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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的一颗催泪弹。”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
漂泊江湖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去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脱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刚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右派生涯
1947年到1950年，马三立纵横京津，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马三立平时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四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是在1961年3月16日的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在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了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却依然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只见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不知不觉间，马三立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自己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积毕生之功，又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
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相声的业内风气日趋庸俗的情况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得合不拢嘴。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
在一份大概写于80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多年来自己真实的一面：“20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20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张茂森摘自《老年博览》）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的一颗催泪弹。”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
漂泊江湖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去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脱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刚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右派生涯
1947年到1950年，马三立纵横京津，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马三立平时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四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是在1961年3月16日的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在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了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却依然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只见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不知不觉间，马三立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自己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积毕生之功，又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
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相声的业内风气日趋庸俗的情况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得合不拢嘴。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
在一份大概写于80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多年来自己真实的一面：“20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20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张茂森摘自《老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