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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足山是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其它四座为: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相传主佛弟子迦叶尊者奉佛命,持释迦佛的僧伽黎衣,以候弥勒佛下生处(见《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卷九)。从明代起,佛教界即认定位于云南大理府宾川县境内的鸡足山是迦叶道场。极盛之时全山共有“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据清顺治十七年大错和尚《鸡足山指掌图记》)。如此众多的寺庵,在全国佛教名山中位居第一。(康熙)《大理府志》记述:“兹地旧有三千兰若,鸡山元旦,僧俗烧香散花,远近至者万计,自汉迄今无虚岁”。明代嘉靖年间,参政谢东山在其《鸡足山游记》中说到:“方今华彝一统,南诏为衣冠文物之区,国家财赋之府,四方游鸡足者踵接而至。”鸡足山的兴盛有其政治、社会、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其中又以佛教文化的一脉相传最具特色:历史悠久,高僧辈出,佛迹、文物及丛林众多,因之被誉为我国西南佛教文化的“第一文物宝库”。
故国与新朝之间的人生选择
“地必因人而始显,胜以得文而后标”。鸡足山在明清之际出了许多高僧,有代表性的本贴、儒全、彻庸、大错(钱邦芑)、无尽、宗本,直到人们熟知的担当,都是学养深厚、佛法精纯、道德崇高、个性突出的僧人。他们大都精通儒道典籍,当时的文人、名士亦因儒学与释道相通,多与高僧研讨学问,或以诗书画相互酬唱交游,形成“名士高僧共一楼”的风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大理的杨黼、李元阳;丽江的木公、木青、木增;流寓云南的杨慎,来滇考察、旅行的徐霞客;曾任姚安知府的李贽等。还有一位对鸡足山有着特殊感情和因缘,对弘扬鸡足山佛教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诗人、学者高奣映。
高奣映(公元1647年—1707年),字雪君,别号问米居士,清初姚安府世袭土同知。他是大理国开国功臣高方的后代,有影响的大家族。元灭大理国后仍以段氏为一些地方的土官。高奣映的父亲高奣(?-1689年),字海容,又字青岳,号芝山,明姚安土知府,明亡后不肯仕清,避居鸡足山为僧,更名悟祯。《鸡足山志补》说他“性孝友,好施予。当沙定洲之乱,弃家从黔国公沐天波守楚雄,又从至永昌,及归,慨天下事去,即常止僧舍。甲子,黔国感其仗义相从,荐于永历帝,授太仆寺丞,升光禄寺卿,转太仆卿。播缅之役,从至腾越相失,遂归鸡足山,于大觉寺请水目无住师剃染。泛览三教书,暇即念佛,修葺寺刹,至不可胜纪。庚午疾终昙华山。”高奣映虽然出生时已是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成长于康熙年间,其父高奣的这一段经历无疑对高奣映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传说明永历帝亡滇时,高奣曾带着高奣映去晋见永历帝。永历帝问:“这孩子是谁”?高奣启奏道:“他是臣下的长子,名叫奣映,现年八岁”。永历帝把奣映抱起来,抚摩着奣映的头顶问:“你开蒙读书了吗”?高奣映恭敬地回答:“读了四年书了”。永历帝就出了个对子:“八龄幼童”,要高奣映对;高奣映不假思索就对出:“三代知府”。民间还说高奣映自幼有特异,能举目正视太阳,双眼不闭。姚安人就用一副联语夸奖他:“双目贯日,八岁朝天,”指他八岁见过皇帝。轶事是想说明高奣映“自幼聪慧”,日后“博学能文”,为高氏父子的晚明情结:“怀念故国,抗节不仕”,作下铺垫。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高奣映在姚安考上秀才,三年后中举人。历任姚安府土同知,四川布政司参政道后,“倦于仕途”,辞官回到云南。自此,高奣映在姚安结璘山上盖了一座小院设馆教学,一面又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附近州县青年学子纷纷前来求学,他都一一接纳,尽心培养。在他的教授下,成为进士的22人,中举的48人,诸生135人。关于著述,高奣映可以说是一位高产作家,他著书81种,虽经兵燹和改土归流等变故,多数文稿散失,但现在存目尚有44种之多。因为大部分著作在结璘山别馆写成,故署名为“结璘山叟”。他归隐之后不仅喜爱山上的花鸟木石,还和农民、樵夫、牧童、猎户经常往来,结为朋友,人称“高老先生”。他热心公益事业,(民国)《姚安县志》说他:“生平好公益,喜施济、凡兴学厚俗、崇俭助婚、赙丧救急、养老助产、掩骼施棺诸善举,皆列有专书,分别类例,捐资为之,无所吝”。这是说他为人注重德行,与乡人百姓相处关系很好,受到赞誉的一个方面。而作为诗人、学者的高奣映,他与鸡足山的情缘才最能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
由儒入释的诗人、名士本色
高奣映多次上鸡足山看望他的父亲高奣,并捐资修建佛寺,塑佛像,置寺产,与高僧禅释、文人学士、社会名流交往,写作与鸡足山有关的诗文、联匾。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云南提学使王之枢,聘请他修撰《鸡足山志》。由于他对鸡足山的人文和自然非常熟悉,又有深厚的学养,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就编撰完成,使王之枢敬佩不已,逢人便称高奣映为“捷才”。在修《鸡足山志》期间,他畅游大理苍山洱海之胜,写了不少诗作,集成一卷,题为《妙香国草》。这部作品在大理历代诗人咏苍洱的作品中,属于上乘之作载入史册。
高氏父子对鸡足山怀有特殊的感情,并非单纯的“寄情山水”或“遁入空门”,而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尚有关。明代,政治腐败,文化颓靡,佛教与儒道文化相融合,正与苦难年代人生解脱相适应,成为士大夫所向往之精神世界。就宗教与政治关系而言,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精辟地指出:“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又说:“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
高奣映处于明朝余风犹在,清朝政权刚刚建立的这样一个交替时期。世态的变迁,社会的动荡,思想的矛盾和混乱,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乱世。尤其是面对异族统治的屈辱无力回天无奈之际,“人生空幻遂为时代感伤,暮鼓晨钟更显佛祖魅力”,文人士大夫纷纷遁入空门,寻求寄生之地。他们谈禅论道,吟诗作对,挥毫泼墨,又以此作为精神避难所,或抒发情怀,或排遣忧愤,或以笔墨作“武器”,追怀故国,痛斥清廷。因之一时之间,鸡足山高僧云集,大师辈出,成为西南地区丛林之首。
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其专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把高奣列入“逃禅”的明代遗民,与唐泰(担当)、钱邦芑(大错)等同为一类;高奣映与李元阳、木增及同为姚安人氏的陶珽、陶珙兄弟等,归于“士大夫之禅悦”群体。陈垣还说:“禅悦,明季士大夫风气也”;“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此书为高奣映列一小传,叙其著作书目后说:“父(泰翟),明亡后为僧,奣映嗣,入清仍授世职。《滇南诗略》十六有奣映诗,其父为僧,其子亦受圣可玉印记”。《锦江禅灯》已把奣映称为“高居士”。陈垣还说:“圣可,破山嗣,然则奣映破山再传也”。按破山(公元1597年——1666年),法名海明,祖籍重庆,生于四川大竹县。他是西南禅宗领袖,集佛学、书学、文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中国禅宗通史•大事记》说他“传禅三十余年,推动禅学在川、滇、黔的发展”。破山奔走于反清复明阵营间,以佛门中有地位的高僧身份,鼓励抗清将领坚持斗争,复兴明朝。破山门人多数都具有“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陈垣把奣映评论为“破山再传”,是对高奣映佛学传承地位的肯定。
高奣映还十分景仰杨升庵和李元阳两位先贤,在《写韵楼怀杨升庵李中溪两先生》一诗中写道:“青藜曾经照山振,湫隘楼边北斗遥。珮念金鱼终丽泽,歌收黄鸟自迁乔。晦庵通释先经训,吴老初编借乐调。此夜那堪重贮月,提携谁是举杯邀”。他把自己和杨李二人相比,虽有鼎足而三之意,实质是反映他们在人文精神的传承上,是心灵相通。
高《志》为名山增辉
高奣映对鸡足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是由他编撰,流传至今的《鸡足山志》。
鸡足山是名山,“名山志”是我国历史文献典籍中的一种类型,为历代方家所看重。鸡足山的志书有两部已毁殁,仅存志目,另有三部保存至今。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徐弘祖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请,于八月第二次登鸡足山撰修《鸡足山志》,成稿四卷,因病中止。志稿毁于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1661年),只能从今《徐霞客游记》之末附录的《鸡足山志目》和《志略》中可见一斑。另一部是明末清初“江左大儒”钱邦芑(大错和尚),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到鸡足山后,应澜沧兵备道曹延生和众僧的请求,编撰的《鸡足山志》十卷曾刻板印行,后遭兵燹,书板俱毁。三十年后范承勋续修鸡足山志时得见残编,后略作增删,成稿十卷,人称范《志》。范承勋字苏公,沈阳人,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任云贵总督。范《志》流传较广,清光绪时(公元1875年——1908年)同兴石印厂有重印本。还有一部《鸡足山志补》四卷一册,赵藩、李根源辑,民国二年京师聚珍版印行。
高奣映《鸡足山志》十三卷,首一卷,共计十四册。此志未刊行,稿本先存山寺,后流落民间,公元1931年为云南耆儒、姚安名士由云龙纂修《姚安县志》时访获。本来要准备刊印,但历经曲折,“匆匆未果”,由先生只好把高奣映的这部志稿送交云南省图书馆“寄存”。省图以为高《志》陈缺《跋》外,保存良好,既是孤本,也是善本,作为善本收藏。
关于高奣映纂修的这部《鸡足山志》,应该说是现存鸡足山志中内容最为丰富,可信度较高,很有特色和使用价值不可低估的一部“名山志”;也是高奣映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云龙对高《志》的评价是:“图绘精绝,举凡山川形势、寺院沿革、人物、名胜、物产、诗词,皆一一具列,图凡数十幅,一目了然,若置身其间者。呜呼,盛哉!”
如果把高《志》与范《志》作比较,一部是官修,一部是私修。范承勋是云贵总督,能在处理军政事务之暇游览鸡足山时,想到“此山为滇西名胜,不可无纪”,就在寺僧呈交徐霞客、大错和尚草创的旧志残篇基础上,“聊为删其芜陋,补其阙略,付寺僧梓之”。一位高级官员能如此重视鸡足名山的修志,是很难得;但他也承认:“余以仓卒经行,未暇冥搜幽讨,备述其奇”,还不完善。
高《志》则在范《志》的基础上重新构思,拟定体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还对一些问题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章节之前加了按语。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今一字悉属探究,不欲依傍篱经。”“人物”、“艺文”等部分,比范《志》更为丰富,体现出高奣映“博学能文”的视野和学术水平。今人了解和研究鸡足山的历史、文化,查阅和使用高《志》的频率比范《志》为高,说明高奣映撰修的《鸡足山志》文献价值,受到学界和佛教界人士的肯定。
高奣映还给鸡足山的寺庵题留了许多匾联,如石钟寺大门联:“鹧鸪声老万峰西,半点阳光留正脉;鸥鹭影寒千壑外,一轮明月逗初机”。大觉寺钟楼联:“几树烟霞几树月;一声风雨一声雷。”华严寺大殿联:“论广大而进精微,尘说刹说,无非喻说;示真如以通俗谛,宝严华严,不出忍严”。大觉寺法堂联:“黄梅酸,黄药苦,急过曹溪尝味;紫岩悬、紫陌滑,直上鹫岭寻高”。等等,都是极富诗情画意,或蕴含佛门哲理,人生真谛,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的作品。如果把他题写的楹联,加上有关鸡足山的诗作,从《志》中摘出汇编成集,就可知道和领悟高奣映对鸡足山的情缘是多么深厚了。
殊胜姻缘 鸡足重光
“石钟声彻三千界,鸡足名标第一山”的鸡足山,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之后在各级政府重视、各界人士支持、僧尼的参与下,开始进行景区自然生态保护,寺庵人文景观的重建或恢复;政府又拨专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千年灵山再度焕发出夺目的光彩。1982年11月,鸡足山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苍洱景区组成部分;1983年4月又经国务院批准为汉传佛教的全国重点寺院。2003年4月,“中国宾川鸡足山佛教文化论坛”隆重举办。被尘封的历史文化底蕴重见阳光,为鸡足山作出贡献的高僧大德、名人、文士的业绩得到充分肯定。高奣映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建树卓异”的人物,寻求、索阅高奣映撰写的《鸡足山志》的人越来越多。鸡足山佛教协会特地约请当地学者赵应宝、张鹏飞、李树军,将高《志》断句、整理出版。
如今随着我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事业的“升温”,到鸡足山考察、朝拜、观光的中外人士、香客络绎不绝。“灵山佛都,旅游胜地”的赞誉,名不虚传。高奣映是我省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他对鸡足山和大理文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大理人民包括鸡足山僧尼将对他的名字和业绩永志不忘。
故国与新朝之间的人生选择
“地必因人而始显,胜以得文而后标”。鸡足山在明清之际出了许多高僧,有代表性的本贴、儒全、彻庸、大错(钱邦芑)、无尽、宗本,直到人们熟知的担当,都是学养深厚、佛法精纯、道德崇高、个性突出的僧人。他们大都精通儒道典籍,当时的文人、名士亦因儒学与释道相通,多与高僧研讨学问,或以诗书画相互酬唱交游,形成“名士高僧共一楼”的风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大理的杨黼、李元阳;丽江的木公、木青、木增;流寓云南的杨慎,来滇考察、旅行的徐霞客;曾任姚安知府的李贽等。还有一位对鸡足山有着特殊感情和因缘,对弘扬鸡足山佛教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诗人、学者高奣映。
高奣映(公元1647年—1707年),字雪君,别号问米居士,清初姚安府世袭土同知。他是大理国开国功臣高方的后代,有影响的大家族。元灭大理国后仍以段氏为一些地方的土官。高奣映的父亲高奣(?-1689年),字海容,又字青岳,号芝山,明姚安土知府,明亡后不肯仕清,避居鸡足山为僧,更名悟祯。《鸡足山志补》说他“性孝友,好施予。当沙定洲之乱,弃家从黔国公沐天波守楚雄,又从至永昌,及归,慨天下事去,即常止僧舍。甲子,黔国感其仗义相从,荐于永历帝,授太仆寺丞,升光禄寺卿,转太仆卿。播缅之役,从至腾越相失,遂归鸡足山,于大觉寺请水目无住师剃染。泛览三教书,暇即念佛,修葺寺刹,至不可胜纪。庚午疾终昙华山。”高奣映虽然出生时已是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成长于康熙年间,其父高奣的这一段经历无疑对高奣映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传说明永历帝亡滇时,高奣曾带着高奣映去晋见永历帝。永历帝问:“这孩子是谁”?高奣启奏道:“他是臣下的长子,名叫奣映,现年八岁”。永历帝把奣映抱起来,抚摩着奣映的头顶问:“你开蒙读书了吗”?高奣映恭敬地回答:“读了四年书了”。永历帝就出了个对子:“八龄幼童”,要高奣映对;高奣映不假思索就对出:“三代知府”。民间还说高奣映自幼有特异,能举目正视太阳,双眼不闭。姚安人就用一副联语夸奖他:“双目贯日,八岁朝天,”指他八岁见过皇帝。轶事是想说明高奣映“自幼聪慧”,日后“博学能文”,为高氏父子的晚明情结:“怀念故国,抗节不仕”,作下铺垫。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高奣映在姚安考上秀才,三年后中举人。历任姚安府土同知,四川布政司参政道后,“倦于仕途”,辞官回到云南。自此,高奣映在姚安结璘山上盖了一座小院设馆教学,一面又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附近州县青年学子纷纷前来求学,他都一一接纳,尽心培养。在他的教授下,成为进士的22人,中举的48人,诸生135人。关于著述,高奣映可以说是一位高产作家,他著书81种,虽经兵燹和改土归流等变故,多数文稿散失,但现在存目尚有44种之多。因为大部分著作在结璘山别馆写成,故署名为“结璘山叟”。他归隐之后不仅喜爱山上的花鸟木石,还和农民、樵夫、牧童、猎户经常往来,结为朋友,人称“高老先生”。他热心公益事业,(民国)《姚安县志》说他:“生平好公益,喜施济、凡兴学厚俗、崇俭助婚、赙丧救急、养老助产、掩骼施棺诸善举,皆列有专书,分别类例,捐资为之,无所吝”。这是说他为人注重德行,与乡人百姓相处关系很好,受到赞誉的一个方面。而作为诗人、学者的高奣映,他与鸡足山的情缘才最能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
由儒入释的诗人、名士本色
高奣映多次上鸡足山看望他的父亲高奣,并捐资修建佛寺,塑佛像,置寺产,与高僧禅释、文人学士、社会名流交往,写作与鸡足山有关的诗文、联匾。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云南提学使王之枢,聘请他修撰《鸡足山志》。由于他对鸡足山的人文和自然非常熟悉,又有深厚的学养,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就编撰完成,使王之枢敬佩不已,逢人便称高奣映为“捷才”。在修《鸡足山志》期间,他畅游大理苍山洱海之胜,写了不少诗作,集成一卷,题为《妙香国草》。这部作品在大理历代诗人咏苍洱的作品中,属于上乘之作载入史册。
高氏父子对鸡足山怀有特殊的感情,并非单纯的“寄情山水”或“遁入空门”,而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尚有关。明代,政治腐败,文化颓靡,佛教与儒道文化相融合,正与苦难年代人生解脱相适应,成为士大夫所向往之精神世界。就宗教与政治关系而言,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精辟地指出:“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又说:“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
高奣映处于明朝余风犹在,清朝政权刚刚建立的这样一个交替时期。世态的变迁,社会的动荡,思想的矛盾和混乱,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乱世。尤其是面对异族统治的屈辱无力回天无奈之际,“人生空幻遂为时代感伤,暮鼓晨钟更显佛祖魅力”,文人士大夫纷纷遁入空门,寻求寄生之地。他们谈禅论道,吟诗作对,挥毫泼墨,又以此作为精神避难所,或抒发情怀,或排遣忧愤,或以笔墨作“武器”,追怀故国,痛斥清廷。因之一时之间,鸡足山高僧云集,大师辈出,成为西南地区丛林之首。
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其专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把高奣列入“逃禅”的明代遗民,与唐泰(担当)、钱邦芑(大错)等同为一类;高奣映与李元阳、木增及同为姚安人氏的陶珽、陶珙兄弟等,归于“士大夫之禅悦”群体。陈垣还说:“禅悦,明季士大夫风气也”;“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此书为高奣映列一小传,叙其著作书目后说:“父(泰翟),明亡后为僧,奣映嗣,入清仍授世职。《滇南诗略》十六有奣映诗,其父为僧,其子亦受圣可玉印记”。《锦江禅灯》已把奣映称为“高居士”。陈垣还说:“圣可,破山嗣,然则奣映破山再传也”。按破山(公元1597年——1666年),法名海明,祖籍重庆,生于四川大竹县。他是西南禅宗领袖,集佛学、书学、文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中国禅宗通史•大事记》说他“传禅三十余年,推动禅学在川、滇、黔的发展”。破山奔走于反清复明阵营间,以佛门中有地位的高僧身份,鼓励抗清将领坚持斗争,复兴明朝。破山门人多数都具有“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陈垣把奣映评论为“破山再传”,是对高奣映佛学传承地位的肯定。
高奣映还十分景仰杨升庵和李元阳两位先贤,在《写韵楼怀杨升庵李中溪两先生》一诗中写道:“青藜曾经照山振,湫隘楼边北斗遥。珮念金鱼终丽泽,歌收黄鸟自迁乔。晦庵通释先经训,吴老初编借乐调。此夜那堪重贮月,提携谁是举杯邀”。他把自己和杨李二人相比,虽有鼎足而三之意,实质是反映他们在人文精神的传承上,是心灵相通。
高《志》为名山增辉
高奣映对鸡足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是由他编撰,流传至今的《鸡足山志》。
鸡足山是名山,“名山志”是我国历史文献典籍中的一种类型,为历代方家所看重。鸡足山的志书有两部已毁殁,仅存志目,另有三部保存至今。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徐弘祖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请,于八月第二次登鸡足山撰修《鸡足山志》,成稿四卷,因病中止。志稿毁于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1661年),只能从今《徐霞客游记》之末附录的《鸡足山志目》和《志略》中可见一斑。另一部是明末清初“江左大儒”钱邦芑(大错和尚),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到鸡足山后,应澜沧兵备道曹延生和众僧的请求,编撰的《鸡足山志》十卷曾刻板印行,后遭兵燹,书板俱毁。三十年后范承勋续修鸡足山志时得见残编,后略作增删,成稿十卷,人称范《志》。范承勋字苏公,沈阳人,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任云贵总督。范《志》流传较广,清光绪时(公元1875年——1908年)同兴石印厂有重印本。还有一部《鸡足山志补》四卷一册,赵藩、李根源辑,民国二年京师聚珍版印行。
高奣映《鸡足山志》十三卷,首一卷,共计十四册。此志未刊行,稿本先存山寺,后流落民间,公元1931年为云南耆儒、姚安名士由云龙纂修《姚安县志》时访获。本来要准备刊印,但历经曲折,“匆匆未果”,由先生只好把高奣映的这部志稿送交云南省图书馆“寄存”。省图以为高《志》陈缺《跋》外,保存良好,既是孤本,也是善本,作为善本收藏。
关于高奣映纂修的这部《鸡足山志》,应该说是现存鸡足山志中内容最为丰富,可信度较高,很有特色和使用价值不可低估的一部“名山志”;也是高奣映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云龙对高《志》的评价是:“图绘精绝,举凡山川形势、寺院沿革、人物、名胜、物产、诗词,皆一一具列,图凡数十幅,一目了然,若置身其间者。呜呼,盛哉!”
如果把高《志》与范《志》作比较,一部是官修,一部是私修。范承勋是云贵总督,能在处理军政事务之暇游览鸡足山时,想到“此山为滇西名胜,不可无纪”,就在寺僧呈交徐霞客、大错和尚草创的旧志残篇基础上,“聊为删其芜陋,补其阙略,付寺僧梓之”。一位高级官员能如此重视鸡足名山的修志,是很难得;但他也承认:“余以仓卒经行,未暇冥搜幽讨,备述其奇”,还不完善。
高《志》则在范《志》的基础上重新构思,拟定体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还对一些问题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章节之前加了按语。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今一字悉属探究,不欲依傍篱经。”“人物”、“艺文”等部分,比范《志》更为丰富,体现出高奣映“博学能文”的视野和学术水平。今人了解和研究鸡足山的历史、文化,查阅和使用高《志》的频率比范《志》为高,说明高奣映撰修的《鸡足山志》文献价值,受到学界和佛教界人士的肯定。
高奣映还给鸡足山的寺庵题留了许多匾联,如石钟寺大门联:“鹧鸪声老万峰西,半点阳光留正脉;鸥鹭影寒千壑外,一轮明月逗初机”。大觉寺钟楼联:“几树烟霞几树月;一声风雨一声雷。”华严寺大殿联:“论广大而进精微,尘说刹说,无非喻说;示真如以通俗谛,宝严华严,不出忍严”。大觉寺法堂联:“黄梅酸,黄药苦,急过曹溪尝味;紫岩悬、紫陌滑,直上鹫岭寻高”。等等,都是极富诗情画意,或蕴含佛门哲理,人生真谛,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的作品。如果把他题写的楹联,加上有关鸡足山的诗作,从《志》中摘出汇编成集,就可知道和领悟高奣映对鸡足山的情缘是多么深厚了。
殊胜姻缘 鸡足重光
“石钟声彻三千界,鸡足名标第一山”的鸡足山,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之后在各级政府重视、各界人士支持、僧尼的参与下,开始进行景区自然生态保护,寺庵人文景观的重建或恢复;政府又拨专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千年灵山再度焕发出夺目的光彩。1982年11月,鸡足山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苍洱景区组成部分;1983年4月又经国务院批准为汉传佛教的全国重点寺院。2003年4月,“中国宾川鸡足山佛教文化论坛”隆重举办。被尘封的历史文化底蕴重见阳光,为鸡足山作出贡献的高僧大德、名人、文士的业绩得到充分肯定。高奣映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建树卓异”的人物,寻求、索阅高奣映撰写的《鸡足山志》的人越来越多。鸡足山佛教协会特地约请当地学者赵应宝、张鹏飞、李树军,将高《志》断句、整理出版。
如今随着我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事业的“升温”,到鸡足山考察、朝拜、观光的中外人士、香客络绎不绝。“灵山佛都,旅游胜地”的赞誉,名不虚传。高奣映是我省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他对鸡足山和大理文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大理人民包括鸡足山僧尼将对他的名字和业绩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