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暑假，笔者到日本拜会过一位做了半个多世纪日中友好工作、年已88岁的老人石川士郎先生。此前，2006年至2009年，笔者和他也有过多次交流。这次交流中，石川先生忧心忡忡地对笔者说：“最近的日中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形势最严峻的时候。”中日两国是在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时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按照石川先生的话来思考，结论是：“购岛事件”后的中日关系，比邦交正常化之前的20多年还要严峻。
在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下，研究周恩来是怎样认识中日关系、怎样处理中日关系的，对破解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缓和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是会有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的日本经历
近代中国有许多引领潮流的人物曾到日本学习、生活过。周恩来熟悉这方面的情况。1956年5月10日，他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在民主革命初期，我们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过，在你们那里取过经。郭沫若院长就是在你们那里教育出来的；廖承志先生從小就在你们那里学的；赵安博先生也在日本学过；孙中山先生也去过日本，中山两个字就是用的日本的名字。当时改良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日本住过，因此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去过日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很多人去过日本，如李大钊就去过。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译过来的。
周恩来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客人介绍他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1956年5月10日，他说：我也在日本学过一年半，但是个不成才的学生。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等日本朋友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在日本学习、生活的情况。他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有一年半时间。我住的地方比较多，换来换去。有人给我寄来书，他们是猜的。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中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的报纸上看到一些。那里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我离开日本时，是在神户上船，在京都住了一个月，正是樱花盛开之时。我经过山洞，坐船到琵琶湖。琵琶湖很美。
当年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和所思所想的情况。1918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对日本人一举一动和一切行事的观察、学习，加深了周恩来对日本的认识。
周恩来说：“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
周恩来感到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
周恩来在日本学习观察，感到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他在1918年2月11日的日记中，把“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比作“三宝”。他在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
这里，周恩来认为的“新的”不是军国主义。去日本前，他曾想“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看到：“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于是，他得出新的认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这个“新的”究竟是什么，周恩来当时的认识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正如1919年4月5日他在京都写的《雨中岚山》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但是，正是这个“求新”志向对周恩来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周恩来回顾日本经历，说自己是个不成才的学生，因为他在1918年3月和7月两次日文考试成绩都不理想，未能达到升学的目的。他的日文考试成绩不理想，也与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日本有关。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辩证法。周恩来日语不好未能升学，这是“祸”；但他潜心研究日本，研究社会问题，想新的、学新的、干新的，30多年后终于成为开国总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这是福。倘若他的日语很好升学了，日后他可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但不一定能成为总理级的政治家。
“我们是‘同文同种’”
“我们是‘同文同种’”，是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由日本客人提出来的。周恩来赞成客人的观点。他说：“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他还认为“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同文”，指中日两国在文字、文化、习俗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文字上，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虽然日语的语法跟汉语不一样，日语中还有大量用片假名写的外来语，日语中的汉字也有音读和训读之别，但日语文字的主体是汉字。
文化上，中国古代许多经典著作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民族思想的重要源头。周恩来在日本一年半时间的所见所闻，知晓中日间的这种文化联系。他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历史上两国文化往来很频繁。”他还说，中日两国相互了解最深。在东方国家中，知道我们最深的是日本，我们也比较知道日本，但比起你们来差些。
在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下，研究周恩来是怎样认识中日关系、怎样处理中日关系的，对破解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缓和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是会有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的日本经历
近代中国有许多引领潮流的人物曾到日本学习、生活过。周恩来熟悉这方面的情况。1956年5月10日，他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在民主革命初期，我们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过，在你们那里取过经。郭沫若院长就是在你们那里教育出来的；廖承志先生從小就在你们那里学的；赵安博先生也在日本学过；孙中山先生也去过日本，中山两个字就是用的日本的名字。当时改良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日本住过，因此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去过日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很多人去过日本，如李大钊就去过。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译过来的。
周恩来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客人介绍他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1956年5月10日，他说：我也在日本学过一年半，但是个不成才的学生。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等日本朋友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在日本学习、生活的情况。他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有一年半时间。我住的地方比较多，换来换去。有人给我寄来书，他们是猜的。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中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的报纸上看到一些。那里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我离开日本时，是在神户上船，在京都住了一个月，正是樱花盛开之时。我经过山洞，坐船到琵琶湖。琵琶湖很美。
当年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和所思所想的情况。1918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对日本人一举一动和一切行事的观察、学习，加深了周恩来对日本的认识。
周恩来说：“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
周恩来感到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
周恩来在日本学习观察，感到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他在1918年2月11日的日记中，把“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比作“三宝”。他在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
这里，周恩来认为的“新的”不是军国主义。去日本前，他曾想“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看到：“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于是，他得出新的认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这个“新的”究竟是什么，周恩来当时的认识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正如1919年4月5日他在京都写的《雨中岚山》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但是，正是这个“求新”志向对周恩来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周恩来回顾日本经历，说自己是个不成才的学生，因为他在1918年3月和7月两次日文考试成绩都不理想，未能达到升学的目的。他的日文考试成绩不理想，也与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日本有关。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辩证法。周恩来日语不好未能升学，这是“祸”；但他潜心研究日本，研究社会问题，想新的、学新的、干新的，30多年后终于成为开国总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这是福。倘若他的日语很好升学了，日后他可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但不一定能成为总理级的政治家。
“我们是‘同文同种’”
“我们是‘同文同种’”，是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由日本客人提出来的。周恩来赞成客人的观点。他说：“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他还认为“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同文”，指中日两国在文字、文化、习俗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文字上，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虽然日语的语法跟汉语不一样，日语中还有大量用片假名写的外来语，日语中的汉字也有音读和训读之别，但日语文字的主体是汉字。
文化上，中国古代许多经典著作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民族思想的重要源头。周恩来在日本一年半时间的所见所闻，知晓中日间的这种文化联系。他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历史上两国文化往来很频繁。”他还说，中日两国相互了解最深。在东方国家中，知道我们最深的是日本，我们也比较知道日本，但比起你们来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