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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作在其文学生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是探究其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的结合点。以《永州八记》为例，其山水游记作品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审美意蕴。文章通过探究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深层特质的形成和对后世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情感表现进行分析、梳理与评价。
关键词：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唐士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表现的特征
（一）“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冷感意象群体的选择
柳宗元曾在《零陵三亭记》中有过这样的阐述：“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长期遭贬，使得柳宗元长期处于一种悲戚忧郁的心理状态。这种悲戚与忧郁，即便诗意盎然的山水胜景也无法永久地消弭与慰藉，这就导致柳宗元笔下的意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清冷幽僻、孤寂凄凉的情感特征。
环境美学主张感官的和谐作用的倾情投入，使个体充分与环境亲密接触，这种感性体验必然鼓舞情感和心灵的全面参与，才能使得深层的审美参与成为现实。 而柳宗元在《石渠记》中提出：“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这段话无疑是佐证了此观点。据此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于石渠环境的审美描述：伫立于石渠之上的石桥，来自于山巅又盘旋于山谷的风声，以及映入眼帘的茂林松石所带来的别具一格的审美观感。而这种审美观感指向的是一个具有生动气韵且完整有机的生命环境，这是依赖柳宗元细致的探微与体验得以表现的。丰富的冷感意象群体营造出奇味、幽景与清境，凄寂是这些意象群体所表现出的客观情调，亦与作者因贬谪而产生的孤独索寞等主观情感高度契合，忧愤的情感通过这些意象群体充分显露，传递出一种静极则幽，幽则深远的艺术境界。
（二）“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含蓄克制的移情抒写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述情景关系时说道：“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固然“移情”这种美学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已普遍存在，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游记却真正使情与景相交融而产生“无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抒写方式成为了影响后代山水游记的垂范式的艺术手法。
我们试以《钴鉧潭西小丘记》为例：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在柳宗元的笔下，“兹丘之胜”却遭“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的羞辱，遥指自己怀揣经世之才却屡遭贬谪的人生经历。选择小丘为描写的对象，是因为小丘与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际，这就产生了“共情”的情感体验，并运用移情的抒写手法将自己怀才不遇、悲凉积郁的思想感情投射到了所观照的景物之上，而所观照的景物又经过柳宗元的心灵创造与剪裁，身世之感在所择之景与所寄之情之间循环往复，实现了巧妙的互融。这其中，由于规避了直抒胸臆而呈现出高明的克制与委婉的含蓄兼而有之的审美风格，这是文学作品间接性的艺术特质，亦在情与景的交互中完成了精神与自然的妥帖融合，使得他的山水游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
（三）“笼而有之”——观游一体的审美特征
在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游记中，对于自然景物的审美亦称作“观游”，即“观望浮游”之意。“观”意指运用视听等感官来欣赏自然的声色之美;而“游”则强调的是对于自然山水内在的哲思。“观”与“游”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级：
其一，自然山水就象征着柳宗元自身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柳宗元游赏之地大多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但却保留着完整且原始的自然风貌，景色甚美，却处于一个长期被大多数人忽视的边缘境遇。柳宗元对“永之人未尝游焉”这样的地方流连忘返，不断咏叹，象征之义不言自明。前文提到，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反复使用移情的抒写手法，将内心难以直言的思想感情投射在与自身命运类似的自然景物之上，进行间接式的排遣。日本学者清水茂将此归结为“强调被遗弃的山水之美，也就等于强调被遗弃之人的美的存在，换言之，即宗元自身之美的存在”。
其二，根据柳宗元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提出“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详细描述了自然审美的体验过程，并重视身体的参与性。他“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式审美体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知。这种审美感知不仅仅是山水的视听之娱，还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自然审美起于外，却终于内，最终指向的是愉悦人的精神世界，并以塑造其人格品质与思想境界为旨归。这其中，内在的精神体验属于高级的层级，“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体现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即感官激发→审美体验→审美意境的升华过程，且自由是他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因而在观游之中所产生的“神合感”才有助于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并挖掘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
二、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生成的双重基础
（一）中唐士人创作心态的改变
唐代初期，三教融合形成了鼎盛的态势。在此历史潮流中，儒学日渐式微，佛道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加之儒学很少对心灵世界进行开拓探微，使得儒学的发展面临理论与现实的重重危机。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推行，儒学重获新生，但佛道之学依然与之并立。柳宗元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以儒为主、兼收佛道的基本特征。
但在其山水游记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窥见，柳宗元由于“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的忧愤，使得其对于自然的咏叹目的在于排遣悲郁，以期获得内在心理的宽慰与平衡。这与《毛诗序》中所提到“发乎情”的目的是“吟咏性情”是一脉相承的，整体而言显示出的是文学的非功用因素，基本没有过多体现儒学提倡“文以载道”的工具性。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据此有一段评述：“韩柳诗文异途的发展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预示了今后文学的进步将走上一条更为复杂的路途。”加之，由“适己为用”这个观点可以看出柳宗元肯定了文学抒情的价值，且“君子必有游息之物”表明他本質上认为文学与士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是真性情的自然显现。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柳宗元在其山水游记中已经呈现出“明道”与“自我性情”的分离趋势，其山水游记的创作最终指向的是文学自身与作者精神境界所发生的缠绕，这一点体现出浓厚的佛道审美倾向，也是柳宗元纵情山水并对旷奥之景进行区分的重要缘由。 （二）生命沉沦的切身之痛
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零陵，自此再未走出这一方土地。“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生命荒废感。同时，政治生涯的中断，迫使柳宗元把目光转向了文学活动，希冀通过文学来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加之身居闲职，柳宗元便拥有大量的精力去思考文学的审美问题。另外，与佛道教徒的广泛交往，使得他的思维被进一步开阔，更多地投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观照以及审美活动的内部机制，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重视对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写，重视对自然审美境界的内在领悟。
三、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表现的审美内蕴
山水文学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山水审美参与了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另一方面，亦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特殊的情感表现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山水与人的情智的交互渗透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中物我致一的意境成为可能。以“幽峭”为特征的柳宗元山水游記，通过对荒蛮瘴疠、凄神寒骨、幽明静远以及自况自伤的咏物等多种意境的营造，不断地向山水景物的内在灵魂深入，把压抑在生命内部的感情、追求、品格渗透到自然山水中，在其所选择的与自己人格追求相对应的山水物象中，借助山水精神而使自我的精神得以超越，从不同层面凸显出其清峭的精神个性和峻洁的人格美，达到了古文运动中文艺美学领域的巅峰。
其二，开掘了山水审美的深层意蕴，深化了对于自然山水的体验认识。在审美体验的探索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山水之于人类的意义与价值，把山水审美对象与诗人的体验相结合，并通过不同的叙述层次将审美体验加以呈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山水审美的价值与意义，还拓展了山水审美的多向维度。这意味着唐代自然审美观的一次重大创获，对古代自然审美的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学者叶燮曾云：“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泄。”这体现了其对柳宗元山水审美心理结构的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的创作过程中，柳宗元完成了精神与自然的完善融合，实现了自我精神的超越，从而使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山水游记既是柳宗元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又带有其贬谪生涯的独特悲剧生命感受和思想印记，并对后世散文创作者如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山水创作与审美理论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马草.柳宗元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
[5]尚永亮.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与美学追求[J].文学遗产，2000（3）.
[6]罗明星.从移情角度看永州八记的艺术成就[J].学术专刊，2014（35）.
[7]曹章庆.柳宗元山水审美思想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
[8]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叶燮.原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
关键词：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唐士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表现的特征
（一）“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冷感意象群体的选择
柳宗元曾在《零陵三亭记》中有过这样的阐述：“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长期遭贬，使得柳宗元长期处于一种悲戚忧郁的心理状态。这种悲戚与忧郁，即便诗意盎然的山水胜景也无法永久地消弭与慰藉，这就导致柳宗元笔下的意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清冷幽僻、孤寂凄凉的情感特征。
环境美学主张感官的和谐作用的倾情投入，使个体充分与环境亲密接触，这种感性体验必然鼓舞情感和心灵的全面参与，才能使得深层的审美参与成为现实。 而柳宗元在《石渠记》中提出：“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这段话无疑是佐证了此观点。据此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于石渠环境的审美描述：伫立于石渠之上的石桥，来自于山巅又盘旋于山谷的风声，以及映入眼帘的茂林松石所带来的别具一格的审美观感。而这种审美观感指向的是一个具有生动气韵且完整有机的生命环境，这是依赖柳宗元细致的探微与体验得以表现的。丰富的冷感意象群体营造出奇味、幽景与清境，凄寂是这些意象群体所表现出的客观情调，亦与作者因贬谪而产生的孤独索寞等主观情感高度契合，忧愤的情感通过这些意象群体充分显露，传递出一种静极则幽，幽则深远的艺术境界。
（二）“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含蓄克制的移情抒写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述情景关系时说道：“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固然“移情”这种美学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已普遍存在，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游记却真正使情与景相交融而产生“无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抒写方式成为了影响后代山水游记的垂范式的艺术手法。
我们试以《钴鉧潭西小丘记》为例：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在柳宗元的笔下，“兹丘之胜”却遭“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的羞辱，遥指自己怀揣经世之才却屡遭贬谪的人生经历。选择小丘为描写的对象，是因为小丘与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际，这就产生了“共情”的情感体验，并运用移情的抒写手法将自己怀才不遇、悲凉积郁的思想感情投射到了所观照的景物之上，而所观照的景物又经过柳宗元的心灵创造与剪裁，身世之感在所择之景与所寄之情之间循环往复，实现了巧妙的互融。这其中，由于规避了直抒胸臆而呈现出高明的克制与委婉的含蓄兼而有之的审美风格，这是文学作品间接性的艺术特质，亦在情与景的交互中完成了精神与自然的妥帖融合，使得他的山水游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
（三）“笼而有之”——观游一体的审美特征
在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游记中，对于自然景物的审美亦称作“观游”，即“观望浮游”之意。“观”意指运用视听等感官来欣赏自然的声色之美;而“游”则强调的是对于自然山水内在的哲思。“观”与“游”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级：
其一，自然山水就象征着柳宗元自身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柳宗元游赏之地大多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但却保留着完整且原始的自然风貌，景色甚美，却处于一个长期被大多数人忽视的边缘境遇。柳宗元对“永之人未尝游焉”这样的地方流连忘返，不断咏叹，象征之义不言自明。前文提到，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反复使用移情的抒写手法，将内心难以直言的思想感情投射在与自身命运类似的自然景物之上，进行间接式的排遣。日本学者清水茂将此归结为“强调被遗弃的山水之美，也就等于强调被遗弃之人的美的存在，换言之，即宗元自身之美的存在”。
其二，根据柳宗元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提出“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详细描述了自然审美的体验过程，并重视身体的参与性。他“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式审美体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知。这种审美感知不仅仅是山水的视听之娱，还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自然审美起于外，却终于内，最终指向的是愉悦人的精神世界，并以塑造其人格品质与思想境界为旨归。这其中，内在的精神体验属于高级的层级，“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体现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即感官激发→审美体验→审美意境的升华过程，且自由是他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因而在观游之中所产生的“神合感”才有助于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并挖掘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
二、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生成的双重基础
（一）中唐士人创作心态的改变
唐代初期，三教融合形成了鼎盛的态势。在此历史潮流中，儒学日渐式微，佛道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加之儒学很少对心灵世界进行开拓探微，使得儒学的发展面临理论与现实的重重危机。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推行，儒学重获新生，但佛道之学依然与之并立。柳宗元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以儒为主、兼收佛道的基本特征。
但在其山水游记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窥见，柳宗元由于“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的忧愤，使得其对于自然的咏叹目的在于排遣悲郁，以期获得内在心理的宽慰与平衡。这与《毛诗序》中所提到“发乎情”的目的是“吟咏性情”是一脉相承的，整体而言显示出的是文学的非功用因素，基本没有过多体现儒学提倡“文以载道”的工具性。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据此有一段评述：“韩柳诗文异途的发展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预示了今后文学的进步将走上一条更为复杂的路途。”加之，由“适己为用”这个观点可以看出柳宗元肯定了文学抒情的价值，且“君子必有游息之物”表明他本質上认为文学与士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是真性情的自然显现。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柳宗元在其山水游记中已经呈现出“明道”与“自我性情”的分离趋势，其山水游记的创作最终指向的是文学自身与作者精神境界所发生的缠绕，这一点体现出浓厚的佛道审美倾向，也是柳宗元纵情山水并对旷奥之景进行区分的重要缘由。 （二）生命沉沦的切身之痛
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零陵，自此再未走出这一方土地。“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生命荒废感。同时，政治生涯的中断，迫使柳宗元把目光转向了文学活动，希冀通过文学来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加之身居闲职，柳宗元便拥有大量的精力去思考文学的审美问题。另外，与佛道教徒的广泛交往，使得他的思维被进一步开阔，更多地投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观照以及审美活动的内部机制，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重视对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写，重视对自然审美境界的内在领悟。
三、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表现的审美内蕴
山水文学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山水审美参与了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另一方面，亦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特殊的情感表现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山水与人的情智的交互渗透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中物我致一的意境成为可能。以“幽峭”为特征的柳宗元山水游記，通过对荒蛮瘴疠、凄神寒骨、幽明静远以及自况自伤的咏物等多种意境的营造，不断地向山水景物的内在灵魂深入，把压抑在生命内部的感情、追求、品格渗透到自然山水中，在其所选择的与自己人格追求相对应的山水物象中，借助山水精神而使自我的精神得以超越，从不同层面凸显出其清峭的精神个性和峻洁的人格美，达到了古文运动中文艺美学领域的巅峰。
其二，开掘了山水审美的深层意蕴，深化了对于自然山水的体验认识。在审美体验的探索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山水之于人类的意义与价值，把山水审美对象与诗人的体验相结合，并通过不同的叙述层次将审美体验加以呈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山水审美的价值与意义，还拓展了山水审美的多向维度。这意味着唐代自然审美观的一次重大创获，对古代自然审美的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学者叶燮曾云：“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泄。”这体现了其对柳宗元山水审美心理结构的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的创作过程中，柳宗元完成了精神与自然的完善融合，实现了自我精神的超越，从而使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山水游记既是柳宗元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又带有其贬谪生涯的独特悲剧生命感受和思想印记，并对后世散文创作者如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山水创作与审美理论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马草.柳宗元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
[5]尚永亮.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与美学追求[J].文学遗产，2000（3）.
[6]罗明星.从移情角度看永州八记的艺术成就[J].学术专刊，2014（35）.
[7]曹章庆.柳宗元山水审美思想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
[8]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叶燮.原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