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应该怎么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呢？许多士大夫都坚持要宋英宗称他生父为“伯”，以现代人的观念，确实会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宋朝人来说，这却是必须明辩的政治原则，而且真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辩——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议”。
　　宰相首倡“濮议”
　　赵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甫一亲政，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但其时仁宗逝世未久，不适合讨论崇奉濮王之礼，因此英宗下诏：“须大祥后议之。”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礼一毕，韩琦等人又旧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
　　这明摆着是皇帝与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自告奋勇，奋笔写了一份意见书《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大意是说：濮王与陛下虽有天性之亲，但陛下能够登极，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却是因为继承了仁宗皇帝之嗣。从血缘上说，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却是仁宗之子。建议按封赠亲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国”。以王珪为代表的翰林学士认为，根据礼法，宋英宗应当称濮王为“伯”。时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这一观点，用柏杨的话来说，“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从礼法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自世袭君主制确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继承，一直遵循两条原则：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来没有由侄子继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为父，构成了英宗继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发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议”遂草草收场，追崇濮王之礼的动议暂时不了了之。
　　台谏官再次挑起“濮议”
　　转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礼过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英宗跟吕诲说：群臣反对朕尊濮王为“皇考”，想必是“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吕诲说：没有这回事。想仁宗皇帝“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陛下若给濮邸封爵，谁敢说三道四？但尊为皇考一事，关乎礼法，不能不详议。随后吕诲又连上七疏，要求再议濮王之礼。但英宗没有同意（也许皇帝正在等一个时机）。吕诲又说，既然陛下不采纳台谏意见，那好，我不玩了，我辞职。但英宗又不批准辞呈。气得吕诲暴跳如雷，转而攻击韩琦、欧阳修。
　　吕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范纯仁与吕大防等御史也纷纷上书弹劾韩琦与欧阳修。这大约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宋英宗本人，当然站在执政团队一边，“上意不能不向中书”。但他没有仓促下诏采纳宰相的意见，他还要等。等什么？等曹太后的说法。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给外廷下发了一道手诏：“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并称后。”曹太后深知皇帝与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调解政府与台谏之争，于是便有了这道手诏。接到太后手诏，韩琦、欧阳修“相视而笑”。
　　“相视而笑”的韩琦与欧阳修有点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迎来的是礼官据“礼”力争的反驳和台谏官更凶猛的攻击。这个时候，台谏官的进攻重点，也不再放在皇帝应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上，而集中攻击执政官非法沟通内宫。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台谏与政府已势同水火，不可两立。
　　结局：惨淡的胜利
　　宋英宗问执政团队，怎么办？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陛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良久，决定挽留执政官，斥逐台谏官。不过想了一想之后，又交待了韩琦一句话：“不宜责之太重也。”
　　治平三年正月底，吕诲被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之职，出知蕲州;范纯仁出任安州通判;吕大防免了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任休宁知县。与吕诲被免职同一日，同知谏院傅尧俞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接替吕诲的职务。但傅尧俞坚决不接受新任命，英宗连下数谕挽留，但傅尧俞坚持“求去”。最后，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尧俞为和州知州。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还傅尧俞等人，不获同意，也提出辞职，并连上四封辞职报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准。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濮议”之争，以御史台几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场，皇帝与宰相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称呼父亲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为“皇考”，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为“亲”。又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称亲”也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在“濮议”中争取来的胜利，可谓惨淡。
　　余话
　　为了一个“怎么称呼亲爹”的问题，礼官、两制官、台谏官与执政官争执了一年半时间，连皇太后也卷了进来。不止一个士大夫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辞职，自求贬斥。在“濮议”之争的后期，台谏官的关切重点，从“皇考”“皇伯”称谓的法理纠缠，转移为对君权、相权强化的警惕。
　　如果我们将历史观察的视界拉得更宽一些，把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也纳进入参照系，问题就更清楚了。明朝“大礼议”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议”的重演，只不过部分细节与结局并不相同。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武宗无子嗣，皇太后张氏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选择了与皇帝血缘最近的武宗堂弟、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嗣君，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继位后，在如何尊奉父亲兴献王的问题上，与廷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峙。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坚持认为，世宗以“小宗”入继“大宗”，需要先过继给明孝宗（明武宗之父）为子，以获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朱厚熜则坚持自己是繼承皇统，而不是继承皇嗣，必须追尊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双方争执了三年，最后，朱厚熜顺利追奉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调的五品以下官员，被当廷杖责，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获全胜。这一结局，既是明代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必然结果;而且，皇帝的胜利，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嘉靖朝“大礼议”也是明代内阁制演化的一道分水岭，之前权力相对强健、独立的“三杨”内阁、杨廷和内阁不复出现，阁臣对皇权的依附性在“大礼议”之后更为突出。
　　今天一些自称秉持“自由主义”的论史者，对明代“大礼议”中的杨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热讽，却看不出礼仪之争背后的法理学（道统与皇权之法理关系）与政治学（内阁与皇帝之权力消长）要害所在，未免有点不识大体。（摘自腾讯大家）