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拆迁成为这个时代个人无法逆转的潮流时，人们也许只能以文字保留这块世代生存的土地和土地上老房子里掩藏的家族历史与私人回忆。这早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不是时代之风可以随意刮过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陈思和自传性质的新书《1966-1970暗淡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中代序部分《上海的旧居》，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珍贵的旧时代上海建筑文化地图。作者在上海居住了近六十年，“记忆像一条回到巢穴的狗那样耸着鼻子拼命地追寻过去岁月的遗迹”，旧时代的大舞台剧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石库门里窄长的木楼梯等，重新拼接出了旧上海的模样，具有了一种居民博物馆的意义。当然，这里绝不是对上海旧建筑风貌的纯客观介绍，而是附着了太多的家族记忆。上海这座城市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痕迹，我们也得以窥见祖辈父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之所以选择“1966—1970”这段时间进行书写，对于作者而言，那是他整个青少年时期转型和完成的过程，其间有不少对他产生了足以影响以后的精神成长和人生轨迹的事件。当然，这个年份自然昭示着另外一个回避不了的事件——“文革”。这个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事件自然成为整本书讲述的主题。“文革”席卷全国，上海是除北京之外另一个受灾重地。作为亲历者，作者回溯了他所经历的“文革”，那个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不几天的混乱岁月。
　　当然，作为当时那个时代潮流中的一个个体，我想没有谁能完全清醒、独立地超脱出来。当时尚且年少的陈思和亦是如此。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外祖父与父亲的影响始终交织进行着。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在他幼年时即远赴西安开拓新的事业空间，因此那些年父亲的教育可以说是缺席的，外祖父对孩子的精神成长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祖父三十多岁日本人占领上海他拒不做任何事，1949年不到五十岁，还是不找任何工作。于是就真的做了几十年的闲散人员。
　　他曾经很自豪地说：“外公一生没有什么出息，不过有两件事是坚持的，一是坚决不参加政治活动，二是坚持不相信宗教，所以我们家里很少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始终坚持自己孤独的怀疑精神的外祖父对社会主流基本上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这样的行事原则使得他在很多年里得以保全安稳度日。而这种原则也被外祖父灌输给少年时期的作者，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成长的精神轨迹。随着少年的成长，父亲的影响开始在场并得到逐步强化。父亲天真热情轻信，全身心投入社会潮流，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开始在作者身上产生影响。当外公的消极与父亲的积极都加诸在作者身上时，那种矛盾与纠葛不难想象。
　　虽然写“文革”，但作者并没有流于愤怒的控诉，而是以少年的眼光和经验回顾了那段亲身经历，亦加入不少反思。作者并不讳言自己在“文革”中加入红卫兵的经历，在唯成分论的时代填表格时将父亲的“店员”身份改为“干部”、“工人”，反省自己当时并没有真正关心审判的是什么人，而只是借一个理由可以到市区游玩，对受迫害人的同情也因与己关系远近而有所不同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尚未成年的作者在这些热闹潮流中并未一味附随，而是保留了虽并不十分清晰但却贯穿始终从未消退的审慎与思考。正是这些审慎与思考，让我窥到了当代著名学人的思想历程。
　　我始终认为，过于感性的控诉不太可能成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安安静静的文字亦可有足以撼山的力量。陈思和的文字便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即使是写到至亲的外祖父的悲剧结局，亦没有失控，一生都躲避潮流的外祖父“‘文革’中内心意志终于崩溃”，“老人晚年对时代充满恐惧，几乎是足不出户……像只地洞里的老鼠那样惊恐万状地生活着”。这样简简单单的语言，却自有一种力量，重重击在读者心头，“文革”之于人精神的重创就这样呈现。
　　与同时代反思“文革”的文字相比，作者的学者身份无疑能够帮助加深对“文革”反思的学理与深度。如作者如此分析“文革”中民众的从众心理：“一切人都要在混乱中把自己融入集体的意志，才能得到某种残剩的安全感。个人微不足道，从中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所以个人要保护自己就必须先从主观上泯灭自己，把自己融入到集体无意识中去”，并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解释处于性骚动期的男女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释放里多比的狂欢与压抑。
　　分析上海造反派时，陈思和不但发现了与巴黎公社的相似点，并且进而将这种派系斗争与近代上海的租界、巡捕房、黑社会势力、“白相人”等联系起来，“大阿哥～句闲话，就搞定上海。”这种当年连胡兰成都羡慕不已的具有上海殖民地文化特色的白相人文化，被作者拿来与当时王洪文治下的上海境况做对比论述，深刻剖析了白相人文化如何在统治者与民众间寻求平衡并相互利用，并用黄金荣、杜月笙比王洪文、陈阿大之流。这样的反思批判找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同时融入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学理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作者还敏锐细致地指出当代海派文化中依然留存的沿袭自旧上海白相人文化即流氓文化的因子，这些元素慢慢开始成为海派文化的主流，这些亦是当代人应该警醒的。
　　当然，作者对“文革”的回忆也时常充满着“悖论”，“文革”不再是通常理解的凝固的铁板一块，而是在难以言说的苦难背后，也有让人得以喘息的温情与可资汲取的正能量。即使当时上海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但有些规章制度还是很人性化的，如商品奇缺时每个国营菜场都设有糖尿病专摊，糖尿病人可以凭医院证明轻易购买到比平常家庭多几倍的食品；“批判电影”中展现出了一个与粗暴的现实世界完全对立、澄明而丰富的电影艺术世界，作者借此接触到了现代文学的丰富营养；鲁迅的书在被统治者利用的同时，其中蕴含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也在知识匮乏时代启迪着青年人……在作者眼里，童年的回忆之旅中也还保留着一些温情与柔软。
　　作为学者的陈思和，不仅能很精准地直击事件的关键之处，而且语言能够在严肃严谨与轻松幽默之间找到巧妙的平衡。阅读这本书在我看来算得上一种奇妙的阅读之旅。也许有人会因为书名中的“暗淡”字样而担心里面的文字会不会过于“暗淡”。于我，非但没有觉得压抑，反而有种隐秘的快感。这也许归因于书中不时出现的强大的民间智慧。外祖父与热切追逐时代主流的父亲不同，他一生都在与社会时代主流保持着近乎偏执的警惕和疏离，对《水浒传》有着很独特的解读方式且能用之来比对当时诡谲的政治氛围，往往能预见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走向但却对外界保持绝对的隐忍与沉默……在我看来，外祖父这一形象隐喻了瞬息万变的社会风潮背后朴素的民间智慧，是道家思想在群魔乱舞时代对人性的一种滋养与修复。而对民间经验与智慧的重视，亦贯穿了作者之后几十年的文学研究之路。“共名”与“无名”、民间理想主义等当代文学史上重要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均可从作者的人生经历中寻到精神关联。
　　历史不会在各个角落里被完全遗忘，它只是以各种形式，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