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会是中国古代海外移民活动的结果。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海南诸国，说明自西汉时期已经有中国人定居于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商路沿线，所以朱应一行可以经历“百数十国”（《梁书．诸夷传》），否则，仅语言不通的障碍，就可以使朱应一行无功而返。这也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可以乘海船与中国商人结伴，从印度经斯里兰卡、爪哇返回广州的原因。
　　唐代中国，国富兵强，为想尽快致富的中国商人提供了到海外求财的便利条件，于是为求商贸利益而移居海上丝路沿线成了东南沿海居民的实践行为。例如爪哇史籍记载：公元924年，有中国大海船一艘在爪哇岛三宝垅沉没，船客漂流登岸，献宝物给当地的直葛王，直葛王于是允许这些中国人在爪哇定居，并获优良待遇。这件事被认为是中国人吁定居爪哇之始。宋人朱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北人（中国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蕃）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是為住唐”。这也就是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称中国人为“唐人”的由来。
　　中国人移居海外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如《东西洋考》载：“爪哇人分三种，即唐人、土人、西蕃贾商”，并且说：“有唐人坟墓，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续通考》载：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自泉州舶一月可到，其城有杜坂，流寓者多广东人、漳泉人。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人，村主广东人。蕃舶至此互市，金宝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二十余里至苏鲁马益港，旁大州，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移民海外，主要的生存方式是自食其力。他们一方面在海外定居点种植农作物，保证直接的物质生活需要，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技术优势，将中国的商品运销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甚至通过控制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人，将大量中国商品运往欧洲。所以在打捞南海沉船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可以看到大量古代中国进行“来样加工”的实例，可以说：正是马六甲海峡商路的繁忙，为中国的海外移民提供了在海外立足的坚实基础。
　　华人在海外定居，一定不会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过，这种依靠自发经营的海外移民，也就是说没有政府组织干预的随意性行动，不得不依靠中国的传统下层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就是地方宗族势力对各移民点的有效控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泉州蒲氏家族。蒲氏家族的发迹人是南宋时垄断福建海外贸易的蒲寿庚。按照《闽书》所载，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五代时这个家族的蒲有良奉使占城，开始经营对东南亚的贸易活动。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从广州移居泉州，在安溪任官职。安溪是名茶“铁观音”的故乡，蒲氏家族得以以茶叶为其对外贸易的主项，“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有了经济实力，也就有了政治实力，公元1274年，“有海贼寇泉州”，蒲开宗之子蒲寿庚率乡人击败海盗，被南宋政府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也就是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长官。这样一来，蒲寿康可以凭借政治权力扩大其经济实力了，他所拥有的缉私船队，恐怕要超过南宋王朝的海军力量。当元军攻陷临安，南宋王朝只能靠蒲寿康的私家船队来和元军对抗。蒲寿康分析了政治形势，认为南宋王朝已经不可救药，于是以张世杰强征其私船为由，举兵反宋，杀害撤退到泉州的南宋宗室和朝官，投降了元将唆都。蒲寿康此举，使得元军迅速具备了海战能力，从而有可能发动征伐日本和南洋的几次大规模海上战争。蒲寿康家族依靠对外贸易聚集起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自然不肯等着朝廷找机会来“没收”，于是把大量家产移往海外。为此他将祖先的坟墓也送到海外安置。在文莱就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蒲宗闽之子蒲应、蒲甲，也有留居占城、渤泥的记录。一个拥有数百艘海船的家族，出海经营自然是家常便饭，其亲戚、朋友、同乡肯定会搭乘上去沾光，为此移居海外的华人中，泉州、漳州一带的福建人占有极高的比例。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要、巨贾，如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印度尼西亚巨富林绍良，要到泉州辖地认祖归宗。
　　不依靠政治权力，专靠下层社会的宗法势力，也能够盘踞一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和消灭的海盗陈祖义。陈祖义籍贯广东潮州，大量广东人通过经商而了解到海外情况而移居海外。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这些互相不能管束的团体，要想共同做点事情，只能服从其中有武力又讲义气、有威信的人，陈祖义所在的爪哇岛附近的旧港，应该是潮州人聚集的地方，他们于是团结在陈祖义周围，以劫掠商船，“收保护费”为主要生存方式。他们有严格的宗法观念，尊天敬祖，拜孔子庙，坚持子孙代代说汉语（潮州话），遇到危难，互助而不避死。所以郑和到了旧港，陈祖义竟然能组织起五千人的武装偷袭官军。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保护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巨大商业利益，然而和如此强大的一支官军对抗，确实需要有周密思考，方可做出决定。只是这种靠共同经商组织起来的团体一定不可靠，第一个出卖陈祖义的就是他的心腹施进卿。施进卿将陈祖义的偷袭计划泄露给了郑和，
　　郑和以逸待劳，全歼陈祖义武装，“烧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印二颗。”
　　值得一提的是陈祖义竟然伪造官印，说明他还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管理其潮州帮会。
　　依靠移居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外交、外贸关系立足，也是南洋华人的一大特色。例如明洪武七年（公元1375年）泰国使臣沙里拔来进贡，说是“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南，赖官司救护，尚存飘余兜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明史．暹罗传》）。明太祖当即怀疑这是中国商人给泰国政府出主意，以进贡方式，变相进行贸易活动。到了洪武二十年，泰国一次送来胡椒一万斤、苏木一万斤，“时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诸物者”，地方官认为这是帮助泰国人走私，以通蕃罪名问以极刑。明太祖说：“温州乃暹罗必经之地，因其往来而市之，非通蕃也”，赦免了温州人的走私罪。这说明海外华人依靠他们语言上的便利条件，在古代中国与南洋之间，长期充当外交、外贸的中介，其历史作用巨大，在其移居国内，也获得极高的经济政治待遇，可以直接与所在国领导人共事。
　　所谓南洋，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许多国家，这些华人依靠经贸活动在这些地方立足，并在自己团体内部保持了中国文化传统，有一整套进行商业活动的办法。对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当代中国，是一个应当珍视的外部环境。考虑到马六甲海峡在当代亚洲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如何继承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各国建立起巩固的商贸根据地这样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确实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对外经贸事业的战略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