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融汇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时点。
　　早在2008年3月，大陆尚把台湾事务放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定位之上，主要就是民进党的台独倾向强加于台湾本土，并一再挑战大陆“一个中国”的底线和忍耐力。以“3.20”大选为分界线，台湾人民用民主的方式选择了“摈弃台独”，也选择了两岸开启新交流的新契机。
　　随着藏独势力在全球公然挑战中国统一以及承载全球华人梦想的奥运火炬传递受到西方抵制并侮辱，两岸终于找到了重新融汇的一个最佳渠道：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在中华民族受到外来势力侮辱并影响到整个国家统一的时候，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根性凸显出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摈弃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消除几百年的隔阂，可以跨跃文化的差异。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当中华民族被外来民族侵辱的时刻，中华民族可以顺利地消化掉或者暂时搁置内部的矛盾，以民族大局为重，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而这种民族根性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显得更加明显，台湾政府和民众的热情和爱心印证了“血浓于水”的事实。也正是在这种民族根性的作用下，在以中华民族的名义下，国共两党开始了新的合作历程，两岸在政治、经济、民间等各方面开展全新的交流合作。
　　当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根性影响下的合作交流虽然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但也需要两岸倍加珍惜，并谨慎处理，确保这份交流合作顺利维持下去，而尤以两岸经贸联系为重点，并以两岸经贸联系为基础，达到两岸政治协商正常化，在可预计的未来，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复兴之大业。
　　企业，作为两岸经贸联系的主角，更应该义无反顾地肩负这样的一个民族复兴大业的重任，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两岸经贸交流的工作之中，并且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两岸经贸交流，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陆广袤的潜在消费群体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有了最强有力的引擎保障。在以往民进党执政之时，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片面制造两岸危机，导致了台湾经济缺乏持续购买力保障。同时，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挠台商的大陆投资热情，加上由于两岸关系紧张而造成的贸易摩擦，使得台湾规模经济的扩大化受到制约，也无法有效利用大陆低廉生产力和平价原材料这一优势，从而导致了台湾经济这些年的停滞甚至某些指标的负增长。
　　而因为两岸的隔阂，大陆的某些特定区域性经济和项目型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无法有效向台湾的某些世界领先产业如电脑制造、电子科技等方面进行学习和交流。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香港成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有效联络员，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需要更加广阔的新市场作为联络员和过滤器，这就需要我们把台湾经济作用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思考和定位。
　　大陆企业应该抓住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点，一方面加大对台湾企业的接纳，包括更加广泛的开放市场，更加广泛的学习优秀管理经验，更加广泛的获取先进科技手段。在某些临近区域以三通促进经济更大范围交流，在某些产业加大与台湾企业的联系合作；另一方面要增进对台投资，有关部门应该为大陆投资机构投资台湾产业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和政策，并加大同台湾政治上的沟通，促进经济交流力度，从而形成两岸交流实质上的良性循环。
　　我们注意到，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访问大陆的团队之中，工商界人士占绝大多数，这就表明了台湾与大陆展开经济交流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大陆对台工作的细微变化，从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改组到大陆支持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组织，都在潜移默化之中反应了两岸格局关系的重新构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岸企业人士的不懈坚持之下，在两岸领导人和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终究可以中华民族之智慧，消除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从而走向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