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内地城市化达到了51.3%。“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
　　作家十年砍柴说，至少在1911年清末以前，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故乡，也就是乡村。他开玩笑说，那时候除了皇帝是城里人，其他人都不是。近30年，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比率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我们怀着不同梦想来到大城市，在大城市里体会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时，却发现在时代进步的背后，是城市隐形的围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挡住了我们突围的方向，头破血流。正如学者熊培云所说：城市，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关游戏场，谁还有心思像梭罗那样去做一个林间流浪汉？
　　我们挤在城市，农村渐远。情感和精神上的故乡无所依之后，各种类型的乡愁、田园梦和重建乡村的努力，在逆城市化而行。
　　有人进城，有人回村。城市，乡村，共同铸造了一个巨大的围城。故乡是最后的家园，是疲惫后可以回去的地方，现在还回得去吗？
　　对许多选择“返乡”的人们而言，“离开梦开始的地方”就意味着曾经美好的梦想开始破灭；而对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我国来说，当最有潜力成为“中产阶级”的阶层反而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逃离”，则是一种社会之痛，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在走入歧途。
　　“还乡”，对于越来越多人不仅仅为了逃避，从杨丽萍到张颂仁、胡项城再到王石、丁磊，从莫言、张炜到陈忠实，新的“上山下乡”名人运动正在文化、艺术、商业各个层面展开：有人视为事业，有人认为是文化反哺，有人则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物质性的建设之外，他们寻找的也许是与另一个自己对话的可能性。从而是为了寻找与另一个自己对话的安身之所，获得生命成长的另一种可能性。
　　城里人到乡村，看上去是主动而为，所谓“反哺”；但他们最后会发现，1989年海子回到安徽老家后写下的诗句：“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
　　当我们在寻找故乡的时候，我们在寻找什么？
　　1934年，32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而从北平返回湘西。阔别十八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湘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灵感发源地，是遗世独立、平静祥和的家园，是中国古代对于乌托邦最早的想象。
　　重回故土的沈从文，却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沈从文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因此在《边城》中，他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沈从文的失望亦如是，故乡的堕落是土地的堕落，是温情脉脉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堕落。现代性的大潮大浪不可抗逆地席卷了黄土地与黑土地，改变了数千年的乡村形态。
　　80年后的今天，从容、悠闲的乡村主义再一次成为许多人的乌托邦，或多或少，它可以医治由消费主义与成功学等催生的现代病与城市病？我们试图关注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逐梦的各个阶层，观察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与灵魂的寻找，对于与自己对话的寻找，对于由此引发的更宏大命题的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