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谁识书生是老兵’一一孙中山机要秘书李仙根的革命与诗书”展在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举行。展览中，一组珍藏在纪念馆中的信函被陈列在格外显眼的位置。这些纸页泛黄、字迹匆匆的信函，大多是国家一、二、三级文物。它们与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借展而来的一本日记互为参照，记录下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选择投笔从戎
　　李仙根是谁？如果不是对近代史或者广东地方文化特别熟知的人，可能知道的还真不多。李仙根名蟠，典出杜诗“仙李蟠根大”，因家学渊源，好集书画古物，家传秋波琴为广东四大名琴之一;工书法，擅长行书、隶书两体;又能诗，汇集有《小容安堂诗钞》《秋波琴馆遗草》《岭南书风》等。他是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时期的机要秘书，是与孙中山同月同日生的亲近之人，是为国努力一生的革命者，也是岭南书坛的名家。
　　大元帅府纪念馆馆方介绍，李仙根1893年生于“七叶芸香”的文人世家。家族是岭南著名的诗人世家，十七世祖李修凝揭开了李氏“八叶芸香”文人家族史的第一页，号称“书香七代多专集，科甲联翩萃一门”。先祖从南雄珠玑巷迁至冈州（新会），又到新会潮连，落户于香山石岐紫里。乾嘉年间，李氏诗家辈出，李遐龄最为出类拔萃。到了二十世纪，李仙根与其兄弟李供林延续了家族的书香传统。
　　虽然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但1905年科举停废，李仙根“为儒”之路已行不通了，加之少时已有革命之想，于是在1908年，李仙根便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当时广东陆军小学堂不少教职员和学生都是革命支持者。据说李仙根就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响应，风起云涌，李仙根亦参与其中，并组织学生军拟北上支持武汉、南京方面的革命军队。可惜不久后北伐宣告停止。1912年中秋前后，李仙根离开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当年底，东渡日本求学，后毕业于日本陆军预备学校。
　　辛亥前后，李仙根便结识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等人，在日本期间复受知于孙中山。此后他深受孙中山信赖，自己也毕生服膺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服务地方政治和社会建设，贡献良多。抗战期间积极参政，更以诗笔为武器鼓舞國人。1943年6月15日，李仙根病逝于重庆。
　　毕生服膺中山先生
　　大元帅府纪念馆专家指出，李仙根一生清廉自守、恪勤奉公，忠诚热爱国家和民族，值得后人彰显和纪念。他创作的诗文、书法作品及留下的丰富书画典籍藏品，更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今人关注他以及他的遗物，不仅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人生轨迹，更能一睹孙中山等伟大革命者工作与生活的若干丰富细节和侧面。
　　1922年8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反击陈炯明叛军一月多后，黯然离粤赴沪。李仙根其时留在香港，随古应芬、陈融等，担任策应联络之工作。1923-1925年间，是李仙根追随孙中山最密切的时期，他这三年的日记及众多重要信函、照片也幸存至今，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记录。1923年的《李仙根日记》中，有很多涉及孙中山亲临东江前线讨陈的记录，保存了不少孙中山在东江讨陈前线的历史照片，如孙中山在梅湖前线、飞鹅岭外行营、博罗城外山岭、梅湖重炮阵地等地的影像。
　　1924年1月7日，孙中山令省长委任李仙根为香山县长。香山县号称广东最富裕县份之一，也是各种军事力量盘踞争夺的重要地盘。本来县长的任命，不需大元帅亲自干涉。大元帅府纪念馆专家分析指出，孙中山此举是因为李仙根是香山人，与东路军方面有联络情谊，此外鉴于香山各武装势力争斗的混乱局面，也许还有刻意派一个熟知其办事能力的文人处理县政的考虑。香山县长一职颇为棘手，李仙根竭力开辟财源，处理沙田利益纠葛，调停军、民、商、工矛盾。但他的努力，在复杂的地方政治环境中于事无补。1924年6月，他具呈辞职，8月3日与接任者林警魂交接县长之职，回到了大元帅府。病榻前的记录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计划。李仙根等亦随孙中山往韶关大本营，主要工作仍是负责机要文电。1924年10月曹锟政府下野，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去，孙中山再也没能回到广东。
　　由于北上舟车劳顿，忧心时局，引致孙中山痼疾恶性暴发。李仙根接急电北上随侍。当时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孙中山卧室对门设侍从室一间，马超俊、李仙根与其他亲随，日夜轮班在孙中山病床前守候。
　　这期间，李仙根与广东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展览中的这批珍贵文物，意义最为重大者，也多出自这一段时间。当中，包括了1925年2月期间他向留守广州的财政部长古应芬等人的函电一组，略述孙中山的病状与治疗情况，及北京行辕人事纠葛等事宜。如他在2月4日致古应芬的信中写道：“先生昨日病情颇进步，热度不及卅七，脉搏一如常人，此可大慰也。”又如2月10日向古应芬介绍孙中山的病况及行辕情况时写道：“先生之病，察视结果为肝痈（即干沙）颇重。现在世界上尚无特效之药及治法。雷电母为稀罕之宝，然用了三次，尚未大效。其意只是把痈照干，使不蔓衍而已……现状虽无大险，但热度高下不定，必须打摩啡针始能镇痛安眠。有时发怒则脉搏高跳至一百五十度。同来之人，分班守夜。季公已捱到面黄骨落，汪四嫂因此劳苦下小产。夫人亦病。蟠与超俊、其堂、彦华在病室外分班。惠龙危病获佥，现尚在床;赵超则小病休息近一月矣。”从中可知，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重期间，众人在体力和心理上的压力都非常之大，部分亲随的身体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除了这批手写书信，李仙根还从北京发回了相当数量有关孙中山病情的电文。但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日记，才是与信函最关键的对照。
　　大元帅府纪念馆副馆长朱晓秋告诉记者，李仙根有常年记日记的习惯，在北京一段的日记记得尤其缜密。过去关于孙中山逝世前后更多是展示其遗嘱，对病情的记录还是比较少的。“李仙根先生十分详实记录孙中山先生病情，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伟人的最后岁月。”
　　李仙根在日记中逐日记录孙中山的治疗情况、病情变化反复和每日的体温、脉象等，以及孙中山在病榻上费尽心神为国民会议和善后会议等与当时政坛人士的沟通、交涉等，成为孙中山最后日子的第一手珍贵记录。比如2月5日记：“plus 100（每分钟脉搏数），36.8（体温摄氏度）。饮人参一杯，精神渐弱。”2月9日记：“先生入院以来，今日最佳。36.4（体温），100（脉搏），26（每分钟呼吸数）。入夜转弱……”等等。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李仙根在日记中写道：“九时半（巳时尾）大渐（即弥留）……遗嘱要玻璃棺木，葬南京紫金山……执政府停议，各机关下半旗志哀，全京震悼。紫金山为明陵近地，先生迨欲有所寄托欤。”
　　孙中山去世后，灵柩移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大殿（今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开放各界公祭，仍由李仙根、马湘等亲随每日轮值守灵。可以说，正是他在繁忙劳碌之中留下的这些简单，甚至显得有些简陋的记录，才能让后人知晓那段重要日子的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