西化,而后者极端保守、盲目排外,甚至更为危险——有倒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二战中的日本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近代日本的文化论就这样一直在两种倾向中恶性循环,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加藤的论断指出,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存在的——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停止无谓的纯化运动。无疑,加藤杂种文化论的主张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在“冲突—认同”、“冲突—抵抗”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以外,开拓“冲突—并存—融合”之路。
反观中国近代的文化思想,西化和复古两种思潮也曾长期斗争,与日本一样,未能走出误区。即便是建国以后,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未能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对于西方的外来文化曾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同时,在特定时期内,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又予以全盘肯定。而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也曾长期持否定态度予以批判。诚如叶渭渠先生所言,全面否定传统,将失去判断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失去文化根基;全面否定外来文化而墨守陈规,则传统不能再生。整合两种文化资源,恰当处理其相互关系,是当前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重大课题,加藤周一先生的观点至今并未过时,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产生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逐步好转的特定时期,促使当时的日本人对处于被遗忘边缘的本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再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其可贵之处在于,为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指明了一条不偏不倚的公平道路,时至今日,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仍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注释:
①明治:日本年号,1868—1912.
②原文为:“明治以来の複雑な文化運動の歴史は、もし一言で言うとすれば、このような文化の雑種性に対する知識人の側からの反応、つまりその純粋化運動の歴史にほかならない。”引自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加藤周一.雑種文化.講談社文庫,1956.
[2]青木保.日本文化の変容.中央公論社,1990.
[3]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叶渭渠.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与加藤周一对谈录.日本学刊,2001,(01).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传统 现代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几乎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文明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对待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共同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者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化问题的理解。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评论家,他学贯东西,对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尤其深刻。加藤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观点独到,在日本影响颇为深远。本文试图在文化论的范畴内对加藤周一及其文化理论进行剖析,阐述杂种文化论形成的背景、过程、意义及影响,并联系当前实际进行初步探讨。
二、杂种文化论的时代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宣告结束。在反法西斯同盟诸国欢庆胜利的同时,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本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的反思。二战的失败几乎粉碎了日本人固有的价值观,在此后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坂口安吾、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纷纷撰文,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旧文化,一边倒地展开了批判,甚至认为日本传统文化都是封建遗毒,是影响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思潮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化论的主流。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一改十年以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理解,对曾经遭受猛烈批判、几乎体无完肤的日本文化传统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杂种”论也形成于当时,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下面,本文将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展开分析。
1.政治动向
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甚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的方方面面都深受国际政治时局两大事件的影响。这两大事件分别是对日和约的缔结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冷战。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由美国主导,48国于旧金山共同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前苏联、印度等众多国家被排除在外。尽管旧金山条约只是西方国家片面的对日和约,但日本却藉此成功地在政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条约签署后第二年,日本被占领状态宣告终结,随着政治实现独立,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也重新趋向正常。而几乎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给日本提供了莫大的机遇,由于美国本土距朝鲜战场遥远,美军驻日基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日本的政治地位无形中得到了提高,这对日本进一步摆脱战后不利状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经济动向
朝鲜战争在提高了日本政治地位的同时,在经济上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战争过程中,日本作为美军补给基地,前后共计生产了约24亿美元的军需物资,日本经济得以从战后的萧条状态重建并逐步复兴。日本政府在1955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日本经济状况“已非战后”。此后,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政治独立、经济腾飞,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这种巨大的变化很自然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在日本文化论方面的体现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三、加藤周一及其文化观的内涵
按照日本的纪年方法,1955年为昭和三十年。正如前文所述,自昭和三十年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日趋安定,国际交往增多,日本知识阶层对于本国文化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藤周一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在当时而言颇为大胆,因此倍受瞩目,至今仍是日本文化论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
1.杂种文化论的形成
加藤周一1919年生于东京,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评论家,作为一名战后第一时间走出国门的旅欧学者,在法国、英国长年的留学生活经历使加藤较早地建立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以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体验与比较文化论的理论基础相结合,是最终促使加藤文化观形成的原因。
1955年,加藤周一在著名的《思想》杂志发表论文《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文中称,其留学归国后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有两点:其一,日本有着如同水墨画一般、与西欧风格迥异的古典美;其二,日本同时又是一个烟囱林立的工业化国家,这幅现代化的景象又使日本显得与其他亚洲国家格格不入。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无疑更为深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是,加藤指出,日本文化并非西方文化,更不是殖民地化的西方文化,而且,日本当时并未处于一味西化的过程中。加藤周一在文章中还指出,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是构成日本文化的两大要素,换言之,日本文化本身就是这两种要素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就这样,加藤以其一贯的明快文体敏锐地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宣告了“杂种文化论”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与汉语相比,日语的“杂种”一词较为纯粹,作为一个中性词,并不含有贬义,这一点加藤周一本人也曾言及,“杂种”也好,“纯种”也罢,都不含有褒贬之意。尽管如此,公开主张本国文化是“杂种文化”,仍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2.杂种文化论的内涵
历史上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近代以来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换言之,近代以来,一种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独立文化注定是不存在的。加藤周一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把文化界定为纯种文化与杂种文化的同时,对这两种文化的概念与标准作了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纯种文化,并不是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其与杂种文化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纯种文化具有外来文化无法撼动的根本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该国固有的、非外来的;外来文化对纯种文化的影响只限于细枝末节,或是锦上添花。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化很不幸地从本质上就被加藤界定为杂种文化。然而,按照加藤周一的观点,杂种文化与纯种文化之间似乎除了名分不同之外,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杂种文化自有其优秀之处,纯种文化也并非尽善尽美。因而,日本文化虽属杂种文化,但日本人大可安之若素,无需为此抱有劣等感。在加藤看来,部分学者自古以来想方设法否认甚至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试图为日本文化正名,使日本文化纯化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并无意义。
四、杂种文化论的意义及其引发的现实思考
加藤周一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其观点正是对前一段时期的日本文化论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修正。一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而加藤除了指出日本文化系杂种文化外,却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本身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可以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前人观点的一种反应。何况,我们按加藤文中的逻辑不难解读,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是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显然,这给当时正逐步走出困境的日本人重拾对本国文化的信心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当然,杂种文化论的意义绝对不止于此。对于过往的文化运动,加藤周一也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有如下一段评论:“明治①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正是知识阶层对于(日本)文化杂种性的反应,是一部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②日本文化之所以称为杂种文化,是因为其中同时存在两种要素,那么,漂白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并使之纯化,无外乎两种途径,其一是去除日本文化中传统文化的要素,其二则是去除日本文化中的西方要素,即现代化的要素。加藤周一明确表示,两者皆不可行,任何一种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后果。不难发现,前者将导致文化全盘西化,而后者极端保守、盲目排外,甚至更为危险——有倒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二战中的日本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近代日本的文化论就这样一直在两种倾向中恶性循环,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加藤的论断指出,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存在的——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停止无谓的纯化运动。无疑,加藤杂种文化论的主张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在“冲突—认同”、“冲突—抵抗”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以外,开拓“冲突—并存—融合”之路。
反观中国近代的文化思想,西化和复古两种思潮也曾长期斗争,与日本一样,未能走出误区。即便是建国以后,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未能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对于西方的外来文化曾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同时,在特定时期内,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又予以全盘肯定。而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也曾长期持否定态度予以批判。诚如叶渭渠先生所言,全面否定传统,将失去判断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失去文化根基;全面否定外来文化而墨守陈规,则传统不能再生。整合两种文化资源,恰当处理其相互关系,是当前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重大课题,加藤周一先生的观点至今并未过时,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产生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逐步好转的特定时期,促使当时的日本人对处于被遗忘边缘的本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再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其可贵之处在于,为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指明了一条不偏不倚的公平道路,时至今日,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仍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注释:
①明治:日本年号,1868—1912.
②原文为:“明治以来の複雑な文化運動の歴史は、もし一言で言うとすれば、このような文化の雑種性に対する知識人の側からの反応、つまりその純粋化運動の歴史にほかならない。”引自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加藤周一.雑種文化.講談社文庫,1956.
[2]青木保.日本文化の変容.中央公論社,1990.
[3]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叶渭渠.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与加藤周一对谈录.日本学刊,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