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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招工难”、“民工荒”。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农民工数量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0、0.5和1.5个百分点。据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2014年春节后广州市用工缺口从2013年的11.23万人增加到12.33万人。农民工正从以往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农业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池。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有2.68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但是，“刘易斯拐点”之所以迟迟没有到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还悬殊地存在着，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完毕。这既有劳动力供给方（农村）的问题，也有劳动力需求方（城市）的问题。劳动力供给方的问题，即从理论上说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实际上转移的并不是“剩余的”劳动力，而是“必要的”劳动力。“由于加工贸易型”的产业是高劳动强度的制造业，要求年轻、体壮、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中的这部分劳动者大多转移到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呈年青化态势，并相应地加快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年化态势，这就必然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在当前我国农村，出现在田间劳动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和未成年小孩。于是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农民是“末代农民”。再加上当前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转移，而是“侯鸟式”的转移，他们还没有切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这就必然阻碍农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因此无法得到根本改善。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说，他们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民工的不平等身份，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大部分留在城市，得到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既扩大了城乡差别，又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也延缓了我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的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近两三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月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19.3%、21.2%和11.8，2013年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达到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增长13.9%。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教育部最近作出决定，把这些年来新办的600所左右高等学校转向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十多年，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目前我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而且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由政府直接控制，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企业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型升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杨再梅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有2.68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但是，“刘易斯拐点”之所以迟迟没有到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还悬殊地存在着，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完毕。这既有劳动力供给方（农村）的问题，也有劳动力需求方（城市）的问题。劳动力供给方的问题，即从理论上说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实际上转移的并不是“剩余的”劳动力，而是“必要的”劳动力。“由于加工贸易型”的产业是高劳动强度的制造业，要求年轻、体壮、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中的这部分劳动者大多转移到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呈年青化态势，并相应地加快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年化态势，这就必然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在当前我国农村，出现在田间劳动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和未成年小孩。于是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农民是“末代农民”。再加上当前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转移，而是“侯鸟式”的转移，他们还没有切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这就必然阻碍农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因此无法得到根本改善。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说，他们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民工的不平等身份，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大部分留在城市，得到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既扩大了城乡差别，又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也延缓了我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的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近两三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月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19.3%、21.2%和11.8，2013年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达到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增长13.9%。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教育部最近作出决定，把这些年来新办的600所左右高等学校转向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十多年，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目前我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而且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由政府直接控制，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企业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型升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